圖片是作家野夫拍攝於大理。（圖／楊渡臉書）

2001年和作家野夫相識於北京，那時他正和一群也是六四受難被關過的詩人、作家們，在搞出版，也就是地下書商。

由於六四時，我在天安門廣場採訪，寫了一本《天安門紀事》，我們像一種擁有共同禁忌的「秘密記憶者」，自動就相熟起來。相識的過程也極其簡單，你只要說出當時你在那裡，做了什麼，如何受難，彼此便心知肚明。

野夫本在海南當警察，看了六四，便把警徽交還了，也不顧同仁的相勸，兀自千里單騎，騎了一輛摩托車回到湖北，幫助六四受難者，或逃躲，或流亡，卻不料後來受了湖北作家熊召政的設計陷害入獄。出獄後，眼看湖北找不到工作，無路可走，便決計到異鄉謀生，自此來到北京。他碰上了也是六四遭難的詩人李亞偉等人，在他的介紹下，開始靠寫稿謀生，後來做起了書商。

那時，正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全面向錢看。可是你向錢看，錢不一定向你看，一片開放改革之風，社會風氣丕變。許多如何賺錢、如何經商、華爾街如何致富、經營術、人脈運用術等書籍，乃至於稍有黃色的港台書，各種情色雜書，全面出籠。他們就是趁著這一波熱潮，走上出版之路。

大陸的出版是有管制的。你得有出版社，有國家給的書號，才能出書。問題是，所有出版社都是國營，大都由一些老人把持，難免教條，編輯內容與時代脈動脫節，於是這些年輕生猛的地下書商就有機會了。

他們跟國營出版社買書號，一本約莫人民幣萬把塊（當時薪水還低，物價還較便宜，萬把塊數目已不小了），其餘編輯、稿費、印刷等全部自付，印出來之後，交由各地的「二渠道」發行。

「二渠道」也是地下的。那是有別於全中國唯一的公開發行渠道──新華書店，另外自己做的發行。各地的二渠道書商早有連絡，否則以全中國地域之遼闊，如何發出去？當時交通運輸以火車為主，通過火車的貨運系統運送到各省的主要城市車站，書一旦送達，便發行到各地的小攤販、書報亭、流動書攤等。有些地方，因為關係好，也會流入在地的新華書店。

這些流動攤販根本無法固定結帳，怎麼可能按書的銷售折扣收錢？所以，二渠道書商全部用買斷的。從上游的出版到中間的發行，一路買斷，因此折扣特別低。

在大陸，有一些地下書商的圖書訂貨會，他們約定一個時間，地點則選在某個城市的飯店之類的，書商與二渠道發行商聚集，喝酒聊天。書商把準備出版的書的選題、作者、內容等，做一個簡介，渠道商則看自己的判斷，決定要訂多少。有時，交情好的，或認為要幫兄弟的忙，便會訂得多一些。然後，發給中盤的各省市。各省市再去發給小攤販，一路買斷，以免無法催收帳款。

野夫和這一票大牢裡關出來的兄弟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李亞偉、老家、胖子等等，都是這個路子。他們互相幫忙，賺錢謀生。行有餘力，還可以幫忙受難的兄弟一把。

像劉曉波出獄沒錢生活，他又是一個書生氣的人，不會找生路，也不願白受人幫忙。於是野夫幫他想了一個辦法：做一本書。

他找了王朔和劉曉波對談。談的內容從文學、小說、藝術到文化現象，內容極是龐雜精彩。但劉曉波不能出面具名，他是被禁的作家。於是野夫幫他取了一個無人認識的名字「老俠」，王朔則幫書取一個古怪的書名，叫《美人贈我蒙汗藥》，靠著王朔的大名，書大賣。王朔義氣，稿費分文不取，全交給劉曉波。

這事，若非野夫一手操辦，他自己說出來，誰也不知王朔這個「一點兒正經沒有」的人，竟有這一等一的俠客義氣。（王朔與劉曉波事，精彩萬分，此處所述不及萬一，敬請參閱野夫著作《看不見的江湖》，台灣有出版）

這就是北京的地下出版世界，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我們在北京相遇，酒酣耳熱之際，談著北京的地下書商與出版，便談起台灣的出版。我於是聊起當年台灣年輕人如何看禁書，搞地下出版，開了閱讀風氣，從而打開了一個開放社會的門。

「兄弟，莫說你們現在的地下書商無用，只是賺錢，這個地下社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這大約是我酒後說的。接著又說了幾個台灣禁書的故事。

當然，我們也不免談到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這些禁忌的逐步開放有關。那時，北京友人對民主改革滿懷希望，總期待從台灣找到一些借鏡，或者台灣人努力一點，證明中國人也是可以實踐民主理想的。

便是在酒後的快意中，胡說了一些故事，他們大感興趣，笑說：「你何不寫出來，給大伙兒看看，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

那時，錢鋼正在主編《南方周末》，也有一幫朋友在那裡做事，於是想寫了給他刊登。作用是給大陸的友人打打氣，說明社會的開放總是有一個過程，它不是靠政府施捨的，而是像擠門縫一樣，慢慢把門擠開來，開放社會才逐步來臨的。

於是，我寫了「禁書的故事」，發表於《南方周末》。

這便是這個《禁書的年代》的緣由。

如今，北京地下書商的世界早已風流雲散，夢醒時分，各自流浪到大理、成都、哈爾濱、香格里拉、西雙版納、清邁等地，寫書、寫詩、種茶、談戀愛，亂世流放，只留下記憶中的江湖。

我也以為禁書對開放的台灣社會已是昨日黃花。卻不料，三十幾年後，當年搞禁書的某些人，做地下刊物的黨外人士，如今當了權，竟還想搞查禁書刊，而且用錢用力控制媒體，關電視台。最令人瞠目結舌者，戒嚴下，當政者還知道心虛羞恥，如今是堂而皇之，喊著反共的口號，硬生生把「紅帽子」當血滴子，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沒有兩樣。

於是，我想起這一篇禁書文章，便拿出來和朋友分享。

回顧著禁書歷史，也想想，台灣的開放社會是怎麼來的，還要再回去嗎？回得去嗎？門還可以關得上嗎？

重刊出來也不是想提醒誰「莫忘初衷」，我對權力者不抱期望，而只是想在回顧中提醒自己，和還願意相信理想的人：「哪，你看，戒嚴下都不怕了，現在要重新搞禁忌，那就重來一次吧！」

無論如何，地下社會，比地上世界危險，但有趣多了！

（全文完）

◎原文刊於作者社群平台，經作者同意轉載

《禁書的年代》1：買下第一本禁書
《禁書的年代》2：陳映真和《將軍族》
《禁書的年代》3：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禁書的年代》4：被查禁的金庸
《禁書的年代》5：角落裡的馬克思
《禁書的年代》6：我們來印禁書
《禁書的年代》7： 要不要跟警總打一架？
《禁書的年代》8：約稿，總在貓鼠之間
《禁書的年代》9：《原權會》和《春風詩刊》
《禁書的年代》10：消失的左眼，未曾解開的禁忌
《禁書的年代》11：看不見的江湖──北京的地下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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