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的年代》8:約稿,總在貓鼠之間

By 楊渡 / 2021-01-28 16:28:39 /
白色恐怖
歷史
摘要:

這是一個禁書狂賣的黃金年代。書愈禁,雜誌愈禁,愈好賣。特別是在重慶南路的小小攤子上,你只要多去幾次,老闆就會從書報攤的下層裡,抽出幾本雜誌,或一本書說:「剛被禁了,要不要?」


寫完陳文成的故事之後,林世煜曾希望我進去《深耕》當編輯。然而這時我暑假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坑裡的黑靈魂》被另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採用,他們希望我進去當編輯,寫作報導文學。

雖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優渥很多,但我終究覺得寫作報導文學比較適合自己的興趣,決定進入《大地生活》。

xxx圖片是《大地生活》最後一期雜誌,作綠島三十年政治犯專題。此期刊出三十年政治犯名單後,逼得政府承認,才開始釋放。封面的反白素描,以及大地之歌的畫作,都是吳耀忠的作品。(圖/楊渡臉書)

一九八○年代初,黨外雜誌一共有三個,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由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許榮淑的《深耕》,由林世煜任總編輯;和《大地生活》雜誌,由汪立峽任總編輯。每一本雜誌的編輯都不多,寫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約來的稿子。

由於司馬文武出身中國時報,有不少記者的人脈,《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記者匿名寫的。戒嚴時期有一個特色,是記者知道許多內幕,但報紙上管制太嚴,無法刊登,於是就有不少記者在外面寫稿子。某些政府人事、權力鬥爭內幕、警總準備發動圍剿某文化人的內幕等等,都是靠著記者透露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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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也有一些記者來寫稿,但主要是一些年輕人寫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則以報導為主,當時正在如火如荼的搞老鼠會的調查報導,受害人的電話不斷湧入。政府也被迫展開調查。而它的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包括小說家陳映真、歷史研究者王曉波等,都是長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陳映真礙於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總派有專人在監視他,所以一律以筆名發表,每一期都要換一個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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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很有趣,這些雜誌當時都是被監聽的,所以大家就養成一個習慣:約作者見面的時候,都不說什麼事,而只是說出來喝一杯咖啡。而記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記者如果有稿子要交,會從公共電話打進來,也不說名字,你得從聲音判斷他是誰。他也不說什麼事,只是說:「你要吃的東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嗎?」有時候我會故意說著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對方笑起來。

「好啊。那我下午過去喝一杯吧。」

這種遊戲玩久了,似乎沒出什麼事,只是仍會有疏忽的時候,一不小心把名字給講出來了。如果是這樣,大家就開始聊些無謂的事,以示沒有什麼內情。但是如果碰到敏感的題目,寫作者一定會要求保密,以避免被追查。如果碰面,一定左顧右看,尋找有沒有「抓扒仔」(特務)在旁邊跟監。

當然,周瑜開的紫藤廬是大家最常見面的地方,那裡最安全。那時周瑜正著迷於茶葉,喜歡和老龔(龔于堯)拼茶。二人分別往鹿谷、廬山一帶,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好的茶。而有些茶,山上的農民做得還不夠精細,就帶回來自己再加工一番,好讓它的本質更好的發揮出來。再把各自認為的好茶,泡出來拼一拼,看誰的好。

總之,從鼻子的香氣、舌尖的氣味、停留口中的溫潤、到喉韻如何,所謂「色聲香味觸法」都非常講究,一一品評。我記得有一個下午,二人相約拼茶=力各帶了自認今年找到的好茶,連了兩泡都不分勝負(當然分不出勝負,誰也不服誰),接著連拼了三泡,總共喝了五、六種茶。我算看客,跟著品頭論足,用盡各種文學形容詞去描述口中的感官,繼續騙茶喝。他們拚命泡,我拚命喝,最後竟喝到胃部虛空,兩鬢發酸,全身無力,手部微麻,身體有如醉酒,手腳不聽使喚。唯有意識,竟無比清醒,甚至更為敏銳。再輕微的聲音,都聽得一清二楚。他們說,這叫「茶醉」。

是夜歸去後,直到半夜,整個人都處於亢奮狀態,無法成眠。後來才知,「茶醉」唯有以酒來解,起來喝一大杯高梁或威士忌,讓極端敏感的神經鬆弛下來,人麻木就好了。

當時辦黨外雜誌既緊張壓抑,大家偶而會喝酒取樂,放鬆一下。黨外雜誌也只有三個,都是月刊,有時這個雜誌出刊被禁,就請另一家慶祝,第三家作陪。三家輪流,倒也其樂融融。有一段時間,大家喜歡上故宮對面山邊的土雞城,吃三杯雞配啤酒,坐在野外亭子裡喝酒吵鬧,唱歌划拳,直喝到半夜,還兀自鬧酒。

平時文質彬彬的司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一張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對著嘴巴直直倒進去,號稱當場就乾。然而圖一時豪氣,卻喝得腹脹無比,痛苦不堪。

當時大家皆自認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黨外雜誌,警總早已留下記錄,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眾人習慣逞英雄,自稱喝啤酒似乎不會醉,只是不斷上廁所,眾人笑稱那是「荼毒卵鳥」而已。

後來因《大地生活》經營不善,遂停刊。《深耕》後來發動統獨論戰,圍剿陳映真和「大中國意識」,《八十年代》的康寧祥被新潮流系批為「雞兔同籠」中的妥協派,逐漸沒落;而《前進》雜誌則在林正杰的主持下,打著更迅速的新聞週刊模式,開始崛起。而鄭南榕則開始經營《自由時代》系列週刊,他申請了好幾個以《自由xx》命名的刊物,禁一個,換一個,反正「自由xx」,風格一致,民眾自會認識。但黨外一些朋友警告我,要小心他:「他有可能警總的人,要不然為什麼別人申請書刊,都出不來,他一次可以申請六七個,其中必有緣故。」

「其中必有緣故」出自布袋戲《史艷文》的台詞,說這話要有一點神秘的樣子,以意味其中必有陰謀。這種耳語,在那年代特別有效,所以鄭南榕像是獨行俠,話愈講愈激烈,但黨外還是沒什麼人敢理他。誰知後來他竟在解嚴後,還因為自焚,變成「言論自由」的烈士。大家普遍認為,這得感謝他的太太。因為,葉菊蘭是某知名廣告公司的副總經理,懂得如何宣傳行銷。一個「言論自由、台灣獨立」的烈士神主牌,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總之,這是一個禁書狂賣的黃金年代。書愈禁,雜誌愈禁,愈好賣。

特別是在重慶南路的小小攤子上,你只要多去幾次,老闆就會從書報攤的下層裡,抽出幾本雜誌,或一本書說:「剛被禁了,要不要?」(未完待續)

◎原文刊於作者社群平台,經作者同意轉載

《禁書的年代》1:買下第一本禁書
《禁書的年代》2:陳映真和《將軍族》
《禁書的年代》3: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禁書的年代》4:被查禁的金庸
《禁書的年代》5:角落裡的馬克思
《禁書的年代》6:我們來印禁書
《禁書的年代》7: 要不要跟警總打一架?
《禁書的年代》8:約稿,總在貓鼠之間
《禁書的年代》9:《原權會》和《春風詩刊》
《禁書的年代》10:消失的左眼,未曾解開的禁忌
《禁書的年代》11:看不見的江湖──北京的地下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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