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關台事件」與其說是一場「新聞自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聞自由」發展的新的機遇。（圖／中天新聞）

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上個世紀七、八〇年代，為了適應美國東亞戰略的更迭，服膺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經貿秩序，與南韓、菲律賓、印尼…..等東亞周邊國家一起被有意識的打造出來的。這種自上而下帶有外造性質的民主化改革，人民群眾永遠只是政治動員的對象，一旦支撐它的外在框架被拆除了，就很難避免因權力的侵蝕而逐漸崩塌。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從促轉會、黨產會、NCC等獨立機關的黨派化，到以「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等司法手段遏制兩岸交流，以「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為由否決中天換照，再到近日以違反「食安法」移送揭發萊克多巴胺具有神經毒性的蘇偉碩醫師…….，蔡英文政府一連串「沒收民主」、箝制言論的恣意妄為，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許多目睹台灣民主政治崩壞的黨外民主運動人士，內心世界的糾結和沈鬱可以想見，那是近半個世紀，整整兩代人血淚盡付流水的情何以堪。近日來，包括張俊宏、林正杰、楊祖珺…等曾經活躍於黨外民主運動的前輩紛紛重上火線，譴責蔡英文當局箝制新聞自由的法西斯行徑，並質疑當前的民主進步黨已經被「異化」，根本沒有黨外時期的「民主DNA」，是一種黨國威權的復辟。對這些民主先進來說，如果選擇就此噤聲，餘生勢必被禁錮在自己良心的囚牢。

問題是，台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就在於地緣政治作為外部因素，往往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點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執政者的政策選擇，考慮的往往是如何與外部地緣政治變遷相適應，而不是根據內部條件與自身發展需要。因此，與其在現象面聲嘶力竭的聲討民進黨「質變」，不如直接穿透問題的根本，致力於揭穿台灣作為美國「新殖民主義屬地」的政權性質，並防止掌權者在霸權力量的默許下，再度利用「反共國家安全」的冷戰意識形態來擴張權力，戕害民主。

導源於西方啟蒙運動的現代民主體制，向來把「自由」視為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強調每一個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自己生命，保全自己天性的「自然權利」。而不受阻擾不經行政部門事先審查而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正是這種「自然權利」的表現形式，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實現，「沒有新聞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會成為泡影」。遺憾的是，上述這種帶有古典自由主義色彩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只是在理論上存在，在現實中並不可能實現。

「新聞自由」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是現代市場法則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反映和折射，基本上符合西方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對封建貴族以及專制國家權力的鬥爭需要。但作為一種社會現實，它更深刻地植根於特定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受到國家權力以及資本意志的制約。新聞媒體的商品化經營需要龐大的資金投入，就算它表面上獨立於國家之外，也不可能獨立於資本，而民主選舉的制度設計又往往將政黨與資本捆綁在一起，雙方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是互為表裡。因此，主流媒體幾乎都不可倖免的打上了政黨鬥爭的烙印，而廣大的勞動階級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從來都被屏蔽在形形色色的「言論廣場」之外。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的「新聞自由」從來都不是人人得以平等享有的普遍權利，有的只是資本的特權。只有當執政者的意志與資本集團的利益產生分歧，甚至上升到對抗關係時，它才會作為政治奪權的工具，短暫的走上歷史舞台。更多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國家機器、資本與主流媒體」三位一體。特別是，只要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名義，當權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將行政部門的黑手伸入媒體，或通過司法途徑箝制言論。在他們的眼底，所謂「新聞自由」，就是執政者通過政府預算與政策優惠收買媒體、組建網軍、攏絡作家學者來炮製「輿論」的自由。他們只願意聽見自己的聲音，也心知肚明他所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卻動員一切可能的資源與手段，將主流媒體甚至網路世界構築成為一道迴音牆，讓人民耽溺其中，並誤以為聽到的是自己的發聲。

坦白說，抽象的「新聞自由」在台灣不曾一刻存在過，所謂「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只不過是一個假象。軍事戒嚴時期，在國家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架構下，台灣被編整在美國所一手主導的新殖民主義東亞分工，走上依附性發展的道路。在這個階段，民營資本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對黨國體制的扈從性，以及服務於跨國公司資本循環的買辦性，基本上沒有獨立的政治人格，當然也就談不上爭取「新聞自由」，有的只是為數極少的現代主義知識菁英，希望用美國的形象來改造台灣社會的空谷跫音。

解嚴後，一段時期表現得生機活潑的言論市場，基本上是在黨國體制解編過程中，代表不同資本型態之間的政治角力，主要是表現為民營資本集團想假手民主改革，搶佔黨國資本在重化工業、金融產業和交通電信事業的戰略高地，以及放鬆對外投資的外匯管制。可惜的是，這樣的「言論假期」為期甚短，而且結局早已寫定。九〇年代末期，在資本全球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的國際背景下，黨國體制就半推半就的退出歷史舞台，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結局，並不是他們所宣稱的「新聞自由」，而是「國家、資本與媒體」三位一體的聯合壟斷。

近日來，吵得沸沸揚揚的「中天關台事件」，表面上是有關「新聞自由」與「新聞倫理」的較量，其實是一場涉及台灣社會未來發展路徑的路線之爭，是執政者的「國家意志」與資本尋求自身發展的意志相背離，矛盾尖銳化的體現。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的用一種絕對化、抽象化但在現實上並不存在的「新聞自由」，來批判執政當局運用國家暴力箝制言論，侵蝕民主，恐怕只是看到問題的表象而已。

蔡英文當局為了遂行「台獨」，一方面通過與美國沆瀣一氣的「反中」、「抗中」來鞏固其新殖民主義政權的合法性；一方面通過所謂「國艦國造」、「產業紓困」等政策手段，重新建構依附政府財政挹注的「扈從經濟」。所謂「聯美抗中」，基本上就是利用中美對抗的新形勢，企圖走回「反共國家安全」的老路。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所創造的巨大的民族市場，提供台灣產業資本進行民族資本轉型，從而走向自主發展的契機。民進黨藉口「國家安全」進行黨國體制化，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新殖民地買辦政權，遏制本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回歸的最後一搏。極端「反中」，將台灣導入準戰爭狀態，就成為箝制新聞自由的合理依據。在戰爭時期，箝制新聞自由就是通例，而不是特例。

大眾媒體具有社會輿論流通和中介作用，任何個人的經驗和思維，只有通過媒體傳播，才能轉換成社會群體的普遍經驗和共同意識。任何一個箝制新聞和出版自由的社會，都要面臨執政者的意志與人民生活的實際經驗與意識相背離，甚至整個社會意識碎片化的後果。從中天新聞被迫關台，以及轉換到網路平台所瞬間爆發的高人氣與巨大能量來看，「中天關台事件」與其說是一場「新聞自由」的悲劇，毋寧說是「新聞自由」發展的新的機遇。在執政當局的國家意志與資本的利益相對抗的間隙中，讓我們看到藉由自媒體網路平台，一場擺脫資本與國家支配，由人民群眾所領導的「新聞游擊戰」，或許才正要開始。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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