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那場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上）

整頓中上學校學風

四月六日清晨的逮捕行動結束以後，陳誠特別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的身份，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他說：「台省學風，向甚淳樸，惟近來台大及師院有少數外來學生，迭次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甚至搗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凡此種種違法干紀之行動，絕非學生所應為，本部為維持公共治安保障大多數純潔青年學生起見，經查報確實，業將首謀者予以拘捕，依法處理中」；接著，他又向「社會各方」說明，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此種措施，為青年前途及本省前途計，實出於萬不得已」；最後，他再度警告說：「學風之敗壞，自非一朝一夕，政府與學校當局，及學生與其家長，均難辭其咎，政府整頓學風，已具決心，尚望今後各方皆能善盡其責，務使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

四月七日當天，作為官方喉舌的«中央日報»，除了刊登陳誠的「聲明」全文之外，也刊載了一篇批判學生、擁護政府，題為«法紀與治安»的短評。首先，它說：「在全國動亂的局面下，臺灣至今仍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省分。這誰也不能否認是臺省全體人民的幸福。」它認為：「臺省之所以比較能保持安定，並在安定中求經濟的發展，謀民生的改進，一半誠然是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民情純樸，法紀較易維持，治安較易確保的原故。」而「維持法紀，確保治安，是全體人民的要求，也是政府的責任。沒有一個求安定的人民會贊成妨礙治安的舉動，沒有一個政府應該容忍破壞法紀的陰謀。……」但是「不幸近來有少數學生，竟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進而擾亂治安，破壞法紀。」短評強調：「這種情形，如果聽任其發展，臺灣的安定，便將毀損無遺。」因此，「為著全省人民的福利，省政當局遂以必要的措施，來抑制這種不良風氣。」

最後，短評呼籲全省人民，支持省政當局這種「不得已的」措施；同時，它也「竭誠盼望，大部份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以人民的要求為要求，不要隨風附和，為人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而它「更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重建純樸的學風。」

從陳誠的「聲明」與中央日報的「短評」內容看來，官方顯然是把這次的大逮捕行動，定性為主要是針對「少數」所謂「受到京滬等地帶來的囂張風氣之傳染，屢次鼓動學潮」的「台大及師院外來學生」；也就是彭孟緝在上述訪談中所說的「職業學生」、「共產黨」。

另外，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也在逮捕行動之後，以同樣的理由，電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同時還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學校：「務希剴切告誡學生，安心求學，不得再有越軌行動，違者應由該校開除學籍，政府亦必加以有效制裁。」

就在陳誠的「聲明」發表以後的當天下午，立刻就有部份據云對於台北「學潮」「甚感憂慮」的學生家長，在中山堂集會，「討論如何協助政府整頓校風」。並於四月七日，以「台北市各級學校家長會」的名義，聯合發表，除了表示「對於當局此種不得已之處置，深為同情」之外；並希望在校青年「均能體念時艱及政府苦衷，各安本位，努力學業，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毋他求」；尤望全體家長「對於子弟嚴加管束，時予訓誡，一切囂張言行，皆宜勸阻，毋令流為越軌行動」。

同一天，作為台灣民意最高代表機構的台灣省參議會，針對學生被捕事件，也發表了四點書面談話，表明態度：

一、本省過去學風，頗稱淳樸優良，光復後仍保持此種敦美風氣，年來因內地戰禍瀰漫，各省學生均紛紛來臺就學，其間不無摻雜極少數輕率份子，不時鼓動風潮，行動逾越常軌，致使素稱社會安定之臺灣，亦感不安，多數臺灣學生，亦被捲入旋渦，深表遺憾。

二、目前國步艱困，政治未上軌道，經濟波動，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青年學生亦屬如此，本會對此素極關懷，本省學生向極純潔，甚望共守秩序，度此難關，在此較安定環境中，運用理智，檢束自己，並盼各家長教導子弟，安心求學，以冀將來造福人群。

三、關於此次政府所拘捕之學生，其屬於善良者，希迅予訊明釋放，其確有違法者，亦盼依照法律途徑辦理。

四、國立臺灣大學，三年來更換校長四次，而省立師範學院，自去年迄今，尚未派定專任院長，當局不無失當與疏忽之處，此後政府除整頓校風外，應特別確立人事制度，謀校長教授工作之安定。

四月八日，臺灣省教育會也緊跟著發表「擁護整頓學風」的，宣稱：「臺灣教育發達，學風淳樸，……但近年以來，少數學生習於澆薄，每藉細故，鼓動風潮，由小而大，而漸及深，起初只是搖旗吶喊，口講筆畫，最近更聚眾要挾，目無法紀，以致學風敗壞，研讀的風氣一天不如一天」；該會認為，此種學風「如不速加整頓，不僅廣大青年的學業被犧牲，社會治安受影響，而在此環境中薰染出來的青年，是否能成就擔當國家未來重任的健全國民，頗堪憂慮。」因此，「站在愛護臺灣教育，愛護青年前途的立場，」他們認為省政府「最近決心大加整頓，採取斷然處置」的措施，「實屬必要。……」

陳誠的兩手策略

為了有效地「整頓學風」，陳誠除了一手採取強硬的逮捕政策之外，同時也另一手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大和師院兩校的教職員。

首先，在四月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的省府第九十三次例會上，他以省府主席的身份，對臺灣今後的教育，作了三點指示：

一、教育計劃應該和施政方針配合，以解決學生出路問題。

二、設法改善教職員生活，使能安心教學。改善辦法包括：配售各校教職員家屬米、煤、油、鹽、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加發職務加給與研究費等。

三、各校學生務須嚴予管教，定期招生，嚴格考試，並須有家長保證。

四月九日中午十二時，陳誠又在中山堂光復廳邀集台大教授餐敘，傅斯年校長、鄭通和訓導長、各學院院長及科系主任、教授等一百七十餘人出席。餐後，陳誠首先致詞表示：「此次整頓學風，承各位諒解協助，實深感謝。此種舉措事非得已，殊深歉憾。吾人之共同出發點為愛護青年，使大多數學生皆能安心讀書，故決定將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以公開方式與不流血方法，依法迅予處理，以免影響大多數學生之課業。以後希望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否則政府為貫徹整頓學風之決心，對於不良份子，仍非繼續法辦不可。」

陳誠批判了「幾個首謀不法學生」之後，接著，他又表示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的生活，他「以堅定的口吻」說：「最近期內決定配售生活必需品，先從教職員家屬做起，同時加發教職員之職務加給及研究費。」

最後陳誠並簡略地說明本省的經濟情形。

陳誠的致詞結束以後，先前住宅被搜查過的台大教授會代表蘇薌雨，立即起來答謝，同時表示：「此次少數學生，行為不法，事前未能加以管教，深感歉疚。」接著，工學院長彭九生、訓導長鄭通和及傅斯年校長相繼起來致詞，他們一致表示：「贊同政府整頓學風，惟希望被捕學生除行為不法者，即予依法辦理外，其餘早予保釋，對於各校實際困難問題，亦望能協助解決」等等。談話一直到下午兩點結束。

台大的教授們擺平之後，兩天後（四月十一日），陳誠接著又在同一時間與地點宴請師院教授；一共有劉真院長及各科系教授九十餘人出席。陳誠在即席致詞時同樣表示：「整頓學風實非得已！」並且強調：「師院為本省最高師資訓練機關，學生不法行為，如不嚴加糾正，則畢業後何以為人師表」；最後，為了安撫教授們，陳誠同樣表示，他非常關切各校教職員生活之艱苦，並且同樣「以堅定的口吻」說：「除加發教職員之職務加給及研究費外，決於最近期間配售實物，以期逐漸改善教職員生活。」

香港《大公報》與島內學生的聲援

從當年島內各大報的報導看來，輿論顯然是一面倒地批判台大及師院的「少數外來學生」；只有遠在香港的«大公報»，在四月九日，通過「台北通訊」的方式，以為題，報導了從「三月二十一日學生被警察無理毆打」起，一直到「四月六日清晨」大逮捕的「四六慘案」經過。

《大公報》的報導提到：當師院學生數人被警備總部派出的大批軍警「架走」以後，「有百餘同學自願與被捕同學共患難，分乘六輛警備車而去。新生南路台大宿舍學生為反抗這種無理迫害，曾與軍警衝突，一說學生三人重傷身死，但因附近交通隔絕，無法證實。公園路台大宿舍內則歌聲嘹亮，一次又一次地交熾著堅決的呼喊『團結就是力量！』『為人權自由奮鬥！』武裝軍警堅持要交出被拘學生，直到深夜，四處仍緊密包圍，交通斷絕，甚至台大教授蘇某[28]等住宅亦被無理搜查。」

除了遠在台中的幾名農學院學生之外，我們更看不到，島內有任何聲援學生的言論或行動，公開出現。

當台中農學院的學生聽到「四六慘案」的消息時，「群情激奮」。一個下著小雨的深夜，福建莆仙籍的農經系女學生薛秋帆，與進步學生社團«便當»社同學呂從周(高雄縣人)、秦長江，摸黑到學校「民主牆」，貼上寫著大字的標語：「抗議當局逮捕學生的反動暴行」，「支援台大、師院同學的正義鬥爭！」

第二天，這些抗議標語在學生間引起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學校當局也感到十分震驚。

第三天晚上，大約九點左右，正當薛秋帆、呂從周及秦長江與一批同學在宿舍樓上討論如何支援台北兄弟學校同學的鬥爭時，忽然，有名莆仙籍的台大學生跑來通知薛秋帆說，台北形勢緊張，要她也趕緊離開。台中農學院學生的聲援行動，因而也才停頓下來。

師院學生的營救行動

四月六日早上十點左右，住在師院第二宿舍，倖免於被捕的原師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主席前身)的陳玉成，立刻與同學林慶清、黃旭東，共同組織了「四.六事件」營救會；並由陳玉成擔任主席，林慶清、黃旭東為委員；並由匡介人擔任聯絡人，負責與台大營救會的聯絡人匡敏聯繫。

據報載，「台大『四‧六事件』營救委員會」是在四月八日組織的；當天，台大和師院兩校學生，採取休課行動，以示抗議；但教授仍照常上課。兩校學生也相繼集會，討論營救事宜。

「師院『四‧六事件』營救會」決定：由主席負責對外聯絡，發動募捐，進行慰問；陳玉成打聽到被捕同學關押的所在後，立刻陪同師院教授王德昭、謝似顏及黃肅秋等人，前往拘留所慰問被捕同學。另一方面，他們也決定先印發傳單，揭露、控訴陳誠迫害學生的罪行真相，呼籲社會各界人民聲援。這份«為陳誠(國民黨)迫害台灣學生告全國同胞書»，由黃旭東負責起草，並在與第二宿舍「隔一條街道」的和平(東路)教會，秘密刻印；印好以後，交由薛愛蘭、李德育……等同學負責分發和郵寄各地。

四月九日，校園裡頭就開始秘密流傳著一份由「台灣學生控訴『四五暴行』聯合會」署名發表的、控訴陳誠暴行的«告全國同學同胞書»：

同學們！同胞們！

戰犯和劊子手們剛在南京製造了「四一慘案」，接著便在台北市演出了「四五暴行」。四月五日晚上十點鐘時，反動政府動員了大隊的軍警憲包圍和平東路的師範學院宿舍和新生南路與公園路的台灣大學宿舍，荷槍實彈封鎖交通，如臨大敵。包圍以後即分頭衝入，要求交出所謂「黑名單」上的學生。同學們因為這些學生們正是最善良、最能為同學謀福利的人，拒絕交出。武裝的匪徒們乃持木棍鐵尺，衝入房內，並開槍示威，同學們赤手空拳被打得頭破血淋，結果師院捕去二百餘人，台大被捕去四十餘人，都綑綁上銬，途中棍拳交加。同學們被捕時在卡車上英勇地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歌子。有很多人是自動爬上卡車，願意陪伴被捕同學的，旁觀的人民都搖頭嘆息，婦女有流淚者。

同學被捕後大批武裝人員仍舊駐在宿舍內，翻箱倒篋恣意搜查，自來水筆手錶鈔票，大都易手。迄八日晚封鎖仍未解除，被捕的二百餘人，仍舊拘禁在警備旅內。戰犯陳誠更於六日發表強詞奪理、歪曲事實的談話，並令師範學院停課，聽候整頓。御用參議會非但不能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為人民講話，反幫著反動政府，甘心作幫兇的工具。

同學們！同胞們！反動政府於一夜間，非法逮捕二百餘大學生，並濫施非刑，軍警封鎖達三天之久。這種暴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中所未有，而在「光復」三年後的今天乃見之。

同學們！同胞們！我們不用抗議，我們不用呼籲，向劊子手和幫兇們抗議和呼籲有什麼用呢?我們要控訴，向全省、全國、全世界的正義人士們控訴，大聲地控訴這種非人的暴行，我們要把憤怒深深的埋在心頭，等到最後一次的爆炸。

後來，薛愛蘭寄給在大陸某大學就讀的弟弟的那份傳單，被特務郵檢發現；因為信封上署名「蘭」寄，他們就由此認定寄信人一定是女學生，於是清查台大和師院兩校的學籍資料；然後包圍師院女生宿舍，進行大搜查，先後逮捕了薛愛蘭和李德育。她們兩人被捕以後，始終供認傳單是在路上撿到的，從未洩露過營救委員會和傳單的撰稿人、印刷場所等。另據«南洋商報»駐台灣特派員蘇菲在«台灣魔窟歷險記»的報導，李德育在同年十月三十日，被秘密殺害。至於薛愛蘭的下落，至今仍不清楚。

師院的整頓過程

四月六日當天，台灣省政府即「鑑於近來各校迭有少數學生，行為不法，妨害公共治安殊極，而校風之敗壞，尤以省立師範學院為甚」的理由，以「卅八卯魚府字綜機字20252號」電，電令師範學院：「即日暫行停課，聽候整頓，所有學生應變一律重行登記，再行定期復課」；以便「澈底整頓」。同時要求「該校轉知全體教職員暨各生家長，仰體政府整頓教育之苦心，約束學生安分守法，不得再有越軌行動。」

四月七日，臺灣省當局為表明整頓本省學風之決心，組織成立了「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委員包括：省參議會代表，臺北市參議會代表，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臺北市長，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明(台籍企業家)，劉真，陳蔡煉昌(師院國文系教授兼訓導主任)，謝似顏(體育系主任)；並指定劉真為主任委員。

與此同時，臺灣省政府也發表師範學院院長的任免令：

一、兼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請辭兼職，應予照准；

二、聘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真，暫行代理師範學院院長。

四月八日，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在省主席「儘速召開會議」的要求下，由主任委員劉真主持，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包括：游彌堅(臺北市長)、周延壽(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劉明、謝東閔、陳蔡煉昌、謝似顏…..等；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列席。

會議作了五項決議：

一、請「劉兼代院長」即日接事，並執行該會決議事項；

二、確定「以學生為對象」的「整頓範圍」，以及「暫以約二星期為整頓期間」；

三、關於「學生學籍重行登記」事宜，由謝東閔請教育廳負責，于本學期內草擬「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新登記辦法」，經該會通過後，呈請省政府核定施行。至於「不予登記之標準及名單，以及重行登記手續」，由劉真與謝東閔研究後，提經該會商討決定之。

四、該會的開會地點可臨時決定；印信則請省政府刻製頒發。

五、該會的辦公人員由省政府教育廳及師範學院調用。

四月十一日，劉真接長師範學院。當天，陳誠在中山堂邀宴師院全體教授。說明「整頓學風實非得已」。

四月十三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訂定「學籍重行登記辦法」，經甄審合格者始得重行取得學籍。

四月十六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的第一天，總計有二百二十四人登記。

四月十九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公告，五月一日可正式開學。然而，據報載，師院宿舍雖已開放，但是返宿的學生卻僅及原來人數的五分之一；而且，這些學生都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四月二十五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截止。

五月十日，當「人民解放軍」渡江以後，又有一個署名「台灣全省大中學生聯合會」的地下團體，針對「四六血案」，發表了一份題為的宣言，全文如下：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

當人民解放軍就要徹底解放全國人民於苦難的今天，國民黨反動政府戰犯陳誠正在加緊進行剝削殘害我台灣人民，掠奪我台灣所有資源，企圖建立反動的最後堡壘，反抗全國人民到底。為了壓制我同學正義的呼聲，到處利用流氓特務的恐怖手段橫加迫害。「四六」血案發生以後，這批在人民審判下落魄逃亡的奴才，更瘋狂地大批逮捕虐殺我大中學生，接著整頓學風，師範學院橫遭解散，全省各地學生相繼失蹤，紛紛被迫離校逃亡。文化流氓傅斯年、靠豢養特務起家的陳雪屏、鄭通和以及陳誠的忠實走狗劉真之流，狼狽為奸，大加獻媚主子，想繼承法西斯匪徒的衣，對我台灣學生加緊壓迫奴化，甚至挑撥省內省外同學間感情，收買少數敗類，勾結美、日帝國主義，作著賣身投靠的無恥勾當。

同胞們！在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我台灣人民五十一年中，血腥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慘痛的。光復三年多來，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特務槍桿子的統治下，我們的回憶是更加沉痛啊！

但是，歷年來全國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和一切解放運動給了我們莫大的鼓舞和無比堅強的信念。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拯救我台灣文化教育於淪亡，我們台灣十萬大中學生只有在學聯的組織下，團結一致，加緊學習，為台灣的徹底解放而奮鬥，為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向前！

今天，從遼遠的海島上，在我們十萬大中學生的大團結下，我們含著滿匡眶興奮的眼淚，悲壯地發出了迎台解放的呼聲，我們正熱切地需要著全國同胞的鼓勵和援助！

五月中旬，師院方生讀書會會長陳澤論和學生自治會秘書長鄧傳青，離開台灣，到了廈門時，他們又印發了一份題為《為「四.六事件」告全國同胞書》。

可惜！這份珍貴的歷史文件並沒有保存下來。

原文出處：藍博洲。2000。《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臺中：晨星出版社。

被遺忘的那場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上）
被遺忘的那場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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