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領導世界的權力常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至少華盛頓的人們這樣認為。美國在二戰後的七十多年中，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這二三十年來一直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而大多數美國人不希望這一角色被中國所取代，因此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美國人民用選票將川普投出白宮，而讓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拜登上台，那麽美國就可以如拜登在2020年3月4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刊登的文章中所宣稱的那樣重新領導世界。

拜登的如意算盤能實現嗎？

拜登提出了兩個理由來解釋為什麽美國應該獲得這一特權地位。第一是世襲性的：過去70年來，不管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總統當政，美國都在制定規則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這些規則促進了集體安全與繁榮。也就是說，美國現在應該領導世界是因為它過去曾經有效地領導過世界。但是，在冷戰時期，美國也幹了不少不光彩的事，如介入其他國家的選舉事務達63次之多。70年前，美國的GDP大約占世界的50%，如今大約只占七分之一。如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歐盟大約與美國並駕齊驅，而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新冠疫情將擴大這個差距。因此「領導地位」這個詞所假設的權力層級至少在經濟上已不復存在。

拜登的第二個理由是道德上的。正如他在2017年所寫的：「其他國家追隨我們的腳步，因為它們知道美國不僅僅是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且還努力促成所有人的願望。」但是，我們很難全面考察美國近幾十年來的行為，也很難找到其對全球福祉的特殊承諾。根據布朗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美國在「911」事件後發動的戰爭已經造成3700萬人流離失所。甚至在川普入主白宮之前，美國就已經拒絕批準禁止地雷、集束炸彈和核試驗、規範全球軍售、保護海洋、允許起訴種族滅絕和戰爭罪以及保障婦女、兒童和殘疾人權益的國際條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批準了所有或幾乎所有這些條約。沒有任何別的國家拒絕所有這些條約。

在這一系列不遵從行為的基礎上，川普又讓美國退出了一系列國際協議和組織，如《巴黎氣候協定》、《伊核協議》、《跨太平洋夥伴協議》、《開放天空條約》和《中導條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這不是一個有權領導全球的國家應有的記錄。

但是，國際合作並未在沒有美國發號施令的情況下崩潰。在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後，沒有一個簽署國跟進。相反，歐盟、中國、日本和韓國最近都承諾，最晚到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今年夏天在川普政府威脅要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後，法國和德國承諾將增加出資。

世界不需要美國發號施令

美國參與全球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大多數時候，美國為這些努力服務最好的方式是遵守規則而不是發號施令。

選擇夥伴關係而不是領導地位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不太像美國。但這正是大多數美國人所希望的。20年來，蓋洛普咨詢公司一直在問美國人，美國是應該在世界事務中承擔「領導角色」、「主要角色」、「次要角色」還是「根本不承擔角色」。選擇「主要角色」的基本總是排在第一位。今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的一項調查問美國人，他們希望美國發揮「主導」還是「共同」的領導作用，選擇「共同」的以幾乎3:1的優勢占了上風。

普通的美國人並不像拜登所說的那樣，認為美國必須總是「坐首席」。外交精英經常詆毀反對美國必須居於世界首位的民眾為孤立主義者。但是，在美國國內為爭取正義而站在第一線鬥爭的勇者，對於外交政策傳統卻持不同的看法。

在1967年反對越戰的演說中，馬丁路德博士稱美國政府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暴力傳播者」。他堅稱，這樣的政府不應假裝「它有一切可以教導別人的東西，卻沒有任何可以向別人學習的東西」。馬丁路德說，美國不應尋求主宰世界，而應該表現出與世界「團結」：首先，應減少製造全球苦難；其次，應與其他國家一道與「貧窮、不安全和不公正」進行鬥爭。

拜登團隊應該把團結而不是領導地位，作為與世界接觸的口號。這樣一來，他們才會承認，雖然美國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但它的首要義務——尤其是在川普時代令人憎惡的作為之後——就是停止帶來傷害。

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迷思

若要美國恢復在世界的建設性角色，需要的遠遠不止宣稱「美國重返」或者撿拾起前川普時代的戰略。美國必須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轉變。這種國際地位的轉變，需要國內也隨之作出調整。

美國的國內政策表現難以說明其是國家有效治理的典範。在38個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美國的社會公正程度排名第27位。經濟平等水平40年來持續下降，同時，體系性種族主義玷污了美國在世界上作為民主、正義和法治捍衛者和楷模的形象。

權力政治學派教父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強調「集中精力…在國內建立一個…能夠成為其他國家榜樣和仿效對象的社會」的必要性。2020年5月24日，《紐約時報》刊發長篇報導指出，2019年，只有17%的美國人表示他們相信聯邦政府能正確履行職能。想想看：如果只有17%的美國人信任政府，那麽其他國家有什麽理由相信美國？

美國在新冠疫情中作出的反應使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度更進一步下降。截至12月15日，美國確診病例已超過1654萬，死亡人數超過30萬。已經超過越南、波斯灣、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身亡人數的總和。美國廣播公司和益普索集團（IPSOS）9月20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9%美國人相信政府能確保疫苗的安全有效。如此，世界上又怎麽會有人相信美國擁有全球領導力？

各懷鬼胎的「民主峰會」

美國本可以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發揮與20世紀相媲美，且與21世紀相適應的全球領導作用，例如與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通力合作，並允許他國根據它們的想法和能力發揮一定主導作用。誠然世界衛生組織需要改革，但美國不應懲罰性地退出，而應當效仿中國、德國和法國的做法，通過增進合作和投入資金，為建立更強大和更獨立的世界衛生組織權威提供廣泛支持，採取建設性的行動推動變革。此外，多年來一直讓其他國家向自己學習，現在，到了美國向其他國家學習的時候了。

儘管美國不會永遠，也不應該永遠坐在談判桌首席，但新冠疫情已然暴露一個事實，即美國現在甚至不在談判桌前。美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並不理所當然地領導世界，並應當在國內和國外盡其所能地成為一個置身世界「之中」的21世紀領導者。

美國實力仍然強大，但若置身於國際社會之中而非居高臨下，需要更加收斂而非繼續追求全球霸權。美國需要認識到世界已經形成一個由美國、中國、歐盟、俄羅斯，也許還有印度幾個權力中心主導的多極化、多邊主義、多元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單獨決定全球議程，而是必須由所有權力中心進行談判，大小國家共同參與。未來，美國仍將在個別的議題中發揮單獨的主導作用，但其他國家有能力而且有必要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國內輿論也支持這種方案，68%的民眾更樂見美國分享領導權，而非獨占鰲頭。

12月14日，美國選舉人團舉行投票，拜登以306票擊敗川普的232票，篤定當選為第46任總統。他在之前提出他的國安團隊人選時，又再度提出，「美國已經回歸，並已準備好重新領導世界」。但做世界領袖，需要的關鍵要素就是包容寬闊的胸懷。美、中、俄被公認為當下綜合國力最強的三個國家，但中俄的復興和崛起都讓美國極度不安。面對大國競爭的不確定性，美國缺一份坦然。美國的對華、對俄態度敏感多變，政策高度不穩定，如以這樣的心態「領導世界」，是在把美國的焦慮向全球輸出，讓世界為美國的多疑買單。美國似乎以為只有自己有權追求和享受絕對安全，將中國的軍力發展及俄羅斯的再次振興，視為心腹大患。其實美國的軍事力量處於全球壓倒性優勢地位，未來很長時間內都不會遇到顛覆性挑戰。

拜登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挑戰，建立一個美國及其盟友的統一戰線，是應對這一挑戰的最好辦法。拜登提出當選後將盡早召開「民主峰會」，會議的目的表面上是頌揚民主價值，實際上是協調盟國針對中國。與會的國家是所謂D-10，即原來的G-7（美、日、德、法、英、意、加）再加上印度、韓國與澳大利亞。拜登的這一設想隱然是逼迫盟友選邊站。以美國的主要盟友都與中國存在大量的合作，為了本身的經濟利益，它們可能虛應故事，「民主峰會」可能無法讓拜登如願以償，達到孤立中國的目的，而可能淪為政治大拜拜。無論以什麽方式，企圖孤立中國這樣的大社會、大經濟體，都注定是徒勞的，而且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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