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3月25日在美國佛吉尼亞州阿靈頓拍攝的影像畫面顯示，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講話。（圖片來源：新華社）

一、拜登新生代「中國通」的班底

拜登執政後，一批年輕人在重要崗位上亮相。他們正值40至50歲的壯年時期，多數人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研究，並有在中國學習、生活的經歷，堪稱美國政壇新生代的「中國通」。例如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管中國事務的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杜如松（Rush Doshi）、朱利安•格維爾茨（Julian Gewirtz），國務院中國政策規劃高級顧問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國防部中國事務首席助理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蒲傑夫（Jeffrey Prescott）以及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Chi Tai）等。如今，美國對華新戰略正在形成之中，中國是美國「戰略競爭對手」的總體判斷已經定調，拜登在中美關係大方向上的回旋餘地很小，更多的是在戰術層面細化競爭性合作關係。可以預見，這些新生代「中國通」將在具體對華戰略制定中發揮更大作用。研究他們的成長背景和政策主張，對於研判未來中美關係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些新生代中有兩位備受矚目的80後和90後面孔：杜如松和格維爾茨。

二、杜如松的成長背景和政策主張

杜如松（Rush Doshi）。（圖片來源：翻攝自其推特頭像）

杜如松是印度裔美國人，2011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獲東亞研究學士學位，2018年獲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學位。2011-2012年，杜如松通過富布萊特項目在雲南大學進行為期10個月的交換學習，在這期間，他遊歷喜馬拉雅山，研究中緬、中巴、中印邊界問題。杜如松中文流暢，與中國學者有較好的交流。除了校園求學之外，杜如松也曾在國防部、國務院等政府機構工作過，他也曾任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大戰略和印太安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擔任希拉蕊•克林頓團隊亞洲政策工作組成員。在名校、智庫、政府等不同機構的研究咨詢經驗，使得杜如松在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者中脫穎而出，得以進入白宮。

近年來杜如松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外交事務》、《國際組織》和《華盛頓季刊》等著名出版物發表多篇研究文章，並曾應邀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和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言。他格外關注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的外交戰略調整，並在2021年7月8日出版了新書《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尖銳地剖析中國在過去30年中的三次外交戰略轉向。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稱其為「一本與中國挑戰搏鬥的必讀之作」。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讚譽道：「他引人入勝的著作應該成為研究中國領域的經典之作，成為每個試圖了解美國對華最佳戰略人士的必讀之物。」

《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英文版封面

杜如松在闡述中國30多年、歷時鄧、江、胡、習四屆領導人、一直實行削弱美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時說，根據中國不同時期對自己實力的權衡，這個大戰略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韜光養晦」時期、「積極有所作為」時期，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期。

第一階段從1989年到2008年，「它始於天安門事件（1989）、海灣戰爭（1990-1991）和蘇聯崩潰（1991），這三大導致北京加劇對美國威脅認知的事件之後。」杜如松寫道。「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抗議活動提醒北京注意美國的意識形態威脅，海灣戰爭的迅速勝利提醒北京美國的軍事威脅，失去蘇聯這個共同對手提醒北京美國的地緣政治威脅。很短時期，美國很快替代蘇聯成為中國首要的安全問題，從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大戰略，一場長達30年取代美國實力的鬥爭誕生了。」杜如松指出。

杜如松論述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認為這並不是一項永久性戰略。他說，韜光養晦其實是鄧小平「冷靜觀察、沉著應付、決不當頭、有所作為」24字戰略方針的濃縮。在鄧、江、胡的許多內部講話中都明確地將此與中國當時實力相對於美國較弱聯繫在一起。因此，這是一個爭取時間、自主發展的「工具性和有時間限制的戰略」。

杜如松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啟動了直到2016年結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國戰略，「其目的是在尋求在亞洲建立中國區域霸權的基礎。那場危機讓北京視為美國勢力在減弱，使中國更大膽推行更有信心的政策。」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並將此前默默無聞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提升到安全領域的制度化程度。

2016年，在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之後，在習近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口號下，中國啟動了第三次取代戰略，這次是在世界範圍內擴大其削弱美國和建設自身的力度，以取代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兩起事件令人震驚」，因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在退出他們幫助建立的國際秩序，創造了中國領導人和外交精英們所稱的『歷史機遇期』以將國家的戰略重點從亞洲擴大到更廣泛的全球及其治理體系。」杜如松寫道。在這種背景下，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習近平進行了戰略調整，將在爭奪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趕超美國作為其最終目標。

杜如松在書中指出，美中競爭的實質主要是關於誰將領導亞洲和全球秩序，以及它們可能從這種領導地位中創造出什麽樣的秩序的競爭。「在許多地方，這的確是一個零和遊戲」。

杜如松（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杜如松基本上排除了單邊妥協、討價還價、或安撫中國的戰略，但同時又認知到，如要通過和平演變或政權更替改變中國，也是很難實現的；因此，他最終認為，「剩下最符合邏輯的選項就是競爭戰略」。杜如松認為，美國不能跟中國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或是貸款對貸款」的對稱競爭，原因是中國具有一定的規模，因此美國應致力於不對稱手段，「試圖以低於中國推動建立秩序的成本，去削弱中國秩序的建立」。其中體現在軍事方面，杜如松寫道，海灣戰爭以後，中國尋求以發展「不對稱」武器挑戰美國昂貴的軍備，美國已經越來越多地借鑒中國做法努力尋求同樣的不對稱策略，從而限制中國的行動自由。美國已具備遠程精確打擊、無人駕駛航母攻擊機、無人水下航行器、能載荷大型導彈的潛艇、高速打擊武器和地雷等熟練技術。「這些能力不會受到中國自身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影響，而且會使中國在台灣海峽或東海、南海兩棲作戰，面臨更複雜的形勢」。

在經濟領域，杜如松建議，應以呼籲「一帶一路」多邊化和制度化，反制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他指出，多邊化和制度化，可以限制北京以低於競爭性貸款支配其他國家的能力。至於具體如何執行，杜如松認為，在政治上，美國應加入中國主導的多邊組織，以阻礙其發展，他並點名亞投行，以及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

杜如松在結論中稱，對美國「衰落」的悲觀主義者，忽視了美國的吸引力。「美國的軟實力來自其開放的社會和公民的信仰。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發生後的抗議活動，被中國錯誤地視為美國衰落的標誌」，杜如松解釋，對美國來說，如何應對衰落，反而可能創造條件，讓民主與共和兩黨罕有地達至一個共識：美國需要迎接中國的挑戰。

三．格維爾茨的成長背景和政策主張

朱利安·格維茲（Julian Gewirtz）。（圖片來源：哈佛大學出版社網站截圖）

隨著年僅32歲90後的朱利安•格維爾茨出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這位走出校園不久、在學界和政界之間經歷「旋轉門」的年輕人被普遍視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操盤手之一。

格維爾茨從小學習中文，對歷史有濃厚興趣。他於2013年從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2018年以羅德學者身份獲得牛津大學中國現代史博士學位後才正式結束求學生涯，此後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歷史學研究並擔任教職至2021年1月。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格維爾茨便曾於2015年至2016年進入歐巴馬政府，出任能源部副部長辦公室國際事務特別顧問。

格維爾茨與中國的直接交集是激發他日後關注中國事務、開展相關領域研究的重要因素。據公開簡歷顯示，2009年他高中畢業曾前往北京加入北京知名媒體人胡舒立領導的《財經》雜誌社實習。那段經歷讓他見證過追尋媒體自由的第一線中國記者。此外，他也有在阿里巴巴（香港）就職的經歷。熟練的中文和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的直接參與令他格外關注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國家發展歷程。他在牛津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便關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轉型，尤其是最高領導層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2017年，格維爾茨的博士論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不可能的合作夥伴：中國改革者、西方的經濟學家和全球化中國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該書講述了他對鄧小平時代中國領導層面對內外挑戰與阻力如何推行經濟改革的分析，重點關注了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的互動，包括外國經濟學家的理念所發揮的作用。而他2021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重塑中國》則在時間上緊密銜接上一本著作，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變化。

《不可能的合作夥伴：中國改革者、西方的經濟學家和全球化中國的形成》英文版封面。

此外，格維爾茨還曾在《亞洲研究期刊》、《過去與現在》和《外交事務》等國際知名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並在《衛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政客》、《財經》等媒體上發表文章，闡述其對亞太區域問題的分析。相比於老一輩的美國學者，試圖從中國領導層的思維出發是格維爾茨分析中國問題的顯著特點，無論是其出版的書籍或專著，還是公開發表的分析文章，都體現出他探究高層思維，思考美國應對之策的努力。

在2020年11月/12月《外交事務》雜誌上格維爾茨撰文《中國認為美國正在失敗：華盛頓必須證明北京是錯的》（China Thinks America Is Losing: Washington Must Show Beijing It’s Wrong），首次就美國在未來美中競合中的應對之策系統性地提出個人觀點。他認為中國領導層長期以來堅信美國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此要極力遏制中國的發展和崛起，而過去4年川普政府的內政外交種種做法更堅定了中國領導層的這一看法。

《外交事務》雜誌上格維爾茨撰文《中國認為美國正在失敗：華盛頓必須證明北京是錯的》（圖片來源：擷圖自《外交事務》網站）

正因為如此，格維爾茨認為中國正在採取多種戰略以減少對美國的技術和貿易依賴，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包括壯大國有經濟、實施「中國製造2025」、擴大內需和建構國內大循環、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實現對外經貿關係多元化。 2019年接受新經濟思維研究所專訪時，格維爾茨公開表示：「當中國領導人公開強調需要創新時，這與中美貿易戰及其相關聯的、前所未有的中美公開戰略競爭和對立是分不開的...這不只是關於國內經濟模式，也不只是讓阿里巴巴或國有企業成為創新驅動力，同時它和地緣政治息息相關，中國領導人的願景核心在於讓中國在本國範圍內擁有完整的技術生態系統。」同時，在他看來，儘管中國仍希望降低中美貿易和技術衝突以爭取時間，但正是由於中國領導層出於對美國正在走向衰落的基本判斷，中國也敢於採取所謂「更有攻擊性的立場」，例如在香港和新疆實施的相關政策，與澳大利亞、印度和菲律賓關係的變化，在台海事務中更加積極的行動，與伊朗和俄羅斯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外宣工作。

格維爾茨基於他對中國的這一判斷，提出美國不能依賴於一味說服中國「美國無意遏制中國」，否則只會更加令中國領導人確信美國正在衰落。他認為美國要積極作為，其戰略的重點在於「向中國和世界證明，美國依然強大足以可靠地恢復其力量和領導力的源泉」。要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為美國的決策者首先要「辦好自己的事情」——控制疫情、實施惠及全美民眾的經濟政策、歡迎可以豐富壯大美國社會的移民、追求種族平等、證明「美國依舊是自由平等的燈塔」、加強防務能力投入、在聯邦層面擴大研發投入比例。與此同時，他建議美國領導人要不吝於公開指出中國的所謂「弱點」，即人口老齡化、生態危機、與多國的邊界衝突和「不斷下降的國際歡迎度」。

2月27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三藩市灣區聖馬特奧市，人們參加集會反對針對亞裔的歧視行為和仇恨犯罪。（圖片來源：新華社）

談及對華政策時，格維爾茨也應和了拜登的外交政策理念：與歐洲和亞洲地區的美國盟友合作，通過經濟手段、加強參與和改革國際組織、減少供應鏈關鍵領域對華依賴，以共同對抗所謂「中國行動」。 同時他也承認中美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並應共同努力以避免兩國競爭最壞結果的出現，因此也建議兩國領導人不僅應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核武器擴散這些無法單方面解決的挑戰，而且在網絡戰爭、南海爭端等「可以遇見的災難」中更要就底線和危機管理與緩解機制進行談判。通過這些必要的合作，美國可以向中國傳遞明確的信號：「美國並不懼怕或試圖遏制一個承擔世界大國責任、遵守規則的繁榮中國。」但其前提條件自然是中國必須要按照美國所認可的「遊戲規則」行事。

然而，格維爾茨也始終強調，上述戰略目標的實現取決於美國能夠證明「美國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這一論斷是錯誤的 （正如他撰文的副標題「華盛頓必須證明北京是錯的」），他也堅信美國現在必須要採取的行動也都在掌控之中，美國現在行動仍為時不晚。由此可見，作為年輕一代的「鷹派」，格維爾茨不僅比老一輩美國官員更能從微觀層面掌握中國事務的動態，更習慣於從頂層視角，以及宏觀和整體層面思考美國對華政策及其與美國內政和全球戰略的關聯。他對傳統美國力量和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和規則的信心，更是他提出其對華政策的基礎。

四、新生代「中國通」的共性

縱觀杜如松和格維爾茨的個人履歷和政策理念，便可窺見新生代「中國通」的一些共性：

他們成長於冷戰結束初期國際格局「一超多強」的時代，親歷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絕對主導的「榮光」，對美國力量的自豪和自信早已深刻烙印在他們的腦海中。

他們求學於金融危機、中國崛起、國際格局持續深刻變化的時代，察覺到美國霸權逐漸衰落和美國相對力量的消減，對其它國家可能的挑戰充滿憂慮；他們比前輩們具備更強的一手資料掌握能力，在更加開放的時代憑借中文優勢能深刻地觀察和認識中國，也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更加警覺。

美國洛杉磯路邊的遊民帳篷，已成為美國當前知名的畫面，也反映了美國內部的矛盾。（圖片來源：騰訊新聞）

對美國重返國際舞台中央的希冀和因「知華」而更加憂慮的情緒相互交織，塑造了這一代美國鷹派「中國通」思想和情感基礎。

成長背景的不同和時代環境的深刻變化，決定了杜如松和格維爾茨們兼具現實主義和更加強硬的姿態。他們意識到中國實力快速增長，以至於美中力量對比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美國媒體所述，冷戰期間沒有任何國家的GDP體量能超過美國的60%，而中國早在2014年便已做到，現在已達到美國的75%），坦承中國治理模式獲得本國人民更多的認同而非相反的方向，並打破了對「美國神話」的迷思，因此不再像前輩們那般寄希望於通過軟實力作用預期中國國內體制演變，不認為美國可以消除中國對其越發強烈的警惕，自然也不再尋求將建立中美互信作為出發點。

與此同時，他們承認美國在近年來呈現出的衰退姿態也令中國給美國帶來更大的挑戰。為了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重現他們與美國領導層共同經歷過的「光榮時刻」，新生代「中國通」希望美國積極行動、全方位展現其強大的實力，以實現對中國的威懾。

但面對美國相對實力下降的現實，他們事實上否定了川普時代「美國優先」思維下的外交政策，呼籲強化盟友陣營，期待形成各區域、各領域、全方位抗衡中國的國際力量；另一方面，他們也承認中國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治理體系之外，難以延續川普時代的「極限施壓」政策，因此也不會放棄美中在特定領域的合作機會。

2021年2月19日，拜登以視頻方式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講話，首次向國際社會公開講述美國外交政策。在講話中拜登公開宣稱「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回來了」，表示美歐夥伴關係「是21世紀我們希望實現的一切成就的基石」，並呼籲歐洲在創新、知識產權、貿易規則和技術政策等領域加大投入、強化合作，從而得以與中國競爭。

這是2月19日在德國慕尼克拍攝的美國總統拜登出席慕尼克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的畫面。（圖片來源：新華社）

由此可見，杜如松和格維爾茨的對華策略理念在大方向上與美國領導層具有高度一致性，二人進入白宮也是拜登政府外交戰略重點及思路的體現。新一代鷹派中國通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續推動和影響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仍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格維茲在《中國認為美國正在失敗》一文中的論斷正在被新一屆美國政府用實際行動所回應：「美國需要新的政策，而不是懷舊般地『重置』中美關係，或者惶恐不安、聽天由命般地一廂情願。」

在多年來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共同驅動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環境下，杜如松和格維爾茨對中國的研判恐怕難以跳出意識形態的桎梏，而他們所設想的「聯合制華」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也有待觀察。不過對於白宮必不可少的中國事務團隊來說，二人加入的確在新時期注入了現實主義的新鮮血液，而其目的卻是要實現美國主導國際格局的維護與傳承。在多邊合作趨勢越發明顯的今天，無論美國能否實現這一願景，其明確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都將通過更多的具體行動得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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