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4月10日，中美選手參加乒乓球友誼賽。（圖／新華社）

今年是中美接觸交往50 周年，半個世紀前的1971年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宣告美國總統尼克森將訪問北京。翌年2月21日尼克森飛往北京會見了毛澤東，並在華停留至28日。這就是史上稱為「震動世界的一周」。

在川普上台之前，與中國接觸交往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認為是美國難得的成功外交政策，一致為它喝彩叫好。兩黨都同意可以和北京合作推動美國的利益和價值。 認為深度的商業、外交和文化聯繫，可以改變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對外行動，這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即使對中國的意圖有所懷疑的外交圈內人士，也深信美國的勢力和霸權能夠使中國按照美國的期望演變。

拜登總統的國安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國安會印太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2019年9月/10月《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沒有大災難的競爭—美國如何才能與中國既挑戰又共存》（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文章中指出，「接觸交往」政策的基本錯誤就是想當然地認為，它可能根本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和外交政策。今天華盛頓有可能犯類似的錯誤，即想當然地認為「競爭」可能成功迫使中國屈服或崩潰。事實證明，無論是大棒或胡蘿蔔都無法改變中國走自己的路的意志。「接觸交往」政策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經濟和戰略的嚴重威脅這個新共識。

在此，我們有必要審視「接觸交往」政策的初衷以及它是否已經徹底失敗。

歷史記錄毫無疑義地顯示，尼克森及其繼任者福特、卡特和雷根總統在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時首要的是地緣政治目標。尼克森迫切需要創造條件，使他能夠撤出陷入越戰泥淖的10萬多美軍。他們的中心目標就是要通過擴大中蘇的裂縫，使得美蘇對抗的形勢向有利於美國傾斜。打開中國之門是美、蘇、中三角外交的重要一步。擴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分歧使得中、蘇兩國更願意與美國合作。他們的心目中就盯著這個地緣政治「戰利品」而不是改變中國共產黨。只要能夠打贏冷戰，即使絲毫不改變中國，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讚成。

1984年，雷根在中國訪問6天之後，向質疑他與北京打交道的那些人再三保證，他說：「如果你說讓美國實行共產主義，那我是反對的。但我從來不認為我們有必要將我們的政府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他堅持美國與中國能夠「在世界上和平共處」。

這幾位總統都想方設法要把中國納入正在興起的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帳篷內。約翰遜總統說，對於一個對手而言，「與其讓他在帳篷外向帳篷內撒尿，不如讓他在帳篷內向帳篷外撒尿」。尼克森在與幕僚解釋對中國開放的道理時說：「為什麽必須這樣做的理由是中國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他們還不是一個軍事大國，但25年後他們肯定會是。我們如果現在不結束它的孤立狀態，將來是很危險的」。

儘管卡特非常重視人權外交，但他與其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仍然努力讓中國納入世界秩序。1978年卡特解釋說：「世界必須包容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多樣性」。布里辛斯基在與一群商業領袖匯報時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們與中國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制度，但我們既沒有希望也沒有意願要通過與中國的廣泛接觸，將它塑造成美國那樣」。

除了安全目標之外，尼克森、福特、卡特和雷根都想要促進中國的發展。像他們的前人一樣，這幾位總統都認為美國有義務幫助其他國家人民脫貧。這種信念是促使美國在二次大戰後重建歐洲，創建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主要因素。

從各個標準來衡量，美國與中國接觸交往的政策是成功的。首先就擴大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的分歧這個首要目標而言，它很快就有了成果。1972年5月，尼克森飛往莫斯科與蘇聯總理布列日涅夫舉行峰會，兩國領袖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和《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開始了限制競爭的「緩和」（detente）時期。更重要的或許是美國對中國開放，打破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團結的說法，因為毛澤東在與美國建立關係這件大事上，沒有事先與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協商。

美國對中國開放促使中國外交政策發生大的轉變，走向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現實主義。減少了對越共的支持，促使他們與美國在1973年簽訂了《巴黎和平協議》。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中國成為雷根政府驅逐蘇聯軍隊的隱秘戰爭的重要盟友。1980年局勢緊張時中國甚至讓美國在中國領土上設置美國的雷達和監視系統。

接觸交往的第二個目標，將中國納入世界秩序中也是成功的。今日妖魔化中國已經成為時尚，人們很難想象中國從革命的鼓吹者到現在作為世界秩序的建設者和維護者，有多大的變化。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是全世界解放戰爭的支持者。它幫助巴基斯坦和北朝鮮設計核武器，反對聯合國維和行動，孤立於全球經濟之外。今日，它已成為所有主要國際組織最活躍的成員。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對聯合國維和行動出動最多的部隊，並且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繳費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中國很少動用否決權，並且在絕大多數時間與美國投同樣的票。

中國已經成功地融入全球體系最明顯的例子，或許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中國的所作所為。當美國亟需獲得全球支持以防止爆發另一個大蕭條之際，即使中國是受影響最小的國家，而且危機是美國引起的，北京還是迅速響應了華盛頓的號召，成為第一個發動全球最大的總額2萬億美元經濟刺激的國家。在市場處於極度動蕩的情況下，莫斯科企圖說服北京拋售它所擁有的巨額美國國庫債券時，北京斷然拒絕。

接觸交往的第三個目標，使中國脫貧，也是成功的。在尼克森開放政策之後，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迅速增長。1978年10個中國人中有9個生活在世界銀行每天2美元的「極端貧困」線下。2020年中國全面脫貧圓滿收官，據世界銀行估計，數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使8.5億中國人民擺脫了極端貧困。這當然是中國人民胼手砥足、流血流汗、苦幹實幹，全國人民相互幫扶，所取得的奇跡。但美國市場對中國開放，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從尼克森開放到冷戰結束，美國對華政策追求這些具體和實際的目標，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蘇聯崩潰之後，許多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歷史已經終結」，自由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已經獲勝，美國決策者預見「單極時代」的來臨。克林頓和小布希總統期望把中國納入國際貿易體系將為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礎。2000年克林頓在解釋他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邏輯時說：「中國不僅同意進口更多的美國產品，由此，它還將進口民主最珍視的經濟自由」。克林頓自信經濟和政治自由之間有必然的聯繫。他認為，「中國的經濟越自由化，就會越充分地解放它的人民的潛力—他們的進取心、他們的想象力和他們非凡的企業家精神」。他說：「當個人有權力去實現他們的夢想時，他們就會要求有更大的發言權。」

小布希和歐巴馬總統把這個邏輯帶進21世紀。像克林頓一樣他們都相信與中國經濟接觸交往，將提高中國人民的期望，最後將迫使中國領導開放政治制度。2009年歐巴馬到中國訪問期間作出同樣的預測，他說：「當你看到像這樣的經濟自由時，政治自由就會開始就緒」。

這樣的期望當然是不現實的。中國有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制度，只是不會照搬美國或西方的模式，因此不會獲得美國或西方的認可。中國式的民主是一種「全過程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民主決策產生的。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行得通，很管用」，在中國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在執政黨領導下，通過各種制度性的安排凝聚共識，形成國家意志和行動，從而實現服務人民利益這一根本目標。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於2020年7月發布的題為《理解共產黨韌性：中國民意長期調查》的報告表明，對大陸中央政府滿意的民眾比例高達93.1%，對共產黨的滿意度也超過90%。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2020年7月1日發布的民調顯示，只有12%的美國人對國家現狀滿意，而有87%的人不滿意。經過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美國這個「民主燈塔」更是黯然無光。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穿上才知道。世界民主範式是多元的，各國都有權從實際國情出發，選擇適合自己的民主發展道路。而且，民主不能只是口號，而應能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其效果應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使中國得以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兩大奇跡。

從這個與中國交往的紀錄看來，拜登政府應該汲取四個富有啟發性的經驗教訓。首先、當追求地緣政治目標時多半總是成功的。打開與中國接觸交往，使美國能夠從越南脫身，並且在與蘇聯鬥爭時使權力平衡向有利於美國傾斜。通過說服北京加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它可以獲得更多，美國得以拖慢核武器的擴散，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避免另一次大蕭條。美國成功的密碼是塑造客觀條件讓中國領導人相信照美國的要求走符合中國的利益。面對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拜登及其團隊必須與其他國家建立恰當的盟友和夥伴關係，才能夠影響中國的行為。

其次、主張在中國進行政權更迭以推進民主，跟在中東推動戰爭達成同樣目標的人是完全錯誤的。蓬佩奧國務卿提議以此為美國對華的政策核心，並且要求其他國家加入，這是注定要失敗的方案。應對美國生存的直接威脅必須與現在的中國而不是夢想中的中國合作。防止核擴散、打擊恐怖主義、管控金融危機，無一可行，除非接受北京政權現在及在可預見的將來都將統治中國這個現實。

第三、拜登必須認識到開放和包容政策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未來它們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川普總統忙著讓美國內縮時，中國的習近平主席卻逐步加速成為全球化的推動者。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熱烈歡迎美國回來。但是，回來的華盛頓卻掌握較小的全球GDP份額，並且面對一個挑戰者，目前它（中國）的經濟以不同的算法，幾乎與美國一樣大。因此，美國必須努力建立一個能夠獲得雙贏的全球競爭場地，並且確保它獲得應有的份額，但這並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後，歷史上常常發生，一個世代成功地應對一個重大的挑戰，會給後來者製造一個新的更加艱巨的挑戰。與中國接觸交往使美國在20世紀重大的鬥爭中勝出。它也讓華盛頓必須面對一個長期的對手，這個對手新加坡的政治家李光耀正確地稱之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玩家」。縱觀歷史，這是美國的命運，從革命戰爭到冷戰，不斷地遭遇到嚴肅的挑戰。在華盛頓與北京這個當前的競賽者進行搏鬥時，不妨回顧一下，季辛吉在1976年就最後的大挑戰所說的話：「我們知道必須做什麽。我們也知道能夠做什麽，剩下的就是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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