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拜登的差別，只不過是分別代表這兩種不同型態的資本集團的利益，以及為了實現這些利益所運用的政策手段的差異。政黨輪替只能提供暫時性的情緒出口，但無法根本的解決問題。（圖／網路圖片）

隨著幾個關鍵搖擺州「戲劇性」的翻盤，數日來高潮迭起的美國大選大抵塵埃落定，西方主要盟國的賀詞也在第一時間紛沓而至。雖然川普拒絕承認敗選，並揚言要到聯邦最高法院打延長賽，為日後是否能夠實現政權的和平轉移留下懸念。但拜登依然按照慣例，在主流媒體宣告跨過270張選舉人票門檻時發表當選感言，呼籲兩黨團結「找回美國靈魂」，只剩下隔空對峙的雙方人馬仍然佇立街頭，各自捍衛著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的未來。

在西方媒體和政客的語境中，「民主」向來被簡化為多黨選舉，而和平轉移政權的憲政慣例是確保民主政體能夠順利運轉的基石。很少有一個民主國家例行性的換屆選舉，像今年的美國大選一樣糾結，也讓世界各國政要如坐針氈。川普在大選中所操作的極端主義言論和仇恨政治，不但加劇了美國國內沿著種族、階級、性別和財富差距所劃開的根深蒂固的社會鴻溝，擺放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經濟衰退、地緣衝突加劇的當下，也在一定程度牽動著全球治理體系的未來。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軍事力量，也因為這次美國大選所暴露的憲政危機，將深刻影響西方治理體系的賡續。

作為西方憲政民主體制合法性依據的「自然權利」，雖然在理論上具有普遍性，但由於它是以私有財產權作為前提，因此西方「代議制民主」從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具有排他性，本質上就是精英主義，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許多不具有財產權的個人：如婦女、兒童、少數族裔、外國人、無產者、精神疾病患者和罪犯等，在歷史上就經常被排斥在平等的公民權之外。因此，就制度設計而言，西方「代議制民主」無法主張「實質正義」（結果的正當性），只能藉由「程序正義」來保證整個憲政體制合理化的運行，並假設只要人們能夠遵守和執行這種正當程序，它所產生的結果就必然具有正當性。一旦這個過程的正當性受到質疑，特別是在現實上無法兌現實質正義，或是與其產生嚴重的衝突，就可能成為各色各樣政治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滋生的溫床。

在今年的這場選舉中，美國人民按種族、性別、階級和地域把自己分成了兩大不同的陣營，雙方的競選團隊也熱衷於把這次選舉描述成為了兩種價值觀、兩條美國道路之間的鬥爭，但實質上兩者並沒有根本性的差別。民主黨成功的吸引了由年輕人、婦女、高等教育人士、城市居民和有色人種所組成的多樣化的群體，卻無法調和底層民眾和華爾街金融體系、跨國企業及互聯網科技新貴之間的矛盾，只能以攻擊川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的治理失能和反科學來作為成為競選的主軸，以免暴露弱點；共和黨的川普，號稱代表在過去30年多年來資本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中下階層的利益，但執政團隊卻充斥著石油集團的人馬並與軍工體系如膠似漆，只好倚靠「白人至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來固守農業州、鐵鏽區工人和受挫中產家庭的白人群體，用加劇社會分裂來延續現有的政治利益格局。

今天美國國內嚴重的政治危機，其根源來自於兩個歷史過程所種下的惡果。首先，兩次世界大戰，提供了美國裂解並迅速取代大英帝國的歷史契機，但真正提供新霸權建構起來的底氣的，是以「軍工複合體」為表現形態的戰爭積累。其次，為了解決由於軍事擴張所帶來貫穿整個七〇年代的「滯脹」危機，雷根倡導新自由主義，放鬆金融監管的政策，給美國滋養了一個異常龐大的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埋伏下今天在全球範圍，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財富兩極化的難題，造就了美國由百分之一的富人掌握了40%以上的財富，而超過七成的民眾卻只佔有社會財富的7%的殘酷現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將當前美國之所以陷入極端主義政治泥淖，單方面的歸咎於川普和民粹主義並不公允，真正造就「川普主義」崛起的根本性因素，恰恰是當年從精英政治體系被釋放出來的，兩個凌駕在國家與社會之上的「資本巨靈」。前者，是由軍隊、軍工企業和部分國會議員所組成的龐大的利益集團，實際上操縱著美國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戰略。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便在其著名的「告別演說」中，告誡美國民眾要警惕「軍工複合體」對憲政體制和自由民主進程的危害，以防止政府決策淪爲技術精英階層的俘虜。戰後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綁架了政府財政，致使美國長期受困於財政赤字，不但限縮美國推行基礎建設的財政能力，削弱了美國的產業競爭力，也制約政府通過財稅政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

而後者的出現，恰恰是作為前者失敗的後果而登上歷史舞台。上個世紀七〇年代，越戰的巨額軍事耗費以及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支出，導致「黃金美元匯兌體系」崩解，加上糧食危機以及兩次石油危機的催逼，致使美國出現經濟停滯、高失業以及高通膨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滯脹危機）。八〇年代以英國的畲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為了因應上述的危機而出現的。雷根政府與畲契爾聯手在世界範圍內推動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風潮，廢除對資本流動的規制和累進稅率，大幅解禁金融機構的法令限制，不但埋下08年因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的因子，也造就了「大到不能倒」的華爾街金融怪獸，為數動輒數萬億美元的救市計畫，不僅讓美國深陷債務危機，也把整個世界經濟拖入停滯和混亂的深淵中。

持平的說，軍工企業的戰爭積累和華爾街金融體系，確實分別在階段時期幫助美國渡過1929年的大蕭條和貫穿整個七〇年代的滯脹危機，但也綁架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和預算，埋伏下今天嚴重社會分化，特別是社會財富兩極化的因子，從而提供了川普民粹式國家主義崛起的土壤。不管是川普的小農和衰退中的白人群體，還是民主黨的少數族裔，本身都是這兩種「資本巨靈」的受害者，只不過被政客所刻意炮製的「身分政治」喧鬧所掩蓋。川普的作用不過是在即將乾涸的土地上開渠引水，提供民粹主義政治萌芽不可或缺的仇恨動員。

說穿了，川普與拜登的差別，只不過是分別代表這兩種不同型態的資本集團的利益，以及為了實現這些利益所運用的政策手段的差異。政黨輪替只能提供暫時性的情緒出口，但無法根本的解決問題。決定他們的命運的，不是哪一黨一派當家，也不是哪一個領導人的人格特質，而是是否能夠從制度面有效的遏制這兩個凌駕在國家與社會之上的「背後靈」對美國政府決策的支配和憲政體制的侵蝕。

拜登在當選演說中，強調：「我競選總統，是要找回美國的靈魂，重建我國的骨幹，也就是中產階層，要讓美國在全球再次受到尊重，在國內團結。」言詞愷切，而且動機良善。但如果只是著眼於兩黨的和解合作，而不是從制度性的改革入手，恐怕召喚回來的「美國靈魂」，依舊是軍工複合體和華爾街金融集團，這兩個主宰著美國命運和威脅著世界和平穩定的惡靈。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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