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在雲南昭通彝良縣海子鎮向陽小學一對支教多年的夫婦決定返鄉，分別時學生和家長滿是不捨。圖為侯長亮和雷宇丹夫婦與小朋友合影。圖源：央視新聞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這一概念源自世界銀行2007年發布的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報告結合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經驗，探討了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潛力。其中發現：許多國家有著相同的發展模式，憑借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發展基礎製造業，最終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然而，此後他們便無法再進一步擴大經濟規模或實現技術革新，從而無力同高收入經濟體的產品和服務競爭，因此，大多數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後出現了經濟停滯，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難以實現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案例：東亞和拉美

在世界銀行的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現象有兩個代表性案例：東亞地區和拉美地區。前者指日本、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等東亞地區社會，上個世紀60年代後陸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二戰後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典範，稱之為「東亞奇蹟」。後者指拉美8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前發展勢頭都相對良好，但此後社會動蕩，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被視為「拉美之殤」。其中，在20世紀70年代已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委內瑞拉（1938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如今甚至跌落至低收入國家。而阿根廷（1924年）、烏拉圭（1946年）等「老牌」中等收入國家，多年來的發展幾乎停滯不前。

在《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中世界銀行指出，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必須通過創新帶動產業升級，以保持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增長。但是，由於自身創新能力有限，難以實現戰略調整，必然出現資本邊際報酬遞減導致的生產率放緩和經濟停滯現象。一旦陷入這種狀況，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快速發展積累的矛盾，則容易出現經濟大幅波動或陷入停滯，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

圖為2019年8月20日，美光、普來利、元晶等工會赴勞動部陳情，控訴勞動部裁決委員會對於「不當勞動行為」案件的裁決不夠公正，工會要求勞動部應汰換不適任委員，確實入廠調查案件。圖源：苦勞網

世界銀行認為，「東亞奇蹟」的經驗是經濟發展模式從出口加工製造升級為知識創新，走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城市化、服務業與消費）。特別是，在生產技術、流程、組織與管理理念等諸多方面，東亞經濟體取得了很多創新成就，也成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建設者、推動者甚至引領者之一。「拉美之殤」的問題是，自20世紀60年代採取「進口替代」戰略，利用貿易保護和國家補貼來發展民族工業體系。結果是，搞了幾十年「進口替代」，拉美國家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業並不多，勞動生產率停滯不前，與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漸漸脫鉤，致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來，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也進入了高增長後的放緩階段，不少人提出了中國會不會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疑問。

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種說法

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國內的理論界裡大概有三種說法。一種是認為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很難突破1萬美元的魔障。不過這一種假設現在已經可以排除，因為中國的人均GDP在2021年已經達到了12556美元，所以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說法已被事實否定。

第二種觀點可能更貼合大家的感受，那就是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原因是「低不成高不就」。具體而言就是，同低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中低端產業成本優勢正在喪失，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中高端比較優勢仍然不足。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沒有普遍性，跟中國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之所以陷入這個境地，與一個國家的制度、社會發展以及技術水平有關。現在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當達到一定階段之後，應該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階段。

時速只有60多公里的「慢火車」，連接了22個偏遠小站，為偏遠農牧區人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拍攝於2019年）。圖源：新華社

就這三種觀點而言，最後一種是目前支持率最高的。因為看中國是不是真的陷入陷阱，其實最終還是看中國未來靠什麼來實現經濟增長。現在中國正在向創新性大國邁進，也就是靠科技進步來提高生產率，實現增長，只要邁過這個坎，中國就能擺脫這個陷阱。

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在竭力阻止中國獲得高新技術的原因。因此，我們與其問中國會不會陷入其中，倒不如問中國如何避免更為貼切。

G7（七大工業國家）國家與E7（七大新興經濟體）國家的GDP收入排行。專家預估今後的世界經濟中心，將會從G7國家轉移到E7國家。圖源：網路圖片

中國擺脫對投資和外貿的依賴

總結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原因，發現主要有幾個方面：1、過於依賴國際市場的需求。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對本國經濟衝擊巨大。2、沒有克服技術創新瓶頸，隨著低成本優勢減弱，它在低端市場難以和低收入國家競爭，但是中高端市場受到技術水平的制約，難以跟高收入國家抗衡。3、對發展公平性上重視不夠，國內貧富分化嚴重。導致中低收入民眾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社會嚴重分化引發了激烈的社會動蕩。4、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調控體系缺乏系統性，政策不穩定，過度依賴負債發展。5、體制變革嚴重滯後，腐敗現象非常嚴重。

對比這些因素，中國決策層對於中國國情有精準的把握，對於拉美、東南亞經驗教訓有深刻的認識。首先對於外需，中國依托國內巨大的市場空間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把中國發展的立足點放在了國內市場。對於技術創新中國提出了要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並且最終把中國增長動力從資源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而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對於發展公平，中國一方面通過扶貧攻堅，堅決消滅了極端貧困人口。另一方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統籌城鄉區域的發展。

中國擺脫了對投資和外貿的過度依賴，消費已經多年來成為經濟增長的最大拉動因素。對於宏觀調控，中國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機制，強調精準、逆周期和政策的穩定性。另外中國在過去幾年實施金融去槓桿，對宏觀槓桿率做出了嚴格的控制。另外，中國深化改革，加強黨建，鐵腕反腐，加強社會治理，有效地化解了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

2020年11月3日，在貴州快遞物流園圓通速遞貴州分撥中心，工作人員在分揀貨件。圖源：新華社

中國經濟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中國已經通過一系列產業政策，成功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數碼經濟領域建立起競爭優勢。國際學界逐漸認識到，與傳統產業政策不同，政府對新興產業和前沿科技的投入，如運用得當，有利於降低風險，激勵企業家精神，幫助後發國家實現蛙跳（leapfrog）型發展。

其次，在技術引進難度加大的情況下，制度引進逐漸成為中國科技進步的重要動力，以新型舉國體制為特徵的中國創新體系，和世界通行做法有很大差別。但事實上，該體系中隨處可見先進國家的身影。中國的頂尖大學和科研院所，引進了包括預聘制、首席科學家制度在內的大量源自美國的基礎研究制度。製造業領域備受矚目的專精特新企業，借鑒的是日德的做法。旨在開發產業共性技術的創新聯合體，對標的是發達國家發展半導體關鍵技術時，廣泛採用的創新聯盟。

2022年4月28日拍攝的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生産車間。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 潘昱龍 攝

再次，即使在中美對抗不斷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仍致力於改善營商環境，吸引跨國公司，以確保全球價值鏈上學習渠道的暢通。中國美國商會的問卷調查顯示，認為中國營商環境有所改善的美資企業的比重，從2016年的24%，上升到2020年的50%。同期有關競爭中性、知識產權保護、強制技術轉移等問題的指標，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全球燈塔工廠的分布圖。「燈塔工廠」意旨擁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所有必備特徵，其成功經驗可以成為其它製造企業的指路明燈。圖中中國有12家「燈塔工廠」。圖源：台灣經濟部

中國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同時也是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

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決策能力。世界看起來是「平」的，或是「平等」的，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我們可以自主決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自主決定匯率制度改革，自主決定宏觀經濟政策，自主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更不要說任由西方國家干預中國的內政，在中國內部扶植「代理人」或政治勢力，但這是一般發展中國家，包括人口大國所作不到的，也是我們一般的中國人自身體會不到的。面對來自外部，主要是西方大國的各種壓力，中國政府從來不會屈服，而是根據中國的國家利益做出決定，即使做出必要的讓步，也是局部的，還必須是「交換」的。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成功地應對了上一次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內部中的不穩定因素不會轉化為「街頭政治民主」，從而保持了「天下大治」。只有「天下大治」，才能有「經濟繁榮」和「社會和諧」，否則就沒有一切。

2022年8月13日，韓國民間團體「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參加者手持寫著「反對美國」、「停止戰爭演習」的氣球或布條。圖片來源：朝鮮日報

其次，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高度重視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遇到的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可以說，從政治上堅定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設，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保證民族團結，政治清明，遏制腐敗；從經濟上提出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從社會上提出社會公平、社會正義、社會和諧，強化社會主義因素，實現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文化上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從生態上提倡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綠色經濟，保護我們的生存與發展的自然支持系統。這些主張不僅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都已成為全國人民的政治共識，是我們能夠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條件和政治優勢。

再有，中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過去我們把它理解為辦大項目，今天看來實際上是辦民生大事，例如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就業服務、義務教育服務、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公共文化服務、基本社會保障和基本保障住房六大項基本公共服務。就是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強化社會主義因素」、「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真正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

2022年8月2日，貴州省「美麗鄉村」籃球聯賽黔東南州半決賽在台江縣台盤鄉台盤村舉行，前來觀賽的觀眾爆滿，氣氛熱烈。圖源：新華社

中國一定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家

2021年，中國人均GDP突破8萬元人民幣，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這一數字與世界銀行2021年最新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95美元）已經十分接近，甚至已經超過世界銀行此前發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標準（12535美元）。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倡導者林毅夫指出，從數據來看，中國距離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僅一步之遙。他相信，在未來一年、兩年或是到「十四五」規劃（2021-2025）完成之前，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一定可以實現。

林毅夫說，如果按現在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計算，那麼應該2022年年底就能跨過12695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但是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美元匯率會波動，所以，留點餘地的話，可能是2023年，最晚也不會晚於2025年，中國一定可以成為高收入國家。

林毅夫指出，跨過這個門檻對中國來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對世界而言，意義也很重大。因為現在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重是16%，中國人口占全世界的比重超過18%，所以如果中國順利跨過高收入國家門檻，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就要翻一番多，這在人類歷史上也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只要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中國的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指日可待！

中國雲南祥雲縣法院工作人員徒步巡回辦案，為偏鄉農民送去司法服務。圖源：祥雲縣法院

【您可能有興趣】
‧ 論華為奇蹟：以一個公司之力，力抗美國打壓｜海外通訊
‧ 美智庫兵推給台灣最重要的啟示：盡一切民間力量推動兩岸和平運動！
‧ 朱雲漢｜突破與超越：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 溫鐵軍：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是西方殖民主義解決不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