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

By 溫鐵軍 / 2022-10-28 14:53:00 /
中國經驗
摘要:

【犇報編按】2022年10月16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然而,什麼是「中國式現代化」?2000年,溫鐵軍教授在《天涯》雜誌發表了〈中國的人民的現代化〉一文,分析中國的國情特點,指出中國國情的基本矛盾是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並娓娓道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曲折過程,進而提出中國只能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溫鐵軍教授早於22年前就已提出精闢見解,中國要走的現代化不僅是中國的,更是人民的。本文原刊於《天涯》2000年第3期,兩岸犇報微信公眾號「鄉村建設研究」,以饗讀者。


◎來源:鄉村建設研究
◎作者|溫鐵軍
◎出處|《天涯》2000年第3期

xxx日前,大陸貴州省黔東南州台盤鄉的一場籃球賽事在大陸網上爆紅。場上賽況激烈,現場氣氛堪比職籃現場。網友們參照「NBA」、「CBA」的命名規則,稱之為「村BA」。圖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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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都提出過「批孔」的口號。新文化運動時,中國是被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在內憂外患之下,知識分子發出吶喊,認為要科學要民主,就必然徹底與儒學決裂。那時胡適提出「全盤西化」,與清朝統治階級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相比,是有進步意義的。但身處世紀之交再看,那個提法也是幼稚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只能是邯鄲學步。而一百年之後,我們不是已經進步到學會摸著石頭過河了麼。對於中國這樣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說,自己應該明白到底要什麼。從中國國情的嚴格制約來說,我們沒有追求美國式現代化的條件,因此中國不能以西方發達國家為趕超的目標模式。這個觀點對於聽者來說也許不可思議:難道讓我們中國人放棄追求現代化的希望嗎?

中國到底要什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到底要什麼?的確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為什麼我們每天的輿論渲染的都是這個成功人士那個成功人士,好像我們不像他們那樣我們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現在的「大款」滿天飛,許多人做出各種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數人永遠達不到,而且追求的過程中很痛苦。

中國不是美國,就中國傳統文化所依存的社會經濟背景而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群體為本,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原始灌溉農業文明必須以群體生產為基因社會,必然有這種文化表現。儒家的「仁學」強調「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論強調的個人主義或個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個體為基因的文化,根源於原始氏族社會狩獵和採集文明,那種生存方式可以突出個體。這與中國自「神農嘗百草」就發展起來的原始農業(必須共同使用黃河水系灌溉,同時又得聯合起來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後來西方工業化原始積累是海盜掠奪、殖民戰爭。所謂開發新大陸,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殺光,占有別人的資源。資源越來越少的時候,就爭奪開發海洋資源以及南北極資源。

工業化只是用傳統的手段爭奪傳統的空間,而近代新增加的手段是爭奪符號資源。有的學者指出,廣義的符號資源包括所有在人類信息交換中形成的規則和軟件體系,包括所有的標準,比如ISO質量認證體系,以及相應的制度體系等。也有學者認為符號體系包括最基本的「話語體系」。符號體系的控制從人類開拓非物質資源的時候,進入到空間體系、高科技體系,乃至於話語體系。還有人認為,當前關於知識產權的範圍界定有利於發達國家,電腦軟體的所有符號系統也是西方控制的。各種對發展中國家侵犯知識產權的制裁和引起的爭端表明,符號的發明權、制度的創制權和體系的控制權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霸權。

中國追求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過程一直伴隨著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中國在世紀之初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新文化運動,改變了中國自己的語言規範和思維體系,照搬了英語這種語言符號及其使用規則,建立了現代漢語語法及整個「反傳統」的激進文化模式。無獨有偶,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提出要打倒延續傳統的、灌溉農業基礎上以群體為基因的思想體系。這兩次「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變局雖然相異,卻有一個共同點,即為中國認同於西方符號體系,或者服從西方的話語霸權奠定了基礎。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過去不帶任何批評地全部繼承了西方思想和規則。但我們過去沒有機會對同樣來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開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戰爭年代在血的教訓中對「本本主義」的批判和整風確實值得借鑒之外,其他時期即使有批評,也難免偏頗。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用了一個世紀,才亦步亦趨地從邯鄲學步,蹣跚到現在的摸著石頭過河,那麼下一步過河時,前面的石頭就是西方規定的新符號規則,如果不按照這個標準就非掉河裡不可,那該怎麼走?因此,近年來部分態度嚴肅的知識分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與那些庸俗的趨炎附勢者不同的是,他們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組也加劇了。這就帶來了所謂「新左派」、「中左」和「新保守」、「中右」等各種理論派別逐漸形成,並且紛紛從信奉史達林主義的老左派和跟從西方的放任自由主義新右派中分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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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球化」問題正討論得熱熱鬧鬧。我們從報刊上可以知道,1999年底的中央經濟會議上指出三大趨勢,即全球化、跨國公司、科技進步。可見我們基本上已經摸準了西方放在河裡的那塊石頭,認為這些趨勢不可逆。但我們從來沒有承諾過納入「一體化」。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做了一些讓步來換得全球化的入場入場券。但這是否意味著新世紀開端已經有了發展方向?我想,要認識現代的問題,就有必要以史為鑒。

二十世紀歷經滿清、民國和新中國三類性質完全不同的政府,但這三種不同的政府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是被迫追求西方式的工業化的。滿清以列強為師的工業化失敗了;接著是民國以英美為師,大局甫定即開始追求官僚資本主導的工業化,也失敗了;再後來新中國以蘇聯為師,朝鮮戰爭硝煙未散就開始國家資本主導的工業化,這次相對成功地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代價當然不小。現在又有很多人提出以英美為師,「一改改到解放前」。

滿清十九世紀末期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不打算接受其話語體系,只想借助其個別「奇技淫巧」。可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中國被人打得沒有任何還手之力。一個甲午戰爭,日本人所得到的戰爭賠款加上「贖遼費」共計二億三千萬兩白銀,是它四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是中國十七年的國庫收入。這就等於說,即使在雙方平等的條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國四年;再加上十七年中國政府沒有收入、更沒有能力投資於工業化,這一次戰爭可使日本在工業化上超前了中國整整二十年。接著,1900年的庚子事變又使中國給八國聯軍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相當於滿清國庫約三十年的收入)。前後相加與初步工業化的日本相比,中國得落後五十年。這種壓力下中國怎麼進步呢?那個時候知識分子確實是迫於無奈發出最後的吼聲:打倒孔家店!而在這之前,清朝政府推進的戊戌維新,已經提出廢除科舉制度,開辦新學。因此,清朝政府實際措施的採取,和民國初期知識界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相聯繫的,是「默契配合」的。

過去,維護封建王朝的穩定靠的是科考取仕,這個制度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社會穩定機制。一旦斷絕了這種科考取仕的晉升體制,意味著農村小知識分子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階級地位和農民身份,不安分的小知識分子就將和造反起家的農民(如魯智深、李逵之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小知識分子的加入,是農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皇帝還可以利用科考建立維護政權的「清道夫」隊伍。那些「錐刺骨」、「發懸梁」,「囊螢鑿壁」、「十年寒窗」的農民青年一旦考上,滿腦子就只剩下「聖賢之道」了。其中有些人操著一柄皇帝賜給的尚方寶劍,出去當「巡案」,「微服私訪」,懲治貪官污吏,緩和社會衝突,維繫社會穩定。

帝國主義強迫中國「五口通商」(連內河港口都開放通商)所帶來的震盪同樣劇烈。在這以前,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等是靠廣東九龍一個口岸出口,需要成千上萬的運輸從業者,恰恰給那些貧苦的或者破產的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那時很多幫會,就是以這些脫離氏族傳統村社控制的、無助的農村遊民為基礎組成和發展的。農村大量無地農民屬於低素質勞動力,當「腳夫」尚能養家糊口,否則只能或偷盜或為匪。而很多口岸的一下子開通,帶來的就是數以千萬計的運輸勞動者失業。這部分最有組織的行會性質的流氓無產階級,和不可能再改變自己命運的小知識分子有條件結合,造反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二十世紀初葉,是這種條件具備之後的農民革命端掉了滿清王朝。至於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不僅當時沒有幾個人了解,實踐中也不斷失敗,不得不改變為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口號為動員旗幟。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實際情況是:革命的主體一是那些被廢除科舉制度斷絕了出路不能再靠孔孟之道改變自己階級地位和身份的農村小知識分子,二是那些以流民為主體的最有組織的幫會。舊中國軍隊相當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幫會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黨可以和幫會結合,利用幫會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嚴密的封建性質的組織系統起事。孫中山的所謂民主革命無論理論上如何民主,實際上只能利用這兩種勢力。革命發生後軍閥竊取權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則又給帝國主義列強以可乘之機。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幾乎沒有資產階級的舊中國,事實上不可能成功,這就是我看到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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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8年插隊開始,我有過十一年的基層工農兵的生活經歷。另外,我在大學畢業後長期的政策調研經歷中,又有十一年是在下基層搞農村改革試驗區。這兩個十一年對我的思想形成確實有決定作用。

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參照系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很難簡單地談。在學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服從於改革前三十年的體制發展需求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套理論體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學者大部分受西學的影響較大,與傳統的理論體系在很多方面兩相對立。要想在兩個對立體系的邊緣立足很難。首先,你不能用別人的話語體系說話,不得不自說自話,否則人家當然要批評,你的語言不符合人家的規範嘛。至於什麼性質的「毛」,要附在什麼「皮」上生存,中國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皮」?這些問題都值得考慮。1988年,自己的思想還比較朦朧的時候,我曾在《經濟學周報》上發表過一篇「危機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波動是符合周期理論的,於是用周期理論來分析建國以來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周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了我的文章,卻引來了很多的批評。那時候「老左派」的傳統理論占優勢,宣稱社會主義不存在經濟周期。1992年以後我又陸續發表了《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宏觀波動與發展》等文章,也是《新華文摘》、《戰略與管理》等轉載,提出國家資本是占有勞動者剩餘價值形成的,國有經濟改革應該通過還原勞動者剩餘價值來形成初始產權。這時候的學界已經是西方理論占絕對優勢了,於是有些新派學人宣稱現代的西方沒有剩餘價值問題,他們由於否認剩餘價值理論生發出不承認中國勞動者產權的批評。好在我有條件去搞試驗,理論界觀點不同的朋友互相對立,但無論左右派別,都還能夠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來不介入理論界的爭論,認定自己只是個搞試驗的。「試驗員」能夠做的很簡單,就是直接從實踐中提取感性認識。這些認識盡管與規範研究不同,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的觀點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為基礎。

進行科學研究不外乎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把前人的經驗加以分析、比較,再去驗證它。另一種是試驗法,即把某些觀點、思想,經過一個試驗的過程來證明對錯。到現在為止,我認為社會科學中法學、廣告學、商品學都可以用試驗方法,比如一種對比組的試驗,比如法學試驗可以用一個「單面鏡」來觀察接受試驗的對像。經濟科學很少能夠使用試驗方法。搞農村試驗區在方法論上的突破意義就是把自然科學的試驗法應用於社會科學。我們需要大量調查研究,從最基本的理論範疇的重新界定開始,逐步認識不同範疇之間的本質相關,逐漸形成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過這樣不厭其煩的工作,經過長期努力,才能把產生於西方的社會科學「本土化」。1986至1987年間,我和同事們把一些關乎農村中長期發展的重大問題轉變成不同試驗項目,分別在不同的地區進行試驗。

有人說,試驗如果是為了完成政府的一個理論的話,很難發現真問題。其實,我以為,這要看試驗者本身,看從事具體項目的操作人員的態度。如果你是一個嚴肅的學者,除了秉承上級的意願來進行某種分析,還是可以在試驗中做很多科學工作的。我並非標榜自己是一個很嚴肅的學者,但我確實在做這件事上一直是很認真的,以至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有時候被領導批評。當今很多地方官場風氣是「報喜不報憂」,按照經濟學的「理性」,我們中有的人完全應該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過,我這種敢於報憂得憂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即使那些對我的批評大多也是有益的。從這個角度看人生,我覺得心平氣和。

很多「主義」只有落實到「問題」的調查和實驗中才容易辨出真偽高下。比如很多人相信中國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開始也抱著能搞的觀點去試驗。但在我這個領域得出的結果是:至少農村土地這個中國現在最大的資產還沒有條件私有化,只能穩定集體所有制。試驗證明,政府不可能對九億農村人口提供社會保障,所以農村耕地承擔了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國家向村社集體讓渡土地所有權的條件是由集體承擔對農民的基本保障。中國農民人口眾多,人均耕地資源少,農戶家庭經營的農業除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為剩餘投入市場的數量按人計算就很有限。因此,小農作為這樣一種自給自足、半自給自足的行為主體,並不完全被市場左右。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有能力為大量的、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建立社會保障。而農業生產又是一個自然性很強的過程,農民有限的剩餘又必須用來防天災人禍,連保險公司搞農業保險也不合算。農民要自我積累,要積糧備荒,可以進入市場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對城裡人那樣,把農民的醫療、就業、保險、教育等問題解決了,那麼農業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農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

進一步概括地說,因為中國是一個資源過於短缺、人口嚴重過剩的國家,最近二十年的高增長又被人們承認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增長」,在這樣的一個資源和人口比例嚴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數人占有更多的資源就必然導致大多數人沒有資源。私有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其實,無論是占有資源的人還是沒有資源的人都不願意出現這樣的衝突,從而使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中國曾經有過的暴力衝突或者發生革命,就是這樣的社會成本)。除非誰有本事像人家歐洲那樣,通過殖民掠奪把矛盾轉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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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革命的主體都是農民,革命發生的原因中幾乎都存在一個有共性的問題,就是那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根本制約其發展的矛盾,即人口與資源的矛盾,我稱之為「人地關係高度緊張」。這個分析很多人都做過。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來看,大規模的戰爭都表明了這一點。表面上看是發生了天災,或者個別事件導致農民起義,實際上在這事件之前就已經出現了人口與資源的嚴重不匹配,而且那個社會堅持少數人占有更多資源的制度。

很多人對我的說法會提出質問,至少,中國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積遠遠高於日本。其實簡單地提出這種比例關係是有問題的。

第一,日本全國人口與耕地面積之比顯得很低,但實際上日本的農業人口與耕地面積之比高於中國很多,因為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有先發展優勢,其農業人口已只占總人口的不足10%,而我國的農業人口尚占總人口的70%。所以說單純拿一個國家的人口和耕地資源來比,日本比我們還要低(台灣、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它們都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

第二,無論日本、印度,其耕地占國土面積比重都比我國的高。中國儘管國土面積大,但可耕地面積極其有限。按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面積來看,美國的勞動力平均占有耕地面積828畝,而我國只有4畝多,也就是說美國的勞均耕地面積是我們的200倍。這是絕對不可比的。雖然從礦產、海洋資源等方面來看,我們確實比有些發展中國家有優勢,但唯獨農業資源不可比。中國是世界上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最少的國家之一。

人們常說,中國如果出問題,就是農業的問題。所有的報刊雜誌上都能看到類似的說法。實際上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是九億農民依存的農村的發展問題。所以,中國並沒有純粹的農業經濟問題,「農業出問題」只是現象形態的。中國經濟出版社最近會出版我的一本書,專門談中國農村的基本制度問題。有人說農村改革超前了,因此要等解決了城市問題之後再重新發動。但這十年來的在農村問題上的教訓已經足夠了,經濟是個有規律的過程,沒有說誰要停下來等誰。農村改革一旦停下來就會累積矛盾,現在的情況就是累積矛盾釋放出來,對國民經濟發展造成制約。

中國農村正在發生一些新的變化。農村的直接選舉老百姓稱之為「海選」,是個有深遠意義的事。縱觀幾千年的歷史,中國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人均農業剩餘很少,如果這種有限的剩餘被龐大的地方政府更多占有,中央的收益也會少,甚至皇糧都拿不到。皇權衰落,必然動亂。所以中國從秦設立郡縣制以來兩千多年,國家政權只下伸到縣一級,這種中國式的政治制度之所以長期不變,是因為不必建立龐大的地方政府,以求降低管理成本。縣以下農村基層歷來都實行自治,發生問題一般由「鄉規民約」來解決,民間處理後再報縣官,這叫「官批民約」。一般鄉紳自治能解決的事情縣官是不管的,這就是所謂的民不告,官不擾,除非有人擊鼓升堂,喊冤叫屈,官府才會受理。

新中國建立以後,共產黨為了工業化從農村提取積累的目的,加強了在農村的領導,黨權、政權一直下伸到最基層的村,所以漫長歷史中只有這幾十年政府對農村控制得最嚴密和最完整。但也正因為這樣,維持這種政治制度的成本就最高。全國村民自治最初從1988年試行村民自治條例,經過十年多的試行,也許可以重新恢復鄉村自治,降低政府控制農村的制度成本。如果將來逐步由村自治上升為規範的鄉村自治制度,把農村龐大的政府和組織減少,可能政治成本還會下降。當然,這涉及到如何處理與黨的關係等問題。現在不僅有了鄉規民約還有了法律,鄉村自治不僅在遵守國家法律基礎上實行,也會推動現行法律體系的修訂。

xxx圖為中國大陸貢山縣人民法院法官著大陸國徽與同事們跨過怒江,到偏遠鄉村設置巡回法庭。圖源:影像力—濰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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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到底要什麼?簡單地說,中國就是中國,它的資源條件對制度安排從來是一種硬約束,使中國客觀上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業化道路,無論硬一點的照搬,或者軟一點的跟隨,都必然會造成重大損失。好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必須走自己的路,現在應該是全面採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時候了。

二十多年前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對中國二十年的經濟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到世紀之交,尤其是近年來經濟出現一系列問題、改革難度加大之後,人們終於要反思、要討論了。這確實是當前最值得關注的現象,對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也會有重大校正作用。尤其在剛剛過去的九十年代,「體制改革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對體制的認真分析、調查、設計、實驗常常做得非常不夠。其實,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勢比較復雜,政策上也撲朔迷離。要思考農村經濟這樣的問題,就常常不得不放開眼光,不得不把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結合起來分析。

比如人們已經約定俗成地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最近二十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於對外開放和大規模引進外資。成績宏大,這已經是國內外公認的,毋庸贅述。但豎看五十年,我們這種農民大國「追隨工業化」的過程中,實際上前後搞了三次大規模引進外資,哪次都有成績也有代價。

第一次是在朝鮮戰爭、西方封鎖的國際環境壓力下,中國1952年大規模引進蘇聯設備。其實,美國和蘇聯都在「二次大戰」中維持、甚至加快了傳統製造業發展,經濟結構失去調整機會,戰後這種被戰爭需求刺激拉動的製造業過剩生產能力必須有出路,於是兩個大的資本集團利用戰後完成的勢力劃分,分別控制各自的勢力範圍,通過對外援助設備抵頂投資,既緩解了傳統製造業的過剩危機,奠定了結構調整的財政基礎;又客觀上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複製翻版其傳統結構的工業化進程。我們當時一方面與政治上、軍事上控制中國的企圖鬥爭,保持了主權獨立,另一方面為了獨立也接受了蘇聯轉移過來的大工業的二手設備、圖紙和技術標準,並且在這樣的工業基礎上,無可避免地複製翻版了蘇聯式的經濟管理體制和上層建築。

問題仍然出在人口與資源關係過度緊張這個基本國情矛盾上。那次的教訓是土改以後高度分散的、平均剩餘太少的農村,不可能適應這種突變式的國家工業化,導致政府與農民的交易成本抬高。國家即使高度工業化,也無法帶動農村的城市化。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一開始就決定了的制度約束。這是因為,西方在工業化過程中大批的農業人口轉化成城市人口並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勞動力短缺。東方國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業化資本積累的日本符合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規律。而中國這樣的戰後才開始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一開始上的是為軍事服務的重工業,這種重工業內在的「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機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結果,形成了對立分割的「城鄉二元結構」。五十年過去,這仍然是制約我們改革與發展的基本體制矛盾。事實上,第一次大規模引進外資發展工業化的代價很快顯現,導致了1960年的以「三年自然災害」為名的經濟危機,和以「三自一包」為名的調整改革。

第二次就是已經被批判為「洋躍進」的從日本和西方引進外資。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初步形成了產業門類齊全的國家工業結構。於是毛澤東打開國門,主導對美、歐、日的外交,推動「廣交會」,有限地讓中國參與國際交換分工。但由於1974年以後財政赤字連續突破一百億,國家進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能力嚴重不足,接著又出現了華國峰在1976-1978年領導的大規模引進外資,引進一百多個大項目,上「幾十個大慶」,結果卻是造成1978-1979年連續出現每年近二百億的高額財政赤字,迫使貨幣超發四百億。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局面之下,1980年中國不得不在城市實行「關停並轉」,大批職工下崗造成社會性犯罪。接著是兩個「嚴打」,同時是1982年開始在全國推行以農村大包干為代表的體制改革。

第三次就是鄧小平領導的二十年對外開放。與前兩次的不同是,依靠前三十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國資源完成的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國家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進入市場交換的基礎條件此時已經具備。另外,由於國家在八十年代初經濟危機之下實行了「撥改貸」、「利改稅」和「分級承包」的財政體制改革,但同期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很低,全國的社會存款才二百二十多億,在財政赤字壓力下國家投資的規模也不過三百億左右。因此,一方面出現各地競相追逐以外資促進地方資源開發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是中央政府通過增加貨幣供應來推動經濟貨幣化和資源資本化,以此占有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這就是我們現在津津樂道的二十年高速度發展的奇蹟。大家對這次的成就和代價都很了解,或者正在逐漸了解。唯一應該強調一下的是,除了農村改革是七十年代末期經濟危機的產物之外,我們這二十年城市的體制變化應該叫「開放改革」,是對外開放的需求推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以上三次大規模引進外資,複製翻版的基本上是蘇、美兩大資本集團正在調整的傳統製造業的落後結構。這與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情況雷同,不同的是中國人口同期增加了1.5倍,制度的資源約束更加嚴峻。對此,我早在國內外關於東亞金融危機的各種討論中已經提出過了,我一直就認為那次「金融危機」其實是東亞國家和地區追隨複製西方傳統經濟結構問題的外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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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就談到過對金融危機的預警,是在那年11月的《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的和一個美國學者的對話:《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性危機與中國改革》。時隔不到一年,果然就發生了從東亞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後來,我又寫文章指出這次危機的最重要根源不是缺乏風險防範,整個危機其實是東亞複製翻版傳統結構工業化的必然結果。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面臨的是三大「結構」問題。

第一大問題是就業結構問題,農業占GDP比重低於30%,但勞動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這使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不上去,農民收入也就上不去,負擔加重的農民勢必與地方政府出現矛盾趨勢。另一方面,農村資源短缺導致對流動人口的外推,連續多年大量農民工流動就業,整個社會就不可能維持安定。我國「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延續了近十年,與來自農村的高壓不能說沒有極大關聯。這種事實上的政治壓力又反作用於經濟政策,迫使國家必須注意維持增長速度,沒有客觀需求就用政府財政投資頂上。你要把基建調整下來,上億農村流動勞動力就可能出大麻煩。

第二大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影響的產業結構問題,也就是連老外都逐漸明白的「大中國,小市場」。這是指十二億中國人中只有30%在城市裡的人是市場化的消費人口;另外70%農民人口還是自給自足或者半自給的,與市場消費關係不大。沒有成規模的城市人口,就沒有成規模的消費,也就沒有第三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我之所以把這兩個結構放在一起談,就是認為其中有明顯的邏輯關係。即使在發達地區,第三產業比重也上不去,從而又反過來制約了就業增加(因為第三產業是最能夠吸納就業的)。

第三大問題是區域結構問題,包括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不僅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沒有根本突破,原來提出的東部帶動中部和西部發展的「梯度理論」也不靈驗了,因為中部已經落到了西部的水平,只有東部「異軍突起」,造成嚴重的東西差別。東部地區人口、資本密集,資源短缺,從而使它的「出口外向型」經濟不得不依靠「大進大出」。人們為出口生產並消費進口產品。而經濟上如果過度依賴於海外市場,政治上也容易受制於人。

這三大結構性矛盾是二十世紀留下的,那麼二十一世紀中國應該怎麼辦呢?現在多數學者似乎都很「現實」,少有人願意對這樣的「宏大敘事」進行討論,還是喜歡在一些概念上磨蹭,諸如我們要不要私有化,是要參照美國模式還是日本模式,等等。

我不想責怪學者媚俗。這本來是飯碗問題,再加上近代史上那些即使化作「人血饅頭」也仍然治不了「華小栓」們的病的教訓,學術界大多數的逐利傾向就更不足為怪了。現在人們要麼是在傳統經濟模式中依附於老左派,要麼變成依附於新生資產階級的新右派,當然要代表各自依附的利益集團討論問題並影響決策。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怎麼生存?怎麼發展?下個世紀面臨的是什麼問題……不同利益集團當然也有不同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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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第一大矛盾,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就業問題。無論怎樣決策,都應該把它作為第一國策來考慮,任何具體部門政策安排也都不能脫離就業來考慮。中國無論趨向什麼體制,都必須符合整個中華民族中長期發展需要,而不是少數大資本集團的短期利益需要,因此國家必須嚴格規劃測算引進外資的投資項目與擴大就業的關係。那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工業項目盡管十分高效益、十分現代化,如果不能帶動就業,就不能盲目地上。我們引進了很多大規模的現代化生產線,這些是勞動力短缺的西方發展起來的,可以通過節省工人來提高效益,但在中國讓這麼多人都到哪裡去?追求資本增密參與國際競爭和強調企業資本收益最大化等理論常常以就業為盲點,值得我們反思。

尤其是有些發達地區搞資本密集農業,在電視畫面上當然很好看,什麼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大拖拉機等大型的現代化機器在地裡開,這對中國平均只有0.4公頃耕地的微型農戶有用嗎?這是不是在中國?謬種誤傳,遺害匪淺。類似批評也適用於這些年來的基本建設工程:九十年代我們國家上了不少基本建設,但基本建設投資上項目是否考慮到數以億計的農村低素質勞動力不能就業或就業不足?比如建高速公路、修鐵路、大壩等大規模基本建設時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搞?簡單地用BOT,好了,別人的大機器來了,他們倒是質量很高,速度很快,干得也不錯,但是錢被人拿走了。如果是用勞動密集型的投入,錢轉化成勞動力收入,勞動力收入轉化成消費,消費拉動輕工業生產,內需不就擴大了嗎?我們寧可不去超英趕美,寧可速度慢一點,但必須考慮就業。

中國到底要什麼?我看就是要一條就業之路。中國到底要什麼主義?我看就是要就業主義。有就業才有需要消費,有消費才有內需,才有健康的發展。

解決這個第一大矛盾還得要靠發展中小企業。因為只有中小企業才能容納最多的勞動力,因為新增就業的80%以上是在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本來應該是重大國策,但各級政府在這方面真有政策嗎?直到最近兩年才有人系統提出發展中小企業的建議,報紙和雜誌也才開始討論,在這之前,除了八十年代對農村鄉鎮企業有一點優惠政策,其他要有也很少。鄉鎮企業的優惠政策也在九十年代取消了,也沒有哪一個商業銀行,沒有哪一個資本市場,是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我們的政策最近向高科技傾斜,不是不可以搞高科技,搞高科技是對的,不能比世界水平拉得太遠,國家必須用一定的財力支撐高科技,而不是完全商業化地靠市場來搞高科技。但國際經驗證明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也需要發展中小企業,國家應該建立必要的金融工具和資本市場來服務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就是說應該採取放開民間競爭,放開區域資本市場等等制度安排。發展中小企業也就是發展高科技。這兩個東西都應該為促進就業這個第一國策服務。

第二大結構矛盾要通過開通城鄉來逐步解決。如果允許那些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及其贍養人口都轉化為城市人口,讓這些人變成完全市場消費的一部分,這樣市場不就擴大了嗎?可以先一步步地走,先放開三十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鎮。我國目前大量的縣級城鎮人口在3-5萬,完全可以按10-30萬人口的規模發展。按國際經驗,三十萬人口規模的城市,它的基礎設施投資成本收益是能夠合理平衡的,低於這個規模就存在浪費。我國有二千七百多個縣、市,這是一個多麼大的發展空間。不過,開通城鄉不只是一個口號,它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首先需要解決戶口。現在農村人加入城市戶口必須先退掉承包責任田、退掉宅基地,否則不能解決戶口。但退掉這些後進了城的農民又沒有社會保障,一旦遇到風險和失去生活來源就會演變成貧民窟、黑社會。所以應該給進城的農村人口建立一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壟斷徵占的土地不要倒來倒去,變成腐敗和少數人謀利的手段,而是把它證券化,變成國家建立的農民社會保障基金。這樣一來,進城的農民丟掉了土地也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生活保障。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國家每年徵占大約三百萬畝土地,按平均每畝十萬元計算地價就是三千億。而這個龐大的數字以前基本上分散化為「尋租」資源,造成腐敗和開發商的超額利潤,甚至連帶性造成城裡的房子賣不出去。一般認為賣不出去是房價太高,而人們收入不高,報刊上都是這麼說的,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房價中2/3價格是不合理的。一是地價:國家說土地是國有的,是不賣的,但開發商卻都得買50-70年的開發權,等於支付了地價。如果像前面所說的土地都證券化了,變成了基金,地價打入房價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現在的消費者買房子,只有房屋產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卻支付了地價,這當然很不合理。房價很高的原因之二是:任何一個小區,其郵政、電力、供水,甚至小學、幼兒園、商店、銀行等所有的設施所占用的土地都是由消費者來支付的,而消費者在使用郵政、電力、供水時還得再支付費用。配套設施實際上又都歸相關部門了,如郵電、電力、供水等設備歸國有公司等,這等於剝奪了購房消費者這部分財產。又有什麼道理?如果減掉這不合理的2/3房價,房子怎麼會賣不出去呢?所以,要開通城鄉就得改政策,改政策的第一條就得去壟斷。這直接涉及到壟斷部門的利益,又確實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如縣以下城鎮的基礎設施投資,小城鎮的政治體制,新城市的保障體制及公共事業建設開支……這一系列問題都擺在這兒。

第三大矛盾是東西差別。中央已經把西部開發作為國家大戰略提出,重要的是怎麼吸取東部的經驗教訓,加快西部的資本市場建設,帶動國土整治,解決資源與人口的不平衡問題?我看西部開發有四個字缺一不可:水、路、人、地。上學的時候我們知道中國有一條經濟地理分界,被稱之為「璦輝騰衝線」,就是從黑龍江的璦輝到雲南的騰衝劃一條直線,中國人口70%居住在這條線的東部,但東部只有不足30%的資源。而西部雖然資源條件好於東部,資本卻高度稀缺。怎麼動員東部占70-80%的過剩密集資本向西部流動?假如說資本市場是國有的,假如說金融工具是「國家」而不是財閥壟斷的,那就請國家壟斷控制的這部分金融或國家資本,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率先向西部流動,從而帶動民間資本向西部流動。現在民間不是沒有錢,溫州地區有二百多億的資金沒處去,紛紛花高價換美元向歐美移民,兩廣、福建一帶也是如此。僅去年就有三百多億美元資本非法流出。

而現在有些人那裡的所謂西部開發,習慣於傳統體制和既往的計畫方式,心目中只有公路、鐵路等項目和資本密集的工業項目。試想一下,在西部搞開發,完全可以從人口稠密、人地關係緊張、資源短缺的省份(如有九千多萬人口的河南省)動員勞動力到西部去,規定凡是國家投資上馬的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必須促進勞動力就業,實行以工代賑,向勞動者提供食物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包括把那些過剩的積壓的輕工業物品,如布匹、糧食都可以調到西部去。讓這部分勞動力到西部去修路、開渠,種樹、種草,改善那裡的生態環境,通過以工代賑這種方式帶動人口密集、缺少資源的省份人口去西部,允許隨路或者隨水落戶,幹一年給一份地,幹兩年給兩份地,幹三年可以分得十畝地,會沒人去嗎?完全用現代西方市場經濟投資的方式去搞開發是不行的,中國只能用中國的方式。政府給出一個好的機制,西部開發的基礎建設先解決水的問題,哪怕是先開出一部分水渠,先灌溉出一塊地,墾它三十年能解決上億移民的生存問題就是最大成就。

以往的移民工作有很多教訓。有人說農民往回跑是觀念問題,是安土重遷,其實不是。農民在原來的家裡種田沒有費用,而到了移民區種田得交水費、電費,苛捐雜稅,剛去的農民實際上是沒有任何貸幣支付能力的。因此西部開發戰略好,但只有求真務實,關切底層,才會有扎扎實實的好效益。否則在西部開發中再折騰一次沿海開發中的「泡沫經濟」,中國就可能再一次失去歷史機遇,再一次受到重創。

結束這篇反思時,我想起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民國初年「師從歐美」曾經推行西方交通秩序,洋學生上街拿竹竿像連趕牲口一樣讓進城農民靠右行走。一百年過去,你到中小城市或縣以下的城鎮看看,老百姓照樣還是挑著擔子「逆行」,大城市裡那個橫穿高速公路的人被撞飛起來的錄像也讓人觸目驚心。誠然,一百年來我們在經濟上有重大進步,但那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條件下取得的,是有巨大代價的。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不過跨越了邯鄲學步階段,總的來說進步到學會「摸著石頭過河」了。

◎來源|鄉村建設研究
◎作者|溫鐵軍
◎出處|《天涯》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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