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鐵軍
◎出處｜《人民公開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篇｜溫鐵軍：中國百年工業化的真實經驗

圖為大陸貢山縣人民法院法官揹著中國國徽與同事們跨過怒江，到偏遠鄉村設置巡迴法庭。圖片來源：影像力—濰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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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中國與危機軟著陸

縱觀中國60年，4次引進外資，帶來了8次危機，其中能向「三農」轉嫁的就能實現軟著陸，不能向「三農」轉嫁的則砸在城裡引發改革。

這就是真實的經驗，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應該怎麼總結經驗，怎麼歸納為理論，誰利用它，這是政治家的事。作為學者，我只是客觀地告訴人們真實的經驗過程是什麼。如果先驗地進入某個意識形態化的解釋話語，那就跳不出來了，因為已經被意識形態內在的派性俘虜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學者批評我，我沒法回答，因為我沒派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也不想進入派性，因為那就得把我現在達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個派性的泥沼之中去，這有點難為我了。

現在，不罵毛澤東彷彿就不高明，確實你是受了些委屈，我們這一代也是過來人，都還可以理解他們。但作為當代的人，特別是80後、90後的年輕孩子們，應適當地自我調整，要從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輩留下的意識形態化的話語體系中多少解脫一些。現在很多稱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們，其實連自主地形成自由話語的表達能力都沒有，已經很難從言必稱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脫了，這就很遺憾。

以上「中國經驗」大致是一個發展主義導向的一般的發展過程，只不過在特殊的時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當外資突然停止時，只能用勞動力集中投入來替代稀缺程度為零的資本；當發生經濟危機時，因為中國幅員遼闊，還因為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得以讓農村作為載體來承接代價，否則，積聚於城市的產業資本就難以度過危機。

例如，當代學者分析農村集體經濟，一般是從西方農業經濟學的理論概念來看農業集體化負面的影響。但請注意，1960年發生城市危機時向農村輸送了1200萬名知青，1968年再發生城市危機時再往農村輸送了1700萬名知青，1974年以後又輸送了1000多萬名知青，合計大約4000萬名知青。如果農民是單家獨戶小生產，怎麼接收由於城市危機而不能就業的4000萬名知青？只有以集體化為載體，資本內化的政府才有向農村輸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隊的（編者註：安插在農村生產隊，通指1980年前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種方式），插進村去先是集體戶，生產隊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撥出糧食、油和菜來開一個灶，學生就開始做飯，一開始做得亂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飯就拉肚子。那段時間的情況清晰顯示，我們所插的那個村是大隊，而不是社員戶。

上山下鄉的好青年。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總之，如果沒有當年的農村集體化，就不可能有向農村轉嫁危機的載體，沒有這個載體，中國就難以度過這幾次經濟危機。國家在沒有形成產業資本的工業化早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弱的，在沒有形成完整的社會化大生產，在沒有產業資本門類齊全的經濟結構的時候，就像剛生下的娃娃，哪怕是發燒感冒都能要命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我們的新中國，也是從娃娃長大的。

當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場景。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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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雙重危機

蘇聯的道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同樣不行。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從1961年到2003年的40多年裡，每當人口增長到一個台階的時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個台階，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個層次。客觀地看，西方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生的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應該叫作產業空間平移，真實GDP的增長尚需討論。

在國內有些人開始鼓吹西方普世價值的時候，我要提醒的是：關鍵要看是否能夠負擔西方的政治體制所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的上層建築，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都是要花錢的，能否有效運作的關鍵還是看成本高還是低，到底誰支付。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已經進入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時代，政府的債務發達國家占70%以上。其中被認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權道德高度的美國政府，其債務占全球政府債務的一半。為了能使借債可以不還，美國的軍事開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說全球虛擬資本交易總量也是美國占一半。

2019年1月2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些聯邦政府雇員在一家公益組織的「應急食堂」外排隊領取免費餐。 圖片來源：新華社，攝影：劉傑

發達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其構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層建築，原來是以產業資本作為經濟基礎來支撐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漸次向外移出產業，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產業轉移，意味著原來支撐這種上層建築的產業基礎大多轉移出去了，這時候發達國家的上層建築愈發依賴政府增加債務來維持，因此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就越來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債務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因為發展中國家要搞工業化，要接受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需由政府償還，遂成為國家債務。這類債務是生產性負債。90年代以後，主要是發達國家政府因經濟增長緩慢，社會開支占比過高而增加負債。這類債務則主要是福利性負債。

發達國家借債幹什麼？50%以上用於投入本國國民的社會福利需求，以滿足人們可以少幹活、多休假、多拿工資等方面的需求。但這時卻已經沒有產業支撐了，而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國。因此資本流向美國。我們消耗自己的資源環境，製造出貨物送到美國去，然後只能獲得在美國的電腦裡計算出來的所謂「貿易盈餘」，但這些貿易盈餘我們不能使用，還得資本回流，進入美國的國債市場，最終提高美國的虛擬資本交易規模。於是乎現在變成中美雙方的一種雙輸博弈，即中國是生態環境被破壞，勞工問題嚴重，而美國是金融資本泡沫化。由此，這個世界的經濟秩序被叫作「Chimerica」，中美國，又稱G2。

中國人想改變這種雙輸博弈，開始把貿易盈餘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設，去買礦買地。中國剛剛開始把外匯儲備轉向投資的時候，剛剛建立的「Chimerica」關係立刻變緊張了，而幾乎同時，中國的黃海、南海、西藏，還有台灣等關係，也開始緊張了。美國公開表示不允許改變既定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說，當我們剛開始想接受這個很美好的普世價值的時候，發現這是一個高成本導致高負債的上層建築。即使我們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積累才能達到那個理想水平。何況那些已經建立的國家都已經維持不住了。之所以社會成本太高，是因為西方政治家在競選的時候不得不承諾更高的福利，而要兌現就要增加政府債務。

2021年11月25日，在感恩節前夕，人們在美國洛杉磯一處為無家可歸者免費提供感恩節食物的地點排隊等待。圖片來源：新華社&路透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發展方式不但我們搞不起，歐洲也搞不起。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學的中歐論壇上跟歐洲人講這個道理，他們非常驚愕，說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我說：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過增發貨幣來製造通貨膨脹基礎，只要國家不出現消費過熱拉動的惡性膨脹，政府就能夠通過不斷增大貨幣分母來縮小債務分子。雖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領導人都會選擇這麼做，但是加入歐元區的歐洲國家政府卻無法如此，因為貨幣主權轉交給歐洲中央銀行，政府就不能再增發貨幣了。亦即：加入歐元區的政府就沒有貨幣發行權了，也就不能製造通貨膨脹基礎來縮小債務分子，於是政府債務就不斷累積。

越是沒有產業的國家，比如像希臘，原來有世界級的造船業，後來都轉移給韓國和中國了，原來還有船運業，現在船運業也搬走了，因為稅收太高，希臘從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業國家調整到現在只剩下旅遊業了。那希臘的債務以後怎麼辦？

美國人可以不還債務，其軍費開支占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國把希臘的政府債務評級為垃圾級。於是乎，希臘的債務危機就爆發了，既然國家不能再有匯率政策、儲備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請求歐洲中央銀行救市了。這時希臘仍然作為政治國家，但其基本經濟主權卻都喪失了。

2015年6月30日，希臘未能償還當天到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約15億歐元貸款，成為對IMF拖欠款項的首個發達經濟體。圖為上街抗議的希臘青年。圖片來源：新華社

同理，所有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只要經濟基礎隨產業移出日漸薄弱，沒有貨幣主權，政府債務就會不斷增加，直到壓垮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築。希臘和愛爾蘭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認為，只要產業和金融作為國家經濟兩條腿的支撐能力不足，都避免不了產生像這些國家一樣多米諾骨牌的命運。只有仍然保留了設備製造業的歐洲中心國家——德國、法國能支撐得住。產業競爭力有限的義大利也不確定。於是乎，最近歐洲中央銀行也開始採取美國的方式，大規模增發歐元貨幣，美國人發6000億美元，歐洲人則發7000億歐元，最後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謂轉型，就是以為這套現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們早晚要實現的，但歷來沒有人去算過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歐洲，因為這套關於新中國成立60年來有4次外債8次危機的解釋，中國人沒有研究，只有我在作這種關乎國家戰略的研究。但是，國內似乎沒什麼需求，國外有需求，他們一聽都懂了。於是，現在我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轉內銷。

出去調研多了，你就能發現西方現代化不是一個你想像中就能實現的事物。按說中國各界無論左派右派我都沒矛盾，覺得他們說得都很好，我只是請他們先算算帳。當然我不是經濟學家，這個帳也算得比較粗。

當今世界上居於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大多國齡很短。比如德國，原來是300多個小邦國集合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它正式成為一個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在1832年。義大利原來也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那裡有400多個散亂的小邦國，進入近代國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個有歷史的國家，立國雖然比德國和義大利早，但也不是領土主權完整國家，直到被拿破崙橫掃才統一成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數政治經驗少，因為作為政治國家存在的歷史還不到200年。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還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這麼一比，就發現我們的路走得對。盡管我們走的艱難，但在歷次危機中我們都沒倒下，挺住了，就迎來了柳暗花明。我們這麼一個窮國，現在過剩了，這是好事，不是壞事。這樣我們就可以向民生、向可持續發展投資了。我們就可以把毛澤東想辦但沒來得及辦的事情辦好了。

（全文完）

溫鐵軍：中國資本從百年短缺到過剩的重大變化
溫鐵軍：中國百年工業化的真實經驗
溫鐵軍：蘇聯道路、西方道路都走不通，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

◎作者｜溫鐵軍
◎出處｜《人民公開課》，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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