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翻攝自「返校 Detention 電影版」官方粉絲頁

電影《返校》從9月20日首映至今，已上映超過一個月，不僅票房成績超過2.4億元，更引起台灣社會各界熱烈討論，讓台灣白色恐怖這段歷史重新拉上檯面探討，不僅藍綠陣營各自從自身立場談論電影，也有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觀影後，從親身經歷白色恐怖的角度表達看法。

近日，潛心研究台灣史的知名文學作家楊渡，在中時電子報上發表對電影《返校》的評論，楊渡在文中表示《返校》剛上映時，朋友約我去看。但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原因有二：我大學時幫朋友拍八釐米實驗電影，了解做恐怖片的手法，很難忍受其虛假，所以從來不看。其二是白色恐怖犧牲者在我心中有崇高的位置，革命英靈不應是鬼片的對象。

面對近來電影《返校》引起的討論，楊渡則表示最近以來的討論，讓朋友一直問我，他們無非認為我既然研究台灣史，總該有一點觀察。但我覺得這片子有點狡猾。他們說是歷史，向「自由」致敬。但你真的指出它歷史的錯誤，他又說這是電影，是藝術，不必忠實於歷史。若你純粹當娛樂看，他又宣傳是白色恐怖的歷史。

事實上，這片子並不特別，無非是基於郭松棻的小說，加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加自由中國案等，挑適用的情節，找出當前的政治正確，得到最大的利益。

文中並補充說道《返校》這片子既然號稱是從基隆中學案而來，不妨自此說起。基隆中學案犧牲者是鍾浩東，看過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就會了解，整個是一個中共地下黨人案。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人會在日據下變成台共，再於1945年後加入中共地下黨。

文中進一步指出這涉及蘇聯革命成功後，1920年代世界性的左翼運動，帶起日本的農工社會運動與左翼運動，台灣受此影響，而有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的激進化左轉。直到1929年起，日本準備發動東亞戰爭，全面鎮壓左翼，台灣社會運動終因監禁與苦刑（許多人因刑求而冤死獄中），宣告終止。

許多抗日志士只能潛赴大陸參加抗戰，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便是其中之一。不僅是他，台灣各路人馬，有赴滿洲國工作而心存抗日的（如張深切），有因日語能力而進入國民政府國際情報單位的，有輾轉於日本、國府、紅色三方，利用矛盾，大做三角生意的（後來成為台灣著名商人）。總之，複雜程度，遠比現在這種國共二分法的簡單思維，更真實。這才是真實的人生，真實的歷史。

楊渡在文章中表示這樣的台灣人，在1947年二二八之後，會甘心被「清鄉」？當然不是。二二八之後，不滿國民政府的人，從白色中國的認同轉向紅色中國，要為犧牲者報仇。而二二八的主要訴求，是「民主自治」。所以二二八的武裝力量有兩股，一股叫「民主聯軍」，由謝雪紅領導；一股叫「自治聯軍」，由張志忠、簡吉領導。背後的支撐組織，以及事後的流亡安排，都是中共地下黨。

這個力量，在國民政府於大陸兵敗如山倒的1949年，發展得極為迅速，當然也不乏機會主義分子（每個時代都一樣），於是疏於地下組織的規範，把地下黨的《光明報》隨便寄送，最後就出事了。

文中指出「基隆中學案」只是開端，國民政府認知大陸失敗，於是在台灣展開白色恐怖肅清，在大學校園有「四六事件」，在撤退學生中有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案等。整個白色恐怖時期，約從1949年至1954年，大部分地下黨人都被圍捕到無路可走、出來投案為止，共有3萬多人遭到逮捕。比例上，外省人政治犯是本省人的3.8倍（詳見《有溫度的台灣史》）。

楊渡在文中認為至於自由民主，這是美式資本主義的產物。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怎麼會去相信帝國主義所依據的資本主義那一套呢？真正為台灣引進自由民主理念的，反而是胡適、雷震、殷海光、周德偉等《自由中國》雜誌作者。他們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相信自由主義才是反共的基礎，而蔣介石也需要他們支撐，作為一個向美國宣傳自由民主的樣板，於是容許他們批評政府，繼續辦雜誌。可他們終究要將民主付諸行動、組織反對黨時，蔣介石就下手了。這已是1960年代的事了。

所以說，《返校》把基隆中學案與自由中國案連起來，是一種歷史的錯置。而基隆中學案所舉起的，是紅旗，他們綁赴刑場唱的，是共產國際歌。他們也不認為自己是冤魂，而是革命烈士。但《返校》卻悄悄把紅旗變成綠旗，把烈士變無辜受難者，讓紅色犧牲者唱綠色的歌，最後才發現拜的是紅色黨人。而綠營天天還在唱反共的歌，這是不是也太反諷了？

楊渡最後在文中感嘆說道面對這狡猾的時代，你會像看完《小丑》一樣，只會為這歷史的無知、錯亂，深感悲傷。

◎出處｜另一種凝視：楊渡》把紅旗塗綠，狡猾的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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