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歷史的寄生蟲

By 張方遠 / 2019-10-14 15:31:17 /
返校
白色恐怖
摘要:

【編按】〈《返校》:歷史的寄生蟲〉一文為專欄作家張方遠觀影後之隨筆,原刊於「方遠北杯講看麥」臉書粉絲專頁上。本篇隨筆內容補充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之相關史實片段,有助讀者更認識電影《返校》與歷史史實之差異。

【編按】〈《返校》:歷史的寄生蟲〉一文為專欄作家張方遠觀影後之隨筆,原刊於「方遠北杯講看麥」臉書粉絲專頁上。本篇隨筆內容補充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之相關史實片段,有助讀者更認識電影《返校》與歷史史實之差異。文章涉及電影內容,為避免劇透,請自行斟酌觀看。


xxx照片是位於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紀念1950年代為了「民族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而犧牲於台灣的「隱蔽戰線」烈士。(圖/張方遠攝)

我去看了《返校》。在大陸宣布不參加金馬獎後,許多台派覺青雀躍於金馬獎將搖身一變為「民主自由影展」,《返校》囊括了12項提名。它的票房確實好,我在一個冷門的時段,找了一家不太知名的影院,也只能買到第一排的座位。然而,這是少數幾部讓我看得極為不耐的電影,隨著橋段的推進,我越發坐立難安,很想奪門離去。

這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團隊並不避諱向外界宣稱,其原型是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但電影所堆砌的,是師生戀和沒什麼邏輯的恐怖嚇人。我在想,電影所營造出來的驚悚,其實是歷史脈絡的替代物,有些事情並不想讓觀眾知道,或者,他們說不出口。

劇中師生組成的讀書會,讀的是泰戈爾詩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以及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師生的情感是透過《雨夜花》這首歌所建立起來的。而劇中一位被捕的老師大喊「國家殺人」,一位學生發出悲愴且哀傷的質疑:「不過就是讀幾本書而已,為什麼事情會變得這樣?」從而聯繫到全片的主軸「致自由」──只是讀幾本書、抄幾首詩、畫幾片葉子,國民黨就刑殺鎮壓了我們的「自由」。

「自由」兩個字的背後,卻是電影有意無意藏起來的歷史。以下抄錄幾段基隆中學師生的證言:

──「光復後,我在基隆省中讀書時才開始學國語。十分諷刺的是,我在學國語時所學的第一首國語歌曲,即是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它還是學校教官教我們唱的。」(延伸閱讀:張方遠,〈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二二八事件那年,我念初三,在學校擔任學生自治會的學術股長,負責管理自治會圖書室裡的所有圖書。自治會圖書室裡收藏的絕大多數都是『紅書』。我本來就很喜歡看書,在學校成績也算不錯,但我書看得愈多,思想便愈加左傾。」

──「1946年5月,我應邀去基隆八堵基隆中學當事務主任。8月份,鍾浩東 由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薦,接任基隆中學校長。我轉任基中訓導主任。鍾國輝任基中事務主任。初期,我們以中共地下黨員為核心,團結教職員中的積極分子和中國民主同盟的朋友,從事革命活動,主要是在教職員中秘密組織學習小組,閱讀進步書籍,討論時事和中國革命問題等。在這同時,我們也對學生進行了啟蒙教育,並成立學生會,購買進步書報給學生閱讀等。在校外,我們又聯絡台北等地的進步朋友,籌建「中國民主同盟台灣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以便團結更多的進步分子,參加反對美蔣的鬥爭。」

──「通過考察,我選擇班上一些進步學生,組織讀書會,指導他們閱讀進步書刊,出版壁報,進而秘密成立『民主青年聯盟』。我還接納少數幾個優秀學生參加地下黨。」

──「據我所知,《光明報》的編印,首先由字寫得快又清楚的教學組幹事張奕明,通過短波收音機收聽新華社廣播,抄錄重要時事新聞。然後,基隆中學支部三名支部委員之一的陳少麟老師,根據這些消息,編輯報紙內容。最後,交由男職員鍾國員刻鋼板、油印。」

──「林英杰負責收聽延安發出的電訊,讓李絜把記錄稿帶到基隆中學,交我審稿,排版,再交給鍾國員和張奕明刻鋼板,然後在後操場山坡上的宿舍或山旁一個洞穴裡油印。」

──「我看到吉普車上面坐著幾名持槍的憲兵。然後,押房的門突然開了。憲兵班長大聲點名:『張奕明,開庭。』我看到張奕明一路微笑著,從容地走出押房。臨上車時,她還堅定地呼喊著:『共產黨萬歲!』」

(以上摘自藍博洲著《幌馬車之歌》。)

xxx《幌馬車之歌》(第三版),作者:藍博洲,時報出版。

在電影中,進步書籍與延安訊息,變成了情詩小說;中共地下黨組織,變成了單純讀書會;《義勇軍進行曲》變成了《雨夜花》;「共產黨萬歲」變成了「國家殺人」。當然,認同「紅色祖國」、左翼革命理想,也全部變成了「致自由」。

台獨的歷史和英雄在哪裡?電影的敘事和透露出來的史觀,最為荒誕的地方,就是寄生在中共與新中國的歷史和英雄身上,吸吮著台灣進步烈士的鮮血,滋潤著貧乏空虛的「轉型正義」與台獨史觀,不就是歷史的一隻寄生蟲嗎?

片中張明暉老師在就義前,告誡著他的學生、也是讀書會的倖存者魏仲庭:「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看到這幕時,我心中一直浮現出智利詩人聶魯達(他也是共產黨員)的詩作《獻給黨》:

「您讓我知道要仇恨敵人、抵擋獨夫。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 」(全詩請見:聶魯達:獻給黨(陳映真/譯)

這首詩由台灣的左翼作家、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映真譯為中文。我會想起這首詩,是因為聶魯達所描繪的共產黨員為信仰和理想犧牲的「雖死猶生」,與《返校》電影裡訴諸為了追究「殺人兇手」的「活下去」,實在是諷刺地令人無語。說穿了,這部電影就像是促轉會的文宣,像是瀰漫台灣的那股「亡國感」──自欺欺人、自己嚇自己。

這部電影有句台詞流行了起來:「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然而在藍綠聯手壓制的台灣歷史面前,這個社會其實根本還稱不上「忘記」或是「害怕想起來」,因為幾乎沒有人為了《返校》感動拭淚的同時,真誠地鼓起勇氣直面歷史。

@文章出處:方遠北杯講看麥

今年秋祭活動,將於10/19上午舉辦「激進1949:台灣郵電工人與他們的刊物《野草》」圖文展開幕式,以及下午「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若對白色恐怖歷史想進一步認識,可於當日前往馬場町參與悼念活動。活動詳情請見:2019年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暨圖文展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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