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美國《外交事務》8月31日刊載一篇題為〈全球南方現實主義而非道德主義的回歸，引發了對西方強權的新批判〉的文章，指出眼前所謂「全球南方」曾以「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出現，也曾經在冷戰時期有過不結盟運動與萬隆精神。

但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單一霸權，削弱了不結盟運動，也破壞了「全球南方」的團結。但隨著眼前美國單極霸權消退，「全球南方」再次煥發活力。而這次引領「全球南方」的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

「全球南方」為鞏固自身國家利益，拒絕跟美國、日本和歐洲聯合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幾乎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都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拒絕制裁俄羅斯。與20世紀相比，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變得更加富裕和精明，學會在強權政治中牟取自身利益。

只要「全球南方」被排除在國際權力結構的核心之外，全球秩序仍是非民主化的現狀，「全球南方」就會是令人難以忽視的地緣政治群體，將成為變革的力量，挑戰大國政策的合法性。本文由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老師摘編翻譯，以饗讀者。

顯示南北分界線傳統定義的世界地圖。圖源：維基百科

全球南方現實主義而非道德主義的回歸，引發對西方強權的新批判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外交事務》雙月刊網站8月31日刊載了「昆西負責任治國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全球南方計劃」（Global South Program）主任、喬治•華盛頓大學兼職教授薩朗•希多爾（Sarang Shidore）的一篇文章，題為〈全球南方現實主義而非道德主義的回歸，引發了對西方強權的新批判〉（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 Realism, Not Moralism, Drives a New Critique of Western Power），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俄烏戰爭提醒了西方觀察家：在大國及其核心盟友之外還有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主要包括亞非拉國家，它們拒絕在衝突中選邊。因此，這場戰爭使全球南方成為地緣政治重要因素的焦點。當今的地緣政治格局，不僅取決於美國與其大國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緊張關係，還取決於中等強國甚至較小強國之間的博弈。

「全球南方」國家占全球人口的絕大多數，但它們的的願望和目標早已淪為地緣政治的腳注。在20世紀下半葉，聯合國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等組織，尋求在前帝國主義強權統治的世界中，促進較貧窮和非殖民化國家的集體利益。它們的團結主要基於理想和共同的道德目標，但並不是總能產生具體結果。甚至在冷戰結束之前，促使這些國家聯合起來的道德主義就開始消散了。冷戰結束後數十年的單極格局，似乎使「全球南方」作為一支明顯的力量永遠被邊緣化了。

如今，「全球南方」又回來了。它的存在與其說是一個連貫的、有組織的群體，不如說是一個地緣政治事實。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新興聯盟正感受到其影響力，但感受到的並不是理想主義驅動南方團結的行動，而更多是「全球南方」各國為自身利益付諸的單獨行動中，感受到整體加起來大於其各部分總和的影響力。它們開始限制大國的行動，並要求大國回應「全球南方」提出的一些訴求。

習近平23日出席金磚五國峰會，與巴西總統魯拉（左一）、南非總統拉瑪佛沙（中）、印度總理莫迪（右二）、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拍大合照。圖源：新華社

「全球南方」的含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1940年代到70年代的去殖民化進程中，增加了數十個國家加入聯合國。法國社會科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在1952年的一篇論文中，創造了「第三世界」一詞來稱呼這些國家。他看到了新獨立的前殖民地與革命前法國「被忽視、剝削、蔑視」的第三階層（由普通公民組成的社會部分）之間的相似之處。冷戰結束和共產主義「第二世界」解體後，「第三世界」一詞似乎已經過時了，還被視為對國際體系中那些弱國的貶義詞。

「發展中國家」一詞是在聯合國早年開始使用的，儘管至今仍在使用，但也逐漸失寵。將國家劃分為「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概念備受批評，因為暗示了線性發展道路的觀點，即社會處於落後狀態，直到能像日本、美國和歐洲那樣。

「全球南方」一詞避免了這些缺陷。「全球南方」，起源於20世紀，1980年由前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領導的獨立委員會發布了一份著名的報告《北─南：生存計劃》（North-South：A Programme for Survival），1990年，由時任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領導的聯合國小組發布了一份報告《對南方的挑戰：南方委員會的報告》（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 The Report of the South Commission），兩份報告都使用了這個詞。「全球」（global）這個前綴是在冷戰後的1990年代添加的，可能是當時的另一個術語「全球化」（globalization）日益流行的副產品。

如今，「全球南方」不是作為一個有組織的集團而存在，而已是一個地緣政治事實。

「全球南方」包括一大片從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一直延伸到拉丁美洲的較貧窮或中等收入的國家（但不僅如此）。在非殖民化的最初幾十年裡，把「全球南方」稱為一個緊湊、連貫的實體並不是不準確的。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受到殖民經歷和它們為擺脫歐洲統治而進行自由鬥爭的深刻影響。幾乎所有的國家經濟都很薄弱，也沒有什麼工業可言。

這些國家在各種論壇和機構中聯合起來，承諾以協調一致的行動綱領在全球政治中催生一支新的重要力量。1955年亞非國家萬隆會議和1961年不結盟運動的成立，明確表達了團結的願景，其前提是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支持國家經濟，拒絕核武器，並對聯合國保持信心，以維護和平並解決國際體系中的不平等現象。

圖為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

但在1960年代，這一運動出現了裂痕。1962年，印度在軍事上慘敗給中國，削弱了其更好地塑造「全球南方」團結的潛力。從智利到烏干達的一系列軍事政變玷污了該運動的道德主張。隨後印度和巴基斯坦開始發展核武器。

當冷戰蘇聯集團崩潰與美國單極統治的隨之而來，進一步削弱了不結盟運動的一致性和道德主張。但問題來了：它現在是跟誰不結盟？南方的團結似乎已死，大於其部分之和。

但隨著冷戰結束後的單極時代消退，「全球南方」正再次煥發活力。這一次，引領「全球南方」的原則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毫不猶豫地擁抱國家利益，並越來越多地訴諸強權政治。

「全球南方」鞏固自身利益、拒絕選邊站

跟任何定義（例如「西方」）一樣，「全球南方」一詞可能模棱兩可。為了論證這一論點，1964年在聯合國成立的77國集團的成員可以作為「全球南方」構成的合理指南。該組織目前擁有134個成員國，它將自己定義為「聯合國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間組織，為南方國家提供手段」，以「提高它們的聯合談判的能力。」包括除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紐西蘭、韓國、美國和歐洲國家之外幾乎所有國家，以及包括兩個大國中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

77國集團和中國第五十屆峰會的130多位國家元首和代表合影。圖源：News Source

這一更寬泛的「全球南方」定義包括土耳其（北約盟友）、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石油國家，以及智利和新加坡等曾經的貧窮國家。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只是一個國家屬於「全球南方」國家的一個指標。其他包括有被殖民的歷史或不是大國或大國的核心盟友。

許多評論家關注20國集團、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機構的出現，認為它們象徵著「全球南方」的回歸。但是關注政府間聯盟忽略了「全球南方」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最重要方式：通過個別國家的行動。這些不同且大多不協調的行動，強烈基於每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可能產生的影響大於各部分的總和。

「全球南方」國家非常注重吸引貿易和投資，並向價值鏈上游移動，很少出現像最近困擾美國那樣，因貿易協定而造成深刻且普遍的焦慮。在過去幾十年裡，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都向市場力量開放了，儘管它們有所保留，有時甚至鞏固選擇性的保護主義政策。

「全球南方」追求本位第一的表現，也體現在拒絕跟美國、日本和歐洲聯合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的新冷戰動態。與20世紀相比，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變得更加富裕和精明，並學會如何利用雙方來為自己牟取利益。它們從經驗中看到，有限的大國競爭有其作用，但一場新的冷戰將危及自身利益並擾亂社會秩序。一些代理人戰爭還是有可能會發生，但冷戰時期出現的大規模掠奪——當時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忍受了一個或另一個超級大國反復的破壞性干預——不太可能重演了。

圖為2022年3月17日，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舉行的一場足球比賽中，球迷拉橫幅細數美國北約轟炸或挑起戰爭的國家和地區。圖源：新華社，普雷德拉格·米洛薩夫列維奇攝

這並不意味著美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必然會減弱。其中一些國家甚至可能與美國或其他大國簽訂有限的協約，以促進它們的利益。新德里與華盛頓的安全趨同是為了平衡北京，並利用「友好離岸」（friend shoring）的機會。但即使是這種協約也有侷限性：例如在中國南海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印度也不可能提供超出後勤和臨時基地支持以外的其他協助。

印度在與俄羅斯打交道時遵循自己的方針，進口俄羅斯武器，共同開發和生產布拉莫斯導彈，現在已經開始出口。儘管越南成功地吸引了中國激增的貿易和投資，並抵制被拖入與美國的準聯盟，但它仍在繼續堅持對中國的海洋主權主張。在總統盧拉的領導下，巴西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與美國密切合作，儘管它與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保持著友好關係。巴基斯坦與中國建立了深厚的軍事和經濟伙伴關係，而其與美國的關係主要是交易性的。

「全球南方」國家還通過拒絕的力量獲得了影響力。幾乎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都拒絕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對其採取的制裁措施。一些國家增加了與莫斯科的貿易，極大地削弱了西方制裁的效力。2022年，俄羅斯與土耳其的貿易增長了87%，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貿易增長了68%，與印度的貿易增長了驚人的205%。美國的其他盟友和親密伙伴，如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很可能在美國與中國發生危機時，採取行動限制美國的政策。

2022年，聯合國大會緊急會議譴責俄羅斯，以141票贊成、5票反對，35票棄權，但反對票和棄權票的總人口，差不多有世界人口一半。

「全球南方」基於國家利益爭取國際影響力

最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國家對自身在全球決策結構中的份量仍然非常不滿，包括被邊緣化，以及與中等大國實際的經濟影響力越來越不匹配。「全球南方」國家在1960年代根本不具備眼前擁有的影響力，其中一些國家是礦產、供應鏈的重要來源，有些甚至是全球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的創新來源。這讓「全球南方」國家比20世紀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這種日益增長的不協調加深了「全球南方」國家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不滿，並產生了實質性變革的急迫性，例如在聯合國系統。然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改革不會很快到來，該機構仍然反映1945年的地緣政治現實，其擴張是一個遙遠的前景。美國還在國際金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它能夠與核心盟友合作，威脅對「全球南方」國家實施影響深遠的二級制裁。

但「全球南方」國家將尋求更多的自主權，並通過公開聲明和旨在塑造或挑戰全球規範的建議（比如一些人提出烏克蘭和平計劃）、與中國和俄羅斯在金磚五國中的聯盟、地區機構和日益增長的本幣雙邊貿易，來發揮更大的全球影響力。

用4張圖表視覺化呈現金磚國家的全球占比，由上而下分別是：GDP、人口、石油生產、貨物出口。圖源：visualcapitalist

這些努力的效果可能已經看得見；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沒有對俄羅斯實施重大的二級制裁。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也急於制定一項基礎設施倡議，即《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係》，華盛頓在回應非洲薩赫勒地區的反法政變方面相對謹慎。假以時日，新的「全球南方」可能會迫使大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其在國際機構中擁有更大發言權的要求，並避免大多數的代理人戰爭活動。

新南方將主要通過各國基於國家利益的行動來發揮其影響力。然而，來自萬隆會議時代更深層次協調的迴響，至今仍可在兩個領域聽到。第一個是氣候變化。在國際談判中，「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對抗富裕國家，爭取更多的氣候資金和「氣候賠償」。另一個領域是對抗美元霸權，儘管還未實現，但「全球南方」繞過美元機制的動機很強，儘管因為結構性障礙遭遇重重困難，很難取得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然而，各國以本幣結算的貿易正在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預期出現一個更全面的解決方案。

今年8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上宣布的擴容計劃，可能有助於上述兩方面的努力。

「全球南方」是一個地緣政治事實，而不是一種感覺

「全球南方」國家內部的廣泛異質性，及其中等強國的崛起，引發「全球南方」這一框架能夠持續多久的問題。如果「全球南方」國家的成員國彼此展開激烈競爭，那麼作為地緣政治事實，「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性可能會降低。氣候行動也可能起到攪局的作用；巴西、印度和印尼等碳足跡較大的國家，即使共同面對溫室氣體排放對國際造成的所有後果，也不會對溫室氣體排放做出更多貢獻，因此可能會與較小、較貧窮的國家（主要是非洲部分地區）之間出現裂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智利和馬來西亞等中低收入國家與遭受重大債務危機的50多個國家（主要在非洲）之間開始出現顯著差異，中低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可能削弱南方的影響。

當地時間2022年2月5日，埃塞俄比亞斯亞貝巴，第35屆非盟大會，非洲國家元首聚集在一起合影。圖源：視覺中國

然而，目前還看不到這種分裂。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等中等大國之間幾乎沒有出現重大競爭的跡象。地理上的分離和缺乏影響各自核心利益的爭端，可能會確保這些中等大國間的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維持友好。「全球南方」國家大多保持統一戰線，要求歐洲和北美國家提供更多的氣候資金。中低收入的「全球南方」國家對較貧窮的國家的經濟需求非常敏感，例如目前擔任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的印度，正在推動為低收入國家減免債務。

只要「全球南方」被排除在國際權力結構的核心之外，就會作為一個地緣政治事實持續存在。只要「全球南方」在這些國際體系（包括但遠不止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被剝奪更大的實質性發言權，「全球南方」就可能成為變革的力量，向大國施加壓力，挑戰它們某些政策的合法性，並限制它們在關鍵領域的行動範圍。

假若維持當前全球秩序的現狀，抵制共同治理的民主化，正如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試圖做的那樣，將只會加劇消耗人們對嚴正改革的耐性。就其與國際核心的距離而言，新的「全球南方」，只有在其目標基本實現後，才會失去在地緣政治的一致性。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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