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戀人》的主要時間背景是1947年秋到1949年夏的不到兩年時間；那是從台灣光復開始到國共內戰結束，蔣介石政權退守台灣、新中國成立、兩岸對峙，民族再度分斷之前短短四年之間的一個重要時期。但不幸的是，或許是因為對這四年的注視，如果有的話，總是牢牢地盯著1947年春的二二八事件，從而使得小說所要舒展開來的這段時期長期遭到高度漠視。對這個時期的重新認識，可以讓我們從一種跳針式的歷史記憶中釋放出來，從而以一種不同於主流台獨史觀的視角重看二二八事件之後（甚至二二八事件本身）的歷史面目。從一種反/非台獨史觀出發，這四年有什麼意義呢？它是從乙未割台到今日這整整兩個甲子之中僅有的四年統一時期。但即便直觀上如此重要，它也從未得到應有的認真對待。對這四年缺乏認知興趣，既是台獨史觀盛行的一個結果，也是台獨史觀盛行的一個原因。台獨史觀（包含了獨台史觀）對這四年所採的基本敘事結構是：台人歡欣鼓舞地迎接國民黨政府的到來，但是到來的卻是落後、襤褸、粗暴、顢頇，且帶有非我族類的傲慢的另一個比日本還不如的「殖民政權」，於是有了二二八的抗暴。而當反抗慘遭鎮壓後，台人開始了他們的長期的瘖啞沈默，直到……。這個落後而殘暴的國民黨政權的形象，常以一個非常生動的「水龍頭的故事」（「當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墻壁上的水龍頭這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塞，卻奇怪為什麼沒有水流出來」），被台獨與獨台史觀一再興奮重覆，以作為相對於國民黨這個中國政權的「野蠻落後」，台灣在殖民之下猶有的「文明進步」的明證。

直面這個史觀，《台北戀人》挑戰了那個如今被眾口鑠金的「二二八及其之後」，指出了在二二八鎮壓之後才約莫半年，青年學生就重新開始了他們的有濃厚左翼色彩的理想主義追求。學生反國民黨，但並不反中國；他們不僅不認為國民黨（完全）代表中國，更是被那時中國大陸上正行進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及其理想所號召鼓舞，進行著他們自己的中國革命的在地實踐。因此，真正的「噤聲」的來臨是當陳誠銜蔣介石之命，在台鎮壓學潮完成壓制性佈建，以待國民黨政權全面從大陸撤退之時；這是「噤聲」的開始，而要到1950年韓戰爆發以及在美國支持下展開的對島上左翼的全面肅清的白色恐怖之時，才被真正達成。回顧這段由藍博洲透過文學書寫的歷史，我們確知：二二八事件本身並沒有造成台獨分離主義的出現，反而是青年學生的集體左傾──這與二二八事件過來人陳明忠先生的回顧是一致的。透過藍博洲，我們知道，甚至當時本土派色彩濃厚的「台語戲劇社」演出的第一齣戲竟是曹禺的《日出》，而只不過是把劇名改為更台語口白的《天未亮》而已，更且，在那時強調台語，也絕不是今日台獨派的回溯史學所宣傳的，是要搞狹隘的本土意識（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台獨的先驅云云，反而是有一種階級與反殖的強烈意涵；「台語」象徵了鄉土、象徵了草根、象徵了非皇民化非菁英階級，因此更象徵了反日。小說裡，師院台語戲劇社的社長（後來被文學界本土派稱為台語劇先驅的蔡東石老先生）就說：「現在台灣已經光復，回歸祖國了，就應該要會講自己的語言才對；為了重新學台語，他就出來籌組台語戲劇社」。當然，歷史的真實並無法否定（雖然經常被偏執地無限擴大）的是：二二八的確是造成了本省學生對外省來的同學的更高的疑慮──因為人們很自然的會如此「人類學分類」，把外省同學和那從大陸來的貪汙腐敗的不肖官員「聯繫」起來，把外省同學和二二八的鎮壓者聯繫起來，從而「絕大多數本地學生對省外來的同學還抱有存疑的眼光，不敢也不想親近」。但是，同樣是歷史的真實，但卻被消聲的後半段卻是：在二二八過後約莫半年內，省內外同學就在當時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的大時代氛圍之下，重新結合一起實踐，共同反抗國民黨──且是在一種更高的理想與更大的論述之下為之。台獨史觀其實是一個歷史改編運動，要把所有不為他們所用的要素排除於他們的邏輯建構之外。在小說裡，「小老周們」就是在關上左耳的強制前提下，進行他們的「口述歷史」，挪用歷史，建構史觀。藍博洲書寫四六事件的鮮明政治意義就在這裡。

為什麼那時期的很多知識青年並不因日本殖民統治技術的「進步」，以及國民黨政權的老大頑劣，而對整個祖國幻滅──如後來台獨史觀的回溯史學的一概而論，反而在面對命運多舛的「祖國」有如此深厚的願為之犧牲的感情？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的政治代表性快速流失，相對於國民黨，共產黨能提出一套能吸引青年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性論述。這個革命論述與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一股革命朝氣，在這統一四年中，是能飄洋跨海感動並激勵了那不必然是共產黨人的一代青年人的。其次，由於兩岸再度統一，很多從大陸來台的（不一定是共產黨人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克盡職守，以其奉獻的教育工作，如藤野先生影響魯迅般地，影響了很多年輕人，例如小說中的黃石岩教授。不只是教育界，在整個文化界也出現了在這120年間難得的兩岸知識分子/文化人為了某種遠大理想或迫切問題而緊密交流合作的榮景（不像今天兩岸的會議開個沒完但什麼也沒達成的「學術交流」），例如那時候《新生報‧橋》副刊就是兩岸知識分子共同努力，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和中國新文學運動建立有機內在聯繫的一個重要平台。陳映真也曾指出這群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就在三月流血鎮壓後八個月，來台進步的省外知識分子歌雷、雷石榆、駱駝英、孫達人、蕭荻等人，與團結在楊逵身邊的本地知識分子歐陽明、賴明弘、周青、張光直、賴亮等人，以當時《新生報‧橋》副刊為基地，熱情洋溢地展開「如何重建台灣新文學，使之成為中國新文學無愧的一部份」的議論。

這和青年學生群體中本省與外省學生的交流合作是同步且共振的。除此之外，小說還直接或間接指出了一個原因：由於不同於1950年之後的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日本殖民時期並沒有封斷兩岸人民的一般往來，而正因此，很多台灣人在他們的青年時期在大陸生活過，並接受了那裡相對進步的教育（例如廈門的集美中學），感染到甚或參與到正在進行的大時代脈動，於是在他們形塑世界觀的青春時期有過一段重要的「祖國經驗」。這個本來就沒有被阻絕的交流，在台灣光復後由於兩岸統一更得到加強，兩岸青年的制度性交流也開始走上一個欣欣向榮的發展趨勢；有為數不少的台灣公費生在大陸各重要大學就讀，以及台灣大學在內地招考大陸學生……。是在這個脈絡下，我們理解了為何「麥浪歌詠隊」能夠在二二八之後不久，再度在全台形成了對當時內地的進步精神與進步文藝想要接觸理解與共同實踐的一股新風氣。《台北戀人》透過了「麥浪歌詠隊」，重現那個時代的眉目心情，重現由那些好男好女所舞詠出來的人民的、朝氣的、甚至浪漫的中國未來想像。在今天的台獨史觀下，人們過於易信地，以為那時候的青年都是處在「後二二八」的寒蟬效應之中，憤恨怨懟，懷念日本殖民的「現代化」，私願脫離「中國」與「中國文化」……。惜哉！台獨史觀自詡「愛台灣」，但是卻自我切割掉了一代的高蹈的奮發的美麗的台灣人民形象。

雙戰構造下的1950年後，兩岸人民之間的往來交流長期隔絕。而這一按諸人類歷史而言，也是絕無僅有的長期人為隔絕，為台獨或獨台的感情結構提供了一種地理學與社會學的基礎──儘管當局堅持一中、反對台獨、提倡中華文化。於是，我們看到多年後，在兩岸長期斷絕以及此地反共恐共教育下成長的「小老周們」，以這樣的一種「自然的」心態，重新挖掘「四六事件」，企圖「發明」一種他們早就擬定好的「傳統」。在這個熟爛的套話敘事中，四六事件，就如同二二八一樣，僅僅是暴力顢頇的外來政權鎮壓台灣人的另一案例。但是，如果我們跟隨藍博洲的腳步，願意給歷史中人一點點理解的善意，願意進入到當事人的意義世界的話，我們知道真相並非如此的，雖然在台獨史觀的霸權敘事架構下，那個「假真相」經常聽起來反而是那麼的「逼真」。藍博洲關於四六事件來龍去脈的繁複書寫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在這因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現當代中國人所經歷的（借用鄭鴻生的詞語）「百年離亂」中所出現的短暫而且是充滿混亂、不安與終而分斷的四年統一時光中，青年學生的意義與認同世界，並非這幾十年間不斷被建構被強化的「台獨意識」及其變種所能輕易回溯整編的。那段歷史必需回復到它的真實脈絡──也就是必需被擺在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下探討。如果我們要寫一部解嚴後的台灣學生運動史，是不妨把野百合及其後的學運看做是一部漸漸往台獨方向走去的歷史──儘管其中也不是沒有雜音異數，例如今天幾乎已被遺忘或自己遺忘的「民學聯」。但是，我們不應該也不能夠把這樣的一種解嚴後的學運書寫回溯到戰後的四六，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的鹿港反杜邦。歷史書寫的價值與倫理不正在於抗拒狹隘的黨派性歷史書寫嗎？人們常常故作正確地調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或歷史書寫，但忘了看到「民族主義現實主義」歷史書寫的屁股常常一樣紅，甚或更紅。閱讀《台北戀人》讓我們知道，在二二八之前，台灣的大學與中學生積極響應了當時在內地如烽火般展開的「抗議美軍在華暴行運動」，並組織動員了「光復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遊行示威」，但更也讓我們知道：這個連結兩岸青年學生的運動的苗芽雖然被稍後的「二二八事件」的暴雪所凍僵，但隨即在短短半年後再度吹又生。進步學生在這個1947年秋天開始的一步步串連與實踐中，提出了和大陸學運一致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在他們的胸臆中，應是有一股朦朧而強烈的跳動，盼望自己能進入到一個把自己包括在一個屬於當代中國的（也是屬於全人類的）更大的歷史洪流之中罷！或許我們要有這樣的一種進入歷史的勇氣與同理心，才能真正理解當時的師院學生所展開的要求師院從「省立」更名為「國立」的集體訴求罷！

藍博洲的寫作也同時告訴我們，國民黨當局鎮壓抗議學生的四六事件，並不是今天所謂的「民族矛盾」，而是那時國民黨當局的一般性作為。在四六的前五天，在南京就發生了當局鎮壓學生導致死傷慘重的「南京四一慘案」，而當時南京的大學生和台北的大學生的主訴求是一致的，也就是反飢餓、反迫害，要和平。你不能說，南京人是國民黨心目中的非我族類吧！要理解台灣的近當代史，如果不在方法上把台灣放在一個更大的區域視角與時代背景之下的話，那就永遠只能在那裡無望地、永遠地消費台獨悲情敘事了。這就是為什麼重新整理、重新書寫「統一四年史」，讓那些因為後來的黨派化政治需求而被扭曲的歷史得以舒展開來，是如此的重要。不但是四六事件要如此理解，二二八事件也應該如此理解。如果不把國民黨政權因對日抗戰結束後，在勝利的同時所暴露出的那些在過去因戰爭而被掩蓋住的體制性腐敗與失能，置放在問題的核心，就無法理解國民黨政權領導抗戰的勝利光環何以迅速剝盡，從而理解到它的腐敗、貪婪、暴力與無能是全國性的，而非所謂的「外來政權」可以解釋的。回到歷史中的1945年九月底，距離蔣介石在八月十五日宣布抗戰勝利還不到兩個月，《大公報》就已經發出了〈莫盡失人心〉的社評，指出了國民黨對前淪陷區的「接收」所造成的「民怨沸騰」。

到了10月24日《大公報》的社評〈為江浙人民呼籲〉，則指出「時間真是快啊！變化也真是快啊！才短短兩個月，京滬一帶的人深深地由生活體味中厭惡甚至憎恨了由重慶去的人」，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段子：「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相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頑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所代表的一種新中國，當然吸引了絕大多數對現實不滿又對未來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使他們熱烈地投入這個革命運動中。大陸如此，台灣也是一樣，這就是為什麼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裡會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熱血青年）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

因此，這「統一四年史」的最重要的一章或許就是在指出，在這四年之間，尤其是在二二八半年之後，兩岸出現了自從1895年以來迄今的最強烈的克服分離的統一能量；兩岸都有統派，而且這個統派並不是以現今民族國家意識型態下以血緣或是文化為依歸的「統派」，而是從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帝與反殖出發的具有解放與階級意涵的統派，而之所以如此，當然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對於何謂中國有一種高度的左翼理想主義色彩，所謂「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這個傳統下，「中國」並非文化或地理或血緣甚或歷史的範疇，而首先更是一個「政治範疇」。因此，所謂在當時兩岸都有統派的意義是，在大陸，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在台灣，眾多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寄希望於大陸正進行中的革命。這樣的一種形勢，1950年冷戰開始，在台灣這邊，被國民黨透過血腥鎮壓所單方面瓦解，在大陸這邊，到了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與改革開放時期，那樣的一種「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統派也消失了。汪暉一再指出這樣的一種「統派」的式微的重要意涵，而且呼籲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以超克今日的兩岸困局。對汪暉而言，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遺產不可遺忘，因為它是吾人今日努力向前建立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形塑一種新的「我們」的重要資源，否定它，意味著只有接受毫無未來可能的歷史虛無主義。藍博洲的《台北戀人》，以及他半生知識勞動的重要性，對從事於這樣一種實踐與理論工作的人而言，尤其是對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是讓我們重新面對這個被遺忘被扭曲的二十世紀的革命經驗。這段不妨謂之「統一四年」的時期，由於以二二八為核心構造的獨派史觀所造成的擠壓效應，使得這段時期經常在敘事上被跳過，直接從台灣光復或二二八跳到冷戰開始。由於藍博洲搬來《台北戀人》這塊巨石，以後不好這樣跳了。（未完待續）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1（緣起篇）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2：統一四年史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3：統一四年史與文學史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4：理想主義的傳承與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