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馬英九二訪大陸之行，以「習馬二會」畫下圓滿句點，回顧馬英九11天行程，跟去年的歸鄉之旅相比，可以說從「小家」到「大家」，從「家族」到「民族」。其中，馬英九除拜訪孫中山故居，也到黃花崗72烈士陵園敬獻花籃。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在本文指出，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孫中山和辛亥革命。

花俊雄整理相關歷史資料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和滿清腐朽所造成的「割台」，刺激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促進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大批仁人志士「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理想，可說辛亥革命「以甲午這一年為起點」。台灣學者王曉波等據此認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原點」就是抗日精神，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起源的「原點」其實是在台灣。

花俊雄在本文爬梳整理大量資料，介紹孫中山為謀求國家統一因變制宜的革命理念，以及孫中山對台灣人民的影響，而台灣人民在當年日本殖民統治下，又是對孫中山抱持深深的崇敬。並指出孫中山認為實現統一要堅決「打破兩個東西」即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衡諸當前兩岸情勢，民進黨倚美謀獨就像軍閥割據台灣，而美國就似帝國主義勾連民進黨阻礙中國統一。

花俊雄最後表示，他曾認為國民黨能代表台灣進行兩岸和平統一的談判，但國民黨日後的種種表現讓他開始懷疑當初的提議是否正確。花俊雄認為國民黨已經沒有胸懷中國的氣節，也不存在任何家國情懷，只能和民進黨「拿香跟拜」，這樣沒出路、沒出息的政黨，如何讓人寄希望？國民黨要重新成為希望，只有重回孫中山路線，找回失去的黨魂、黨德。全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從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論馬英九再訪大陸及兩岸的出路（上）

2023年，馬英九在中山陵的書法室寫下「和平奮鬥，振興中華」八字。圖源：馬英九辦公室

從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論馬英九再訪大陸及兩岸的出路（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孫中山對台灣同胞的影響 台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崇敬

1945年，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台灣同胞以犧牲65萬人的慘烈抗爭結束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當年10月25日見證日本投降、台灣回歸歷史時刻的台北公會堂，後被改名「中山堂」，正可謂「家祭告乃翁」。

日據時期，台灣仁人志士創辦的被譽為台灣民眾唯一的言論機構《台灣民報》尊崇孫中山生為「國民之父」、「弱小民族的向導者」。1914年，「苗栗起義」領袖羅福星就義前慷慨賦一首八句藏頭詩，《祝我民國詞》「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貶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每句首字相連，即為「中華民國孫逸仙救」。1915年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領導的的「西來庵起義」發布告示，在公開祭出傳統愛國旗幟「盡忠報國」時，赦然標明孫中山主張的原話「恢復台灣」。

1924年北京政變發生後，孫中山接受馮玉祥的北上共謀南北統一的邀請，於11月13日在宋慶齡等人陪同下，從廣州抱病北上，於12月初抵達天津，12月31日扶病進京，1925年2月11日，孫中山病況稍好，仍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注意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他向身邊人談了和日本有關的三個重要事項，其中就涉及台灣問題。3月12日，孫中山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和對台灣同胞的深切掛念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當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已被日本占領長達30年之久的台灣島時，台灣同胞悲慟萬分，紛紛以各種形式深情悼念孫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圖源：網路圖片

當時在上海大學學習的台灣同胞，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台灣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翁澤生，於孫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在發給《台灣民報》〈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訊中說：「中山先生雖死，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 將五四運動的火種引入台灣的台北人、20世紀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者、台灣文學家張我軍（按即已故考古學專家、哈佛大學名教授張光直之令尊），以「一郎」筆名在《台灣民報》發表悼念孫中山的《隨感錄》，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段中情真意切地說：「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叫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後當自奮，以報先輩的崇高遺志！」

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領袖之一、堪稱台灣史上「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之典範、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宜蘭人蔣渭水，在《台灣民報》發表由他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唉！孫先生死矣！〉，表達了對孫中山最誠摯的哀悼：「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忍不住淚泉怒湧了！」「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

1929年5月28日，南京民眾迎接孫的靈櫬南下。圖源：維基百科

當時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洪炎秋、蘇薌雨（後分別擔任台灣大學中文系和哲學系教授）等台灣學生，以北大台灣學生會的名義撰寫祭奠孫中山的輓聯，共同表達台灣同胞悲痛的心情以及渴望祖國統一的心願：「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舍我輩其誰分擔！」表示對孫中山領袖地位的推崇、對他革命遺志的繼承。

1925年4月3日，在台灣從事抗日活動與文學創作、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被尊稱為「台灣的魯迅」的彰化人賴和，在聞知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後，寫下了輓聯和輓詞，表達他對孫中山的敬仰和哀悼，以及反映台灣同胞渴望中華民族團結一致、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輓聯為：「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泉遺恨定難消。」輓詞中說：「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拆、海橫流、山爆裂、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1927年，附有孫中山晚年肖像的大型海報於廣東九江的軍營展示，一眾軍官在海報前方合影。圖源：London News

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台灣後，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義等地群眾自動集會，沉痛悼念孫中山。日本殖民當局懼怕台灣人民愛國意識覺醒，動搖其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的悼念活動百般阻撓、橫加干涉。1925年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當天晚上，屏東縣中華會館在當地知名飯店日春樓開追悼會，招請了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眾多來賓，但日本警察卻「神經過敏，趨於極端，不許台灣人赴會」，他們看到本地報社記者即驅趕至門外，竟然胡說「除中國人外不許參加」。引起與會人士的強烈憤慨。台灣的民眾團體「有志社」決定於1925年3月24日晚7點在台北文化講座舉行孫中山追悼會，準備的悼詞中寫道：

「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落滔滔了。」

「你在四十年的中間……那專制橫蠻的滿清朝廷的迫害，那無惡不為的軍閥的壓迫，那野心勃勃的外國帝國主義的嫉視，終不能奈何先生！」

「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先生的事業，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

1925年4月12日，洛杉磯華僑遊行。圖源：維基百科

而日本台灣總督府在追悼會前一天就傳「有志社」的幹事到警察廳去訊問，強令不准演講、不准致辭、不准念悼詞、不准唱悼歌，控制刁難無所不用其極，但台灣人民仍衝破阻撓，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壯烈的追悼會」。24日夜，台北大雨傾盆，街道十分泥濘，僅能容納3000餘人的會場，竟有5000餘人到來，很多人只能在場外冒雨默哀致敬。「入會場者盡配一黑布條，態度嚴肅悲戚，自7時起到10時止，無私行退場者，可見台灣人對先生之熱誠。」準備的悼詞雖然被日本警察署禁讀了，但它卻很快就傳到祖國同胞的耳朵裡，凡是讀到這一悼詞的人，莫不為台灣同胞愛祖國、愛自由、崇敬孫中山的至誠而感動。

此後每當孫中山周年忌日前後，台灣同胞都會追悼孫中山。1926年12月，在廣州的台籍學生代表洪紹潭、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張月澄等20餘人，在中山大學成立了「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不久更名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利用報紙、宣傳文書等聯絡台籍青年從事革命活動。在1927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兩周年的日子，「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表了《敬告中國同胞書》，大聲疾呼：「中國民眾團結起來援助台灣革命！毋忘台灣！台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台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孫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1927年，仍有4000多人不顧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慨然參加台灣「有志社」在台北文化講座舉行的孫中山逝世兩周年紀念會。在這次紀念會上，蔣渭水演講孫中山的歷史與主義時，向台灣同胞呼籲：「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1929年，孫中山靈柩安葬南京，台灣各地又掀起了悼念孫中山的新高潮。這充分說明孫中山對台灣同胞的影響和台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崇敬是非常深刻的。

1925年3月24日，「台北有志社」於港町文化講座舉行「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圖源：人間蔣渭水：蔣渭水歷史影像集

中國要和平統一就必須打破「兩個東西」

孫中山為推翻封建專制、創立民主共和新政，建設富強統一的中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孫中山向來主張和平統一，但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孫中山關於實現國家統一「和」與「戰」的思想，是在其革命鬥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與時俱進的。為推翻使中國「國不成國」的滿清封建帝制，孫中山主張武裝革命「恢復中華」，並直接、間接領導了10次武裝起義；待草創共和，建立民國後，為解決南北對峙的問題，又力倡以和平而非以武力實現統一。他認為「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易輕假兵戎，重為民困」。但事實正如其所言，「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嘩然；雖洪憲旋覆，而余孽尚存，軍閥專擅，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孫中山認識到「俄國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敵外患次第勘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之故也。」由此，孫中山終於明確提出，要組建革命黨自己的軍隊，「吾黨宣傳功夫，此後應積極從軍隊著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1924年6月16日在俄國的幫助下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史稱「黃埔軍校」，成為日後中國國民黨建功立業的主力。

陸軍軍官學校為孫中山創立，蔣介石任首任校長，創校於廣東廣州黃埔，故世人也因此稱其為「黃埔軍校」。圖源：網路圖片

孫中山認為，實現統一要堅決「打破兩個東西」即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孫中山指出，中國在清末及辛亥革命後一直未能真正統一，禍根在擁兵自重、占地為王的封建軍閥，在「援助軍閥」並「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相互勾結，致使武人稱雄、兵連禍結，整個中國四分五裂「迭起紛亂」；而「中國之政愈亂」，則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實現其壓迫的野心之可能性愈多」，其單獨或共同迫使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甚至「對於中國提倡共管、瓜分等說」；「庚子議定書」就讓帝國主義用奪得的一大筆款額，「像用一把鐵鉗緊緊控制著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命脈」，使「我國人民爭取統一和自治的任何努力都歸於無效」；「中國財源現悉委於外人手中，年年損失不下五萬萬之巨，以此之故，中國復興事業終於無成，即受帝國主義之阻礙也」；由封建軍閥專制腐敗、帝國主義強權壓迫造成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好比「賣身契」一樣，使得「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上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由此，中山先生明確指出，只有打破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

圖為孫中山先生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與閻錫山等山西軍政人員攝於太原督軍府。圖源：臺北市山西省同鄉會

如何打破這「兩個東西」？中山先生提出，「在國內要努力做到不使政治的權能重落軍閥之手，而在國際上要極力抵抗帝國主義的跋扈」。具體說，包括要「徹底消滅造成國家一切混亂的主要根源——軍閥主義」；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根本的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進而與有關國家「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為此，中山先生在1924年11月二次北上議和、推動召開國民會議時，即鄭重宣示，第一目的「在欲廢除十三國對華之不平等條約，使中華民國成真正大統一之國家，則治外法權及關稅各節問題均可一一解決」；其次「為貫徹廢督裁兵，及財政整理」。他還就此強調，「倘此志不達，即選予為總統或任何制度下之領袖，予決不就」。可見其旗幟之鮮明、立場之堅定。

孫中山愈到晚年愈益看清帝國主義扶持封建軍閥割據，扶持北洋軍閥政府，就是想破壞中國的統一，「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因而運用勢在必然的歷史邏輯作出結論——「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 這樣，中山先生主張的「兩個打破」，內反封建軍閥割據、外反帝國主義壓迫，已將中國的國內統一與中國在國際上的獨立自主結合起來。

衡諸當前兩岸情勢，民進黨倚美謀獨就像軍閥割據台灣，而美國就似帝國主義勾連民進黨阻礙中國統一。不僅此也，美國為了軍火商的利益，不斷拱火，對台售武，而民進黨則以武拒統。馬英九任內曾經想與大陸簽署「和平協議」，因美國亟力反對而胎死腹中。因此中國要和平統一就必須打破這「兩個東西」。

圖為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展出的各國不平等條約示意展品。圖源：兩岸犇報，陳迅 攝

孫中山為謀求國家統一的因變制宜

在謀中國真正統一的嚴酷複雜鬥爭實踐中，孫中山明確提出相應的主張：

其一，孫中山堅定主張中國的統一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為此，他不僅嚴正抨擊帝國主義欲「限制共和政府於江南」的圖謀，斷然拒絕帝國主義以「把國家劃分為二」作為外交承認的條件，嚴正表示「不，那不行。我國人民的情緒是一致的」；而且堅決反對在南北議和中假外人之手左右大局，反對由外國力量來做和談的仲裁與保證，反對把優待清室條件交給海牙國際法院存案，認為這是「大傷國體」、「不信國民」。由此，中山先生宣示，「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都「不要他人干預」，我們「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得了」。

其二，孫中山特別強調國人在國家的統一問題上要一致對外。他深刻指出，「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我們國民要「合為一氣，一致進行」，要「群策群力」以「杜外人之覬覦」。

1912年2月15日，法國雜誌Je Sais Tout介紹辛亥革命，封面是已知的第一幅孫中山彩色肖像。圖源：維基百科

其三，孫中山鄭重提出國內各方勢力都要從國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為國家統一共同努力。他切實告誡各政黨，為「共謀和平統一之實現」，唯「當以國家為前提，不應以黨見相傾軋」，並要在此基礎上「互相磨礪，交換意見」；他直接提出，「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

其四，孫中山非常看重全體國民的參與對達成國家統一目標的作用。尤其在逝世前4個月，1924年11月二次北上議和時，他還熱切表示，中國要和平統一，須「國民會議開得成」，而「要國民會議開得成，根本上還是要全體國民一致去力爭」。孫中山一直深信「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

歷史表明，孫中山為謀求國家統一的艱苦探索，實際注重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因情制宜，不斷增進對統一依靠力量的認識——從僅靠國民黨自身作為到促成多黨派合作，再到「聯共」北伐打破軍閥割據；從主要靠志士仁人、地方派系甚至會黨、洪門到「必恃全國農夫工人」，再到聯合各民族力量「形成一個大力量」；從只有「革命黨的奮鬥」到加入「革命軍的奮鬥」，再到宣稱由革命黨領導，「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統一大業方可告成」。至此，孫中山明確認定中國統一的主體即為中國的「國民」，亦即中國各族、各界、各階層、各黨派反對分裂國家的廣大民眾。

1952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言，孫中山的肖像被掛在會場。圖源：London News

國民黨必須重回孫中山路線

1981年夏季，《葉九條》發表之前，我曾榮幸地受大陸國務院邀請回大陸，在北京孫中山鐵獅子胡同故居，與大陸專家學者舉行一周的台灣問題座談會。其間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和平統一台灣需要兩岸進行談判，但到底與誰談，頗費思量，我提出：「當然與國民黨談判，因為它是台灣執政黨」。大陸學者專家就問：「國民黨能代表台灣人民嗎？」我回答說：「能」，因為自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之後，蔣經國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大肆進行國民黨「台灣化」，不僅大搞「崔台青」延攬台灣青年才俊加入國民黨，日後民進黨的要角如許信良、張俊宏等都是此時加入國民黨的。此外還大肆招兵買馬，亟力召集台灣人加入國民黨，且不惜打破慣例，提拔地方派系頭頭擔任地方黨部主委。根據當時的統計，國民黨內台灣人已經占85%。因此，不能說國民黨不能代表台灣人民。所以《葉九條》才有「兩個寄希望」，一是「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二是「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在實際落實時完全偏重國民黨。

2023年3月28日上午，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一行拜謁南京中山陵。這是在中山陵祭堂，馬英九向孫中山坐像敬獻花環。圖源：新華社，才揚 攝

國民黨日後的種種表現，讓我開始懷疑我當初的提議是否正確。此次馬英九於兩岸關係緊張之際二訪大陸，國民黨其他政要如郝龍斌、王金平、李乾龍以及前黨主席洪秀柱等人都宣布要參訪大陸，因此有人覺得「和統」仍然有望。我認為，這有個前提，那就是國民黨必須重回孫中山路線，否則就如同洪秀柱所言：「國民黨已經沒有黨魂、黨德！」失去黨魂、黨德的中國國民黨，已經沒有胸懷中國的氣節，也不存在任何家國情懷，只能和民進黨「拿香跟拜」，這樣沒出路、沒出息的政黨，如何讓人寄希望？

我勸中國國民黨諸公常唸「總理遺囑」，尤其是最後一句「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孫中山倡議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是為了實現中國和平統一，現在北京呼籲台灣各個政黨和各界人士派代表赴京協商兩岸統一事宜，中國國民黨理應予以積極回應。孫中山念茲在茲的是中國統一，他說：「國家不統一，就不能說革命成功！」

在我上小學期間，每周一要舉行「總理紀念周」唱「總理紀念歌」，至今不忘，尤其是最後一句：「莫散了團體，休灰了志氣，大家要互相勉勵。總理遺言不要忘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應鞭策全體中國國民黨黨員更加團結，更積極地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致力於為國家的完全統一、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面夯實基礎，積累條件，並增強使命感、責任感。

我希望剛圓滿完成第二次習馬會的前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則功莫大焉！

2023年，馬英九與隨行主要成員進入墓室，憑弔孫中山先生棺槨。圖源：新華社，才揚 攝

從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論馬英九再訪大陸及兩岸的出路（上）
從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論馬英九再訪大陸及兩岸的出路（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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