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瑣碎盡入詩,荒謬即為著筆處

By 張立本 / 2019-04-10 17:46:49 /
毒蘋果
摘要:

善繼就是有善,善繼如果變,本就是「善變」,沒什麼問題的吧?相比時代與時代中人心詭辯╱變,其實不曾變的該是詩人,他的真摯、誠懇、直白與敘敘叨叨。我們必須體認,詩人施善繼,他的創作,連同他寫作的內容與形式轉化,就是世界範圍的中國史的台灣的產物,就是我們的。因故任何時候,如果詩人顯現強烈個人特徵,那也是因為太過關心台灣、兩岸、世界,關心我們。台灣、兩岸、世界、你、我,不是我們都該關心的?那就試試來讀《毒蘋果》。

xxx《毒蘋果札記2》作者施善繼

詩人施善繼,我平時稱施大哥,以下就直稱詩人。也許因為某種同路感,或同情感,又或圈子裡前人提攜後輩的慣性使然,我踰越稱他們為兄,甚至直呼姓名,他們也都見怪不怪。只不過,尤指「夏潮系」的他們自己的青年期,也漫漫橫越1950至1980年代。

那時我正在度「西行」後的第一個寒假,是返台前一日,微信叮咚:「善繼:三月底,毒蘋果2,人間出版。請你寫序,時間很趕,有空嗎?」曾淑霞大姊主事傳來。「幾時要?」我說。沒拒絕就是答應,算是默契。我也沒來得及考慮「序」的社會意義,直覺收到任務交辦,得安排安排。幾十秒那麼長的時間吧?我畏怯了:本人於文學不學無術,代一位1960年代就已出名的前輩詩人寫序,像話嗎?而況,詩人說「輕鬆寫」,又提示「至少有點壯觀」,該怎麼做?

多的沒空想,詩人必是琢磨好了才通知,只能硬著頭皮年節加班。但還是禁不住自語:「這是我的第一件差事。」第一次寫「序」,「我得做好它。這是很重要的……」,可也別像那「總是註定了永不能識破那一面玻璃的透明的欺罔的」「大頭蜻蜓」。

本書收有我讀《毒蘋果札記》[1]的感想《毒猴記》[2]。對比「毒蘋果樹」與纍纍的「毒蘋果」們,我說我就是一摘果子的。這怕不僅是事實,也是能為計較者接受的說法。果樹結果,我掠取成果。

根據詩人,「毒蘋果樹」是戒嚴時期某專事陳映真思想監控者對陳映真的描述。寫《毒猴記》時有種直覺,詩人自命「毒蘋果」,當然地標誌了對其「陳大哥」陳映真的感念,而《札記》的〈序章〉始於1979年10月陳映真「二進宮」,也鋪墊了傳承之意。這說法不好。前書的編排當然有影響,但主因應是,那時我處在尋找陳映真身影線索的情緒當頭,化約了詩人為接續陳映真思想、創作方法的「左(統)派詩人」。理解的疏忽導致閱讀感偏差,便也沒能從詩人自身考慮文學價值與意義。

不過,再翻過來想,說施善繼傳承陳映真,或許也無誤吧!陳映真戮力接續與傳承,自帝國主義侵華以來,緩進、屢遭挫折卻屢敗愈進,耗百年終於要大光明,卻因內戰及二戰後新帝國主義介入與冷戰創造的雙重因素,再次於台灣地區「19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遭逢整肅、監禁、殺戮,而幾乎折斷了的進步思想與實踐。將陳映真視為噤抑的思想與實踐,苦力昂揚於內戰-冷戰所生之「兩岸分斷」的集中表現,也能同理安置詩人的歷史位置。1981年,陳映真寫下〈試論施善繼的詩〉[3]安置1970年代「現代詩論戰」後的詩人,知識的前導便是基於舊、新帝國主義侵略史及其變形的分析,理解戰後台灣地區文藝思潮變遷:

從一九七五到七六年,施善繼寫的詩,逐步奠定他今日作品之獨特風格的大部分:街名、商品、門牌、車牌、家庭、兒女、工作都不憚其細瑣地寫入詩中,詩句細細密密地延發成篇,瀰漫著典型的市民階級善良、平庸、細緻、穩定的感情。(陳映真1981:33)

1975年陳映真才出獄,詩人剛要奠定了的風格,自然和陳映真沒有直接關係。如同1960年代的陳映真,因著敏感而不滿當時流行的文藝流派,詩人於1970年代中期的變化,無論形式與內容,也攸關如何敏知時代-社會動態,提供了我們藉機回溯自己所處境況的線索。可恥的是,這麼簡單的道理,竟然要在認識詩人七、八年的此刻,晚在前幾個月,為備課說明70年代島內文藝思潮,翻出詩人的〈小耘周歲〉、〈涉水〉、〈燒給李杞璜船長〉等重讀,才想明白。同一堂課,我還給學生們對比了某余氏1971年的〈鄉愁〉與1973年的〈斷奶〉以正視聽,且同時播放〈美麗島〉與〈少年中國〉,還原時代的皺褶。

反省一番,我就得以不同讀法看待《毒蘋果》第二冊,特別是當中碰觸詩人與陳映真或其他友人「關係」的篇章。如〈主義的帽子〉,如果放下探秘的心,不難讀到詩人嘲弄:「寫家們家家藏著的秘笈,深不可測,隨時揮向爽口養眼挑達八卦的市場,先斬之而後奏了。」陳映真、吳耀忠們對「遠行」之絕口不提,「無私的提供自己綿延不絕的背部,成就諸寫家的自言自語,使之成為寫家的生活資料」,當然不是詩人在讚譽陳映真們;我讀到此處忽也悚然,我是否也無意間成為了這種寫家?我們常自以為科學地採證佚事分析個人,但道德的界線在哪?如果專門研究陳映真、台灣歷史與文藝問題,一定懂得詩人話中話。包括至今無人論明的公案:

寫家彷彿責怪陳映真對現代主義的有所批評,但奇譎的是,寫家推崇陳映真早期的小說,將之高懸在當代台灣文學中最優秀現代主義作品的位置

詩人說「這個矛盾蹊蹺關聯的並行不悖」,我很同意。即使自覺親近陳映真的研究者也常提出與反論者相同的分析。2016年11月22日陳映真過世,私誼潰堤:〈悲慟之日〉、〈告別的前夜〉、〈別映真〉、〈瘟疫的泡沫〉、〈悼詩三首之三──等我,寄映真〉、〈陳映真的跫音〉、〈暢想曲〉、熱烈的戰鬥〉……暗夜裡鬼怪愈喧囂,詩人的筆便要動。例如〈瘟疫的泡沫〉延續2006年陳映真病倒後詩人發出不平之鳴,反攻市面上「對一個無法答辯的病身施展為所欲為的霸凌」:

在他影子後方,霸凌者開始「鞭屍」,鞭屍的嘴型千奇百怪,鞭起鞭落揚起的汙衊之塵厚積,杜撰的假說試圖遮蔽陳映真,亟欲將之完全驅逐出境。

雖是出於個人情誼,帶著情緒,許多篇章差一步便有論文的品質。如詩人列舉六宗鞭凌,批評「從逝者的磷光各取所需」「遞進他們的社會價值穩固社會地位」之現象,足為重要的歷史素材。也因為出於詩人與陳映真的「關係」,使得文字的質地既私,於超越私事時又謹守代庖的線。不同於晚近流行起來的以親歷回憶為表現形式,實際上裁切「記憶」為今日意志所用的現象,詩人沒有把獨特的記憶抬高為可蓋棺論定的證詞。讀者大可繼續說,正是因為詩人與陳映真的關係才這麼談,也確實有寫家自辯說陳映真是「自我驅逐」。證據在眼前怎能迴避呢?像是〈驅逐出境〉重建的歷史現場,余光中不只「狼來了」陳映真,也施壓《現代文學》使唐文標的〈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當時只能刊載上篇[4]。詩人說,你們都記錯了吧?挑戰了宣稱客觀的學術研究。

人的回憶常常雜蕪,遇事才有靈光乍現,詩人也利用蕪蔓聯想,卻是不同方式。如〈配給〉,主體是家庭的早年處境,詩人回憶幼時騎腳踏車跨過台北橋去領配給,鐵橋久立,後又成為了唐文標來回於詩人家裡必經的鐵橋。詩人並沒有把自己的記憶當成歷史的支柱,沒以經驗替換歷史,只是使讀者觸動,鐵橋安在?故人安在?當大部分讀者是以某余氏作為一切世事判斷基準,詩人所說的故事還真盡是些不值一提的怪譚,他的文學情意可能也會被看成強說愁。

認識詩人再多一點,會發現他寫的就是睜眼望見的整個社會生活,而詩人的日常作息亦處處是詩。陳映真當時的提法相當準確:

即事寫詩,是施善繼作品的一個特點。先是對著自己,後是對著整個社會生活張開了眼睛的施善繼,他的一顆原本對於生活充滿了倦怠和冷感的心,一變而為對他人的苦樂有了強烈同情和呼應的,易感、易淚的心。(陳映真1981:52)

我曾在飯桌上見到,詩人讀詩專心至極讀進了寫者蹲監的鐵牢,潸然淚下。這是因為詩好、詩人好,才能實感於幻蹤文字的苦難。詩人巴望著周圍一切新的舊的,耿耿於懷反覆唸叨、唸叨、唸叨,詩文如人。讀這本集子就像坐在詩人飯廳的小桌前,而讀這本集子,也讓我知道更多。認識詩人的七、八年,第一次去詩人家的記憶,是二層肉。啊!〈春蒜〉說的該是二層肉白沾醬汁所用的蒜?可是,他有好幾篇說雞,〈雞事〉、〈苦瓜雞膽湯〉、〈煨白菜〉、〈悵與愁〉……怎沒在詩人飯桌上見過雞肉?啊!詩人不喜不現宰的雞。詩人曾教過豬肉不同部位的閩南專有名詞,他是愛豬?愛雞?不管什麼,關鍵是肝膽肉位必須計較。因為認真生活,也多寫生活。〈雞事〉也好,〈有機〉也好,詩人寫他為什麼喜歡吃什麼、喜歡怎麼烹,然後隨筆偷渡,批評習以為常:「有機、無機、隨機、隨意。有機或無機的選擇,最終由荷包裡的厚薄決定,而有機與無機奮力不斷在兩端吶喊搖旗」。為文反映生活,也穿透生活,又像是〈煨白菜〉,笑看世界的層次也很豐富:

包心白煨雞肉,冬天上桌的美蔬,每況愈下,因為雞肉的取得大大不如人意,活雞規定不准現宰,鮮味消失無蹤,防疫勝於一切,舌尖不許那麼刁,嘴巴不再那麼挑,公共衛生才重要,撈什子的文明萬歲,萬萬歲。

單就吃,詩人挑釁了文明化、健康、身體想像等,如今風行的概念。所以,詩人也不是為了懷舊才堅持自炸豬油,他不信現代社會生命治理的說詞。慚愧的是,幾回在施家,若不是飯做好了,就是當大姊忙這忙那,我只跟著詩人或坐抽菸、喝茶、咖啡、開酒,或站在詩人後頭等著接下爬高高挖出的書。但詩人應該會做菜。寫〈槽頭〉,寫〈煨白菜〉,寫〈蓮子〉,寫〈菜心〉……細緻紀載食物的製作方式與程序。詩人的〈第一刀〉就非常挑動唾腺:「三層肉沾客家桔醬色美爽口,不碰豬皮不近肥肉者怏怏向隅,如何是好」。除了愛吃、供給好吃者食譜與借鑒,詩人食記的根本韻味在於,以味蕾記憶著幼時以至長成,與父親和母親和其他家人的親愛,且還能廣泛延伸。〈媽媽〉不只教你做麵茶,還問讀者是否「那時節氣候尚未如今日之任性,食物腐壞的速度不若今日之快」?也是在〈煨白菜〉,詩人記憶二舅舅、二舅媽,和他們的家庭手工糖菓坊;詩人既能以〈螺肉的價差〉、〈春蒜〉反思不等價貿易與全球化,我猜〈煨白菜〉沒說的是,二舅的糖菓坊單憑「手工製作」就可質問今日文創、手作,的新奇性。

無所不吃,吃無不知,讓人眼亮的包括〈黃土蘿蔔〉。滷肉飯尋常佐配的薄博黃片片兒,很多人剩在碗裡不吃,詩人也說「把醃黃蘿蔔當日式食品早已是一樁慣性思維」,可是誰人知:

周作人《雨天的書》中有一篇〈喝茶〉,說日本人吃茶泡飯時配食醃菜及「澤菴」兩樣,福建的黃土蘿蔔經澤菴法師攜反日本,即用「澤菴」命名中國福建的黃土蘿蔔

九十年前福建黃土蘿蔔怎麼回事。當年日本法師從中國帶回日本,成了茶泡飯的兩道主要配菜之一,並以法師的法號取了菜名,由此推斷當年的日本法師會有某些哈中吧,而我們今日倒過來哈日

文學與歷史雜揉,是詩人創作的特徵,巧妙且純粹。詩人給讀者上完課,自也不忘愛現一番「本土」「常識」:

省產白蘿蔔:它的外貌壯壯實實碩碩好看,絕非縮縮長長的怪模鬼樣。要比含水量嗎,伴一片晶黃的烏魚子,包準黑睛瞬間翻白。清燉排骨哪須考量,白蘿蔔大塊切,愈大愈甜為什麼,掀開鍋蓋鮮香沖天。削成條狀的蘿蔔皮暴殄天物方才丟棄,多削一些糖醋之,爽口清脆耐嚼,台酒出品了一罐純米酒22度半斤30元,它倆多麼樂意配對,陪在這個小小的冬天。

說不完的〈古早味〉,以及,能以閩南話寫出專有名稱與特殊料理手法,還能走遍遍敘說食材的實地景貌,極為鄉土。這可麻煩了。好像只是絮絮叨叨著的詩人,以他對島嶼之所知,信手拈來即是與「本土論」或「台灣結」對陣。我們親愛的評論家們,怎麼面對出身鹿港、筆下盡是土壤、在地味道的詩人施善繼?詩人說:

成長於雙親使用鹿港腔閩南語對話的家庭,時至今日仍保有這項語言能力,在生活的領域裡幾乎說不上了,對個人而言卻溫存這項儲藏的未曾喪失,珍惜於心心為無聲

又說:

30年前去了泉州,我的鹿港話與閩南語在原鄉的巷弄鄰里瞬間連結併攏。鹿港話自從先民移台以來,在鹿港一地,傳習了閩南方言鄉音歷數百年。鹿港話牽引鹿港人尋訪閩南種種,讓我開口重啟鹿港話,與原鄉私語言故,原鄉陌生的趨近,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簡樸親摯迎面撲來

其實也知道反論者會怎麼做,因為早已發生。〈獎的漣漪〉就說了,1979年的〈小耕入學〉曾上榜中國時報高信疆先生主持的「敘事詩」,當時評審說:把愛國之心明顯地推至中國大陸的邊境……是它在一種更恢闊國家意識上予人的激勵,僅十八年後,《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不得不收入鹿港詩人施善繼的詩的時候,編者點評的圈圈在書中圈紅:莽撞地插入要孩子感時憂國的國族至上論。二者的國,都不是施的國。80年代最後一年,電台邀詩人寫詞,說立馬廣播,詩人「心裡掂了又掂,總往無地裡揣」「最終保持噤聲默默,趨避了虛晃的陷阱一摞」。詩人清楚得很,能免就免得「在獨特的台灣史現實的語境裡,被話語的掌權者按照自行嚴格規定的意識形態說三道四」。

詩人對著整個社會生活張開了眼睛,所見盡是分斷底。社會是分斷的,我們生活在分斷,人是分斷的。荒謬已成為習常,醒者必須肩負層層剝開的責任,如果還要文學。

那麼,這本集子裡的隨筆、札記……應放在什麼分類?這問題不重要。雜文,顯然是。我們無須又急著溯源雜文是什麼?流派、學術淵源?我當然無意暗示詩人的雜文有魯迅味,沒這麼嚴重吧?但是,倘若放在陳映真所說的「交織著侵略和革命的世紀的中國,在她從歷史的近代向著歷史的現代過渡時所引起的劇烈胎動」[5]裡,這本集子的意義就自明。如陳映真所說:

文學像一切人類精神生活一樣,受到一個特定發展時期的社會所影響。兩者有密切的關聯,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陳映真1977)[6]

詩人的作品確實是特定氣氛底反映;它的文學意義,就在於其對應著特定歷史、社會構造、讀者,而具有特定社會功能。相較一般人的詩人印象,下筆前我也自問了一個問題:詩人什麼時候不寫詩了?可以說他不寫詩了嗎?自答:這集子裡的難道就不是「詩」?陳映真曾引述詩人的回憶:

這位朋友還不斷地告訴我:「沒有詩,人照樣活得好好的,」要求我放棄寫詩。「寫些別的嘛!」他說,可是除了詩,我偏是什麼也不會寫。(陳映真1981:26)

這位朋友是唐文標。這以後,詩人短暫停筆,即我們熟悉的轉向白話敘事的過程。敘事白話,相對古文當然也「現代」,卻不是1960年代以至引發1970年代「現代詩論戰」的那某一種特立於島內的「現代主義」詩。也就是,詩人記述寫家們如何荒唐批判陳映真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不純為了平反陳映真;寫家們還喧囂說陳映真只有意識形態(意念先行);以詩人施善繼的創作歷程作為「案例」,歷史化分析島內文藝思潮、創作人的演變,不只恰恰證明陳映真們、施善繼們的文學「現實化」是因著時代的必然,更證明了,相比陳映真努力甩開青年期所受之影響而完成形式與內容之辨證統一、相比於施善繼與許許多多1970年代詩人奮力現實,事後批判這路文藝的寫家們,毋寧具有反動性。

詩人青年時或許不明白,他曾親愛的某一種獨特於島內的「現代詩」調子與自己的關係是什麼?後來,詩人如別的許多人,各個社會領域的人,淋過頂過1970年代整整十年的風雨,爾後決絕,知道了白日以外還有紅太陽。

時間又過四十,今天的詩人應當也明白,還能以什麼樣的文藝,面對他與世界的關係。近十年餘詩人所作散文體,因此常有一般人恐怕不好下嚥的「硬」菜。如〈牆〉,詩人走在你我都常走的街上,內戰-冷戰的城市痕跡盡收眼底。〈黑馬〉、〈網黑〉諷刺美國領導人不該是歐巴[A1] ;〈我們化作水〉、〈寄語〉是為朝鮮半島和談而作,自然不只是關注我們的亞洲弟兄,更是從我們自已的處境,同理朝鮮半島的分斷狀況;〈線索〉以菲律賓、關島來批評新帝國主義美國;還有,為數不少的必須的,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系列如〈共榮圈〉、〈充氣娃娃〉……。

談詩人的轉變、他的寫作內容,並非想判斷寫好寫壞;陳映真評過「走出對於生活的冷漠的現代主義之後的施善繼……甦醒了他對於問題的關懷之心。(陳映真1981:37)」。我們可以說2000年後的寫作是更努力把自己放回世界裡去,詩人深深意識自己的、我們的處境,不斷地切向社會之所以長成如此面貌的本質。運用甚好的,或許如〈端午〉。尋常的節日俗禮與食物,讓詩人想起了聞一多的〈人民的詩人──屈原〉,和在台大校門附近購得「禁書」──詩人所收第一本聞一多著作〈神話與詩〉──的往事。詩人回憶,當時翻印商已經刪去了郭序、朱序、事略、年譜,待1989年在香港買到開明書店四卷本《聞一多全集》才知道〈神話與詩〉只是第一卷,而1994年讀到湖北人民出版社版的《聞一多全集》又才知開明版也是濃縮。不論什麼版,啊!台灣的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完完整整接觸知識?又如〈鐘〉,主角是一黑一白兩具圓鐘,詩人慣以物件紀念事件,兩具鐘便攜帶著記憶,此極私人的小事,一正一反轉的鐘,又巧妙聯繫了玻利維亞外交部長「逆轉時鐘」的宣示。

島嶼之心深情美國、日本,如詩人說,1950年代以來「基因突變者極少」,這可能使得有些人讀著不適。戰爭遺留尚未清除,只能把反帝、反殖民的行動當作己任從兩岸到第三世界,到世界與帝國主義,質問著總是收聽BBC、ABC……而不知所謂的閱讀人。這正是詩人的價值與當代意義之所在,詩人與其創作與社會鬥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把日常生活根基在社會與歷史、政治,不因此減損情感的真摯,和美學之品與質。

讀者將一再讀到,詩人出行所見,總能連上舊、新帝國主義百年侵略史,這只是提醒我們注意公眾生活裡的跡證罷了。而讀者也將一再讀到詩人自己的私生活,除了吃,還有咖啡、茶、菸草,以及電影、音樂……。

知道詩人的,自然知道他自己烘豆,所以有〈冰咖啡〉、〈虹吸式〉……等談咖啡的篇章。不能說這不是一種私癖,「放心好了,本地喝咖啡的意識、行為,整個咖啡動態的經緯牢牢固固的苦味,苦來苦去,非苦不咖啡」,可除了以個人喜好嘲笑大眾消費社會,如〈苦海有邊〉也說:

自己炒好的豆子,如何煮如何泡,自己想方設法,不必盡仿誰誰誰的規範。非洲大地上的家庭主婦,炒豆煮泡歷來自有手法,她們使用祖上的傳方,並非資本主義流溢於消費市場的模式與花樣

只差一點點,詩人恐怕就要說起拉美的歷史了。咖啡、茶,甚至菸葉,都能說出一部第三世界受壓迫史。當中最為論敵們難以招架的,應屬音樂系列;詩人寫音樂的方式,使得私人興趣也能因為顧及語脈而有公共與客觀。〈第一排〉反諷人們濫用配樂,在詩人看來,房地產商的廣告配曲不顧典,不知道曲家窮困得住不上「第一排景觀房」,死者情何以堪?太熟音樂的歷史,無法忍下不揭開瞎了左眼的台灣見不到的。如〈播音員〉、〈音樂的政治課〉、〈消費的圈套〉等,都是解構遮蔽的歷史。詩人也談他常聽某音樂電台的塊狀節目:

主持人介紹蕭斯塔科維奇時,總說他「一生在蘇聯的監控下作曲、身不由己加入共產黨、言不由衷的弦外之音」……寥寥數言將蕭氏定調定性定案定型,把蕭氏簡簡單單任性打發。百口莫辯的蕭氏,被貼上反共標籤永遠不得翻身。兩個小時扣掉大約十分鐘的廣告,剩下一小時50分,把蕭斯塔科維奇簡約制式反共臉譜化。……不知伊將如何介紹蕭氏的第七《列寧格勒》、第十一《1905》、第十二《1917》,三首交響曲。也許伊並不在乎反不反納粹法西斯,也並不在乎轟轟烈烈的十月革命

詩人批評政治日常化,某一種意識形態已經通過生活操控了美感,從而是倫理觀,以扭曲方式「愛樂」。〈消費的圈套〉無所不在:

繪聲繪影,利用當年穆洛娃尋求政治庇護的故事,編制了一段短劇廣告沿用反共抗俄的舊資料推銷賣票,為許許多多腦袋尚未開竅的聽眾,糊里糊塗莫名其妙聽信消費的圈套

而除了作為另一種愛樂者的角度,詩人還原曲目、曲家的歷史時,也成就了某種以音樂為針線,縫補噤默了的思想與文藝的特殊文學方法。然而能否微微反轉島上根深蒂固的歪曲和謊言?〈巴西奪冠〉時,人眾能感受巴西意味著什麼而拉美音樂有什麼意思?詩人深深的無奈還在於,處在分斷,各種具備社會主義體質的音樂與戲劇尚且因屬「外國」而得以視聽,可是自由台灣仍不能自由閱聽、思考、師法,如〈樣板京劇〉、〈現代芭蕾舞劇〉等「中國」「社會主義」樂、曲、劇。

施善繼敘夾意╱義,因為我太不內行,很難清楚義╱意夾敘地說明。總體而言,不管稱此這本集子為雜文、札記、隨筆、雜記,應該還是要從當年「那位朋友」說起。青年詩人因循「橫的移植」,爾後反思、停頓,再出發,然後又因為時代的政治氣氛流變,自然而然化成新的書寫。是的,詩人已經甚少寫詩體詩,本書卻恰恰是表現了文學在台灣的發展的「詩的」作品。

詩人所寫,就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詩。不得不說,有時也覺得,詩人果真如我前面所感,意識了他的寫作位置嗎?詩人確定了自己嗎?似如私人日記公諸於世般的創作多了,難免呢喃不好懂,偶爾令我想起陳映真的建議:「缺少對於問題更深入的、理性的認識……不可置疑地減輕了他感情上同情的力量。(陳映真1981:55)」。與此同時,某些細節的理性處理,又分明不是1981年陳映真說的那樣,又該怎麼說?我反覆揣摩,讀多了,漸漸感受詩人時而頹廢,即使閃逝卻不能說不曾有過,對事態非常無奈幾近放棄了的消極感。這是詩人正在遭遇另一次變化嗎?詩人的變化有跡可循,不能忘了,詩人經歷的我們都正在經歷的環境裡,介面也流變了。《毒蘋果》至今兩冊,有些文字是初面世,而面世的文字中,有時恰到好處,有時感覺未完,有些段落銜接得未必順,有時過短有時則噴發,恐怕都與介面的客觀限制拖不了干係。

對於入世的作家而言,客觀條件如果不能解決,多說的就是天真了。這也未嘗不是契機,替我們的未來創作更多提高了藝術性的寓言,畢竟《毒蘋果札記》從字面就是說好了要接續戰鬥的意思。不知道這些年來的文壇怎麼看詩人,我仍忍不住引用陳映真的鼓勵:

其實,真正改變的,不是施善繼,而是整個時代與它的思潮。只不過時代挑選了對於改變有敏銳反應的施善繼罷了。從歷史看來,在現代派中,「變」的如果不是施善繼,也一定有別人。有人變不來,停筆不寫了;有人以新的作風躍起於詩壇,也必有人像施善繼,從老路向新路發展。但是,也還有一種人,一時變不了,既不願後退,也不能前行,卻喜歡站在前進的路邊,對路上的人品頭論足,說某人「善變」,說某人「變脫了線」。這其實在文學史上,也是古已有之的。(陳映真1981:61)

善繼就是有善,善繼如果變,本就是「善變」,沒什麼問題的吧?相比時代與時代中人心詭辯╱變,其實不曾變的該是詩人,他的真摯、誠懇、直白與敘敘叨叨。我們必須體認,詩人施善繼,他的創作,連同他寫作的內容與形式轉化,就是世界範圍的中國史的台灣的產物,就是我們的。因故任何時候,如果詩人顯現強烈個人特徵,那也是因為太過關心台灣、兩岸、世界,關心我們。台灣、兩岸、世界、你、我,不是我們都該關心的?那就試試來讀《毒蘋果》。況2019年的此際,世局好了嗎?太平洋那頭的狂人還在全球封鎖與挑釁,台灣海峽那頭也在變與穩的辯證中,無不牽動島內心情,我們該慶幸還有一個人如此寫著、寫著。謹以此代作序。

補記一:因病拖遲了交稿日期,詩人在初七夜裡打電話問好,讓我覺得真是非常不好意思,但實在沒辦法,對詩人、編輯、出版社,感到十分抱歉!

補記二:那日也是曾大姊傳微信,問我可否「淘」兩罐「咸亨酒店」出品腐乳。讀〈咸亨酒店〉方知,施善繼「作為魯迅先生的一名忠實讀者」又「過目不忘」,在浦東機場見到曾現身〈孔乙己〉的「咸亨酒店」出品的腐乳就買了,而事後應是感覺很好很好,念念不忘。可惜,因豬瘟之故無法攜回。

定稿:2019年3月14日漳州


[1] 施善繼(2014)。《毒蘋果札記》。台北:遠景出版社。
[2] 張立本(2014)。〈毒猴記〉。載《兩岸奔報》(64期),2014年2月5-18日號。
[3] 陳映真(1981)。〈試論施善繼的詩〉。收於《現代文學》(復刊13期),1981年2月。
[4] 唐文標(1984)。《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台北:聯經出版。(見該書頁278)
[5] 陳映真(1975)〈試論陳映真〉。收於《將軍族》。台北:遠景。
[6] 陳映真(1977)。〈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收於《仙人掌》第五號。

【延伸閱讀】
還好詩人有祖國
毒蘋果的滋味:關於《毒蘋果札記》的六條札記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