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美國政治極化根源何在?有無解方?|海外通訊
筆者認為,傑利蠑螈的存在已超過200年歷史,且兩黨都時不時從中獲益,因此都樂此不疲,要廢除它談何容易。其次,美國政治極化的痼疾其來有自,只是於今尤烈;問題盤根錯節,非單一處方所能解決。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美國忠誠宣誓的核心內容就是: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受上帝庇佑下的一個國家,不容分裂(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美國國徽正面有一句格言「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 Out of Many One)反映將來自各個殖民地的13州,凝聚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決心,及實現將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信仰的人民融匯成一個統一的民族的理想。然而,在9月3日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封面標題卻赫然標明「美利堅分眾國」(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其封面故事前導文的標題 「分眾國」(The disunited states)的副標題竟然點出「美國各州現在遠非民主實驗室,而是兩極分化的培養皿」(Far from being laboratories of democracy,American states are now petri dishes of polarization)。
《經濟學人》雜誌的主題文章,〈一個分裂的家〉(A House Divided)指出「美國的政策正在一個州一個州地分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American policy is splintering state by state , with profound consequences)。美國當前的現實是有37個州由一黨既掌控州議會又掌控州長官邸(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生活在這些州),其中共和黨掌控24個州,民主黨掌控13個州。因此《經濟學人》雜誌將美國地圖分成紅(共和黨)藍(民主黨)兩色。
一黨制的州在30年前只有19個,如今足足翻了一番,顯示美國政治進一步兩極分化。一黨制增強了政策分歧。反對者無法阻止他們不同意的立法,政客也缺乏誘因努力推動跨黨合作或吸引中間選民,如此,政客容易日趨極端。就此,《經濟學人》雜誌認為實施選舉改革廢除黨派掌控的選區重劃(傑利蠑螈Gerrymander)能夠糾正這種態勢。
筆者認為,傑利蠑螈的存在已超過200年歷史,且兩黨都時不時從中獲益,因此都樂此不疲,要廢除它談何容易。其次,美國政治極化的痼疾其來有自,只是於今尤烈;問題盤根錯節,非單一處方所能解決。
兩黨政治:貫穿美國二百餘年歷史的政治主題
13個殖民地整合成一個大國殊為不易,建國者們設計出聯邦制、分權制、代議制、選舉制並進而產生政黨制。這些制度包含著封建制的權力分層因素,也繼承了公司國家的有限權力、有限責任特徵,其本身也會產生反統一的力量,形成地方性、階級性和不同資本類型特殊利益集團之鬥爭,進而加劇黨爭。若論黨爭,在美國絕非特殊現象,而是貫穿美國二百餘年歷史的一種普遍現象,它是美國社會的一種常態,始終是美國政治史的主題之一。
兩黨政治是美國政治體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政黨雖然是美國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美國開國元勳尤其是華盛頓對之甚為厭惡。他們認為黨就是一群人為謀權求利而結合的團體,故有了黨之後必然黨同伐異。而18世紀建國時期的政治理想卻是為了整體利益,必須捐棄成見,和衷共濟,達成共識。即使與地方利益和暫時的利益抵觸亦在所不計,在所不惜。當時的領袖無人敢觸犯這一條而惹起可能損及社會團結的集團對抗。
然而,制憲的墨瀋未乾,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已然蓄勢待發。對壘的兩個主要陣營的主帥,正是華盛頓內閣的兩個重量級人物。一是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主張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促進貿易、銀行業和製造業,並且公開鼓吹有利於最富裕的公民的政策。他以為有了富裕階級的支持,聯邦才得以長治久安,並還清獨立革命戰爭的債務。一是國務卿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主張地方分權。他認為以地主為中心力量建立的社區最能保障自由,免於貪婪,並且不易受政客的蠱惑。兩派不久即勢成水火。華盛頓對此深感不安,但也無能為力,只能告誡彼等黨派紛爭往往導致互相報復,造成嚴重後果,期望他們有所收斂。
漢密爾頓一派被稱為聯邦黨人(The Federalist),其主要勢力在東北部如麻塞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德拉華州。傑弗遜一派被稱為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其主要勢力都是擁有奴隸的南方富裕種植園主,他們接受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兩派在內政主張上壁壘分明;在外交上,漢密爾頓親英,傑弗遜親法。
在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擔任總統期間,《傑伊條約》(按指1794年英國外交大臣葛籣維爾Grenville與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兼特使約翰·傑伊John Jay簽署的與英國全面修好條約)和《客籍和鎮壓叛亂法》(按指1798年在漢密爾頓推動下通過的主要針對法國和愛爾蘭移民的法案)使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彼此競相抹黑,互扣帽子,似乎正證實了華盛頓的憂慮不無道理。但是1800年傑弗遜當選總統,翌年就任後即主動實行和解政治,他宣稱:「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邦黨人」,意見容或不同,但並不代表所擁護的原則有異,雙方都擁護聯邦體制、共和體制。傑弗遜沒有否定聯邦黨人12年的施政成績,在購買路易西安娜領土和禁運法案上,他的態度同聯邦黨人如出一轍。他除了把許多政府高級職位給予共和黨人,自此開創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先例以外,並沒有進行任何報復,沒有讓任何人因政治理由而遭殃,政權自一黨到另一黨進行了和平轉移,對此,某些歷史學家稱之為 「1800年的革命」。至此,美國政黨政治的第一幕徐徐落下,這一幕為政黨政治塑造了雛形,定下了基調。
民主黨和共和黨間的分野越來越大
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中,政黨的產生不可避免,政治精英集團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黨派的競爭性。美國歷史上發展比較平穩、政治比較健康的時期,均是內部富足均衡,一黨穩定居於優勢、另一黨願意進行合作的時期,或是兩黨存在較強共識時期。開國之初,聯邦黨人連續執政12年,接著共和黨上台,並且創造了五連冠的佳績。傑弗遜、麥迪森和門羅各獲得連任,建立了美國歷史上所謂的 「維吉尼亞王朝」(Virginia Dynasty)。內戰後的共和黨長期主政時期、進入20世紀後民主黨長期主導時期以及二戰後的冷戰共識時期。冷戰結束使共識基礎消失,民主黨左翼意識形態的不斷極端化又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彈,雙方自「文化戰爭」以來共識精神嚴重衰落,同時兩黨力量又相對平衡,形成了對峙局面。
當前,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分野越來越大,同時兩黨內部意識形態同質化不斷增強。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是造成兩極分化政治氛圍的必要條件,持續的意識形態分化為政治極化提供了原動力。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兩黨並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兩黨內存在相當一部分溫和派。然而,自1960年代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溫和派人數逐漸減少,美國的政治精英開始在意識形態上從最初的交匯點分道揚鑣:共和黨內部持溫和派立場的政治精英繼續保持保守立場,而民主黨內部持溫和立場的政治精英繼續保持對自由立場的堅持。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保守派更多地轉向共和黨,而越來越多的自由派走向民主黨。黨派極化的另一表現是兩黨意識形態重疊的消失。在1960年代之前,兩黨在意識形態上仍有重疊,持中間、溫和立場的議員在國會中根據立法和政策本身進行投票,而不是以政黨劃界。但目前,兩黨議員基本上只投本黨票,議員投出「背叛」本黨票的情況非常少。投票只問黨派,不論是非曲直,為反對而反對。因此,形成了「政治宗派主義」(Partisan Tribalism)及福山所說的「否決政體」(Vetocracy)。
美國的極化政治不僅局限於精英層面,美國民眾尤其是積極參與投票的選民,也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政黨認同和意識形態偏好。首先,認為自己是中間選民的比例從1970年代開始下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數量開始增加。資料表明,民主黨中自認為是自由派的比例持續走高,與此同時,自認為是保守派的比例,則開始下降。
共和黨內也呈現類似的情況,只不過占主流的是保守派。兩黨選民中的溫和派(獨立派)變得越來越少,選民往往選擇與自身意識形態一致的政黨,並且在投票時只投給自己認同的政黨。其次,民眾的極化同樣表現在紅色州和藍色州對立的兩黨地理分裂中。在紅色州共和黨認同者占多數;在藍色州,民主黨的認同者占多數。在總統選舉中,地理上集中且意識形態相同的選民通常進行「一邊倒」投票。
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源: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
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激化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貧富差距的程度和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美國中產階級持續萎縮,階層固化比較嚴重。有資料顯示,在過去的50年間,美國除頂層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長之外,其他家庭均無明顯變化,底層的20%毫無增長跡象,而頂層5%的增長極為醒目。進入21世紀,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構成政治極化的根源。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失衡、階層分化、分配不公、機會不等,還有種族歧視、輿論操控、移民和難民問題等,不僅導致右翼保守主義興起、民粹主義氾濫,更使黨派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社會階層分裂化趨勢進一步加劇。
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短期內很難逆轉。由於美國政治極化的根本原因(貧富差距和不平等)仍然保持著上升趨勢,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的制度、社會、技術和文化等直接原因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破解,況且兩黨之間越來越不願意妥協的態度與各種矛盾的彼此刺激、互相強化,美國短期內將無法擺脫政治極化的發展態勢,除非出現非常重大的或者極端的對美國的風險挑戰,使兩黨都認識到面臨的威脅不可回避,必須團結起來保衛美國;或者極化造成的損害達到了對雙方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兩黨才可能達成新的共識,在政治立場上相互靠攏。
無法解決政治極化的美國政壇
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曾寫道:「美國現在仍可悠然享用其資源,徐徐化解其政治問題。但總有一天她會警覺自己已經年華老去—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擁擠、緊張、困惑的國家—必須振衰起敝,集中其精力、扎扎實實、謹謹慎慎地工作,不可異想天開。」威爾遜強調,政府並不是一部機器,它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成功的政府必須具有卓越的領導。處於問題叢生且日益複雜的時代,民主的領導必須找出最佳辦法來解決實質性問題。處於社會利益日益分化的時代,民主領導的一項重任就是如何使個別的利益能夠納入並符合整體利益。
歷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曾任甘迺迪總統白宮特別助理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認為,歸根結柢民主政治能否屹立不搖,並不在於它是否能夠讓不同群體感到它能代表他們,而在於他能否團結大多數,解決使現代社會陷於分崩離析的各種問題。施萊辛格教授指出,美國人民對政黨政治的反感主要是因為越來越多人認為美國的政客,對當前的長期危機非但缺乏認識,而且束手無策,這些政客們知識貧乏,腦筋僵化,對於危機的起因與解決一無所知或矢口否認嚴重問題的存在,或言不及義過顧左右而言他。施萊辛格教授認為,在美國必須徹底改弦更張之際,共和黨和民主黨對於美國的長期危機缺乏新思想這才是美國政黨政治所面臨的最大隱憂。
威爾遜總統和施萊辛格教授所言對於今天美國政治極化痼疾切中要害,如果以他們的評語作為標杆來衡量當今的美國政府、政黨和政客,他們都不可能及格,要他們解決美國政治極化的痼疾無異於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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