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左翼之聲（Left Voice）
◎刊出日期：2020年6月7日
◎作者：Sam Miller
◎譯者：范振國（人間學社成員）

圖／翻攝自「左翼之聲（Left Voice）」網站

【前言】

一股新的反種族主義浪潮在街頭洶湧而起。這波譴責和反抗警察暴力的運動，凸顯了理解種族主義內在於資本主義的理論視野的重要。而且這個理論視野必須超越身分政治，因為身分認同的政治無法辨明階級在鞏固種族主義時扮演的獨特角色。

【內文】

全世界的人民蜂起抗議被撤職的警察－德列克．焦文（Derek Chauvin）對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狂妄囂張的種族主義謀殺。

從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到紐西蘭（New Zealand），成千上萬的人民突破隔離，集結在一起，要求改變。在街頭可以看到許多「體制必須改變！」或「整個體制是種族主義！」的標語。因為有太多針對體制表達的憤怒，認清這個體制以及它在鞏固、支撐敵視黑人和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時所扮演的角色，就顯得十分重要。

這個體制就是資本主義。

階級社會永遠都有種族主義，只是呈現的形式不一。它內在於資本主義的歷史，並且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無法分割。種族主義曾經是，而且目前依然是，殖民戰爭與征服在意識形態上的辯護士。事實上，奴隸制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正如馬克思曾經在《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指出：

奴隸制是同其他任何經濟範疇一樣的經濟範疇，…自然，這裡談的只是直接奴隸制，及蘇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隸制。

同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奴隸制使殖民地有價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必備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範疇。（註一）

從馬克思的觀點，沒有奴隸貿易的存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無法設想的。因此，把奴隸制和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成長割裂開來，就違反了歷史事實（anti-history）。但是，種族主義又不僅只是資本主義的前史或陳跡，而是當前現實的一部分。統治階級依靠種族主義確保它的支配和權勢。

為了讓資本主義得以運作，就必須有統治階級和工人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工具，他們的決策影響了所有的人。無產階級創造社會財富，但是資本主義把他們創造的財富和他們相分離。這即是馬克思所謂的異化（alienation）。一種將工人與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分離，並且在每一個生產勞動中壓迫工人的過程。工人創造的價值，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是為了資本的利潤。

資本主義在工人間製造分裂，因為對統治階級而言，跨種族的無產階級的團結，是最大的威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宣告：工人階級除了鎖鏈，沒有甚麼可失去的。因此，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

無論如何，為了人為的製造分裂，統治階級想方設法坑騙白人勞工與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工人對立。資本主義也拐騙白人勞工敵視低工資的亞裔勞工（例如：透過製造業外包的手段）。統治階級試圖讓白人勞工相信，提防及鄙視少數族裔，將老闆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相等同，他們才有最大的好處。例如；「認同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一員，白人勞工就可以遠離目前的處境，有機會登上企業的高層」…就是常聽到的說詞。

當然，白人勞工階級整體而言，不可能加入資產階級的高層。然而，種族的優勢，可以讓某些，特別是那些對菁英階層的利益忠心耿耿的白人勞工，比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勞工更容易升遷。因此，一旦涉及到企業集團的世界，經理與主管的位置總是以白人居多。縱使非關經理的位置，基昂卡－雅瑪哈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註二）也闡明了：

有犯罪紀錄的白人比沒有前科的黑人更容易受到僱用。人們只要想像一下從監獄牢房釋回的黑人，要獲得合法工作的可能性有多麼微弱，就能夠理解，整個司法體系的運作，是以犧牲非裔美國人以及整個社會為代價的。

認為白人勞工自身不會變成種族主義者，或以為他們不可能從種族主義中得到好處，這是很唯心主義的說法。種族主義絕不只是一套惡劣的觀念、教材和抽象的思想表達，而是具有讓白人勞工接受它的物質現實。相較於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工人，白人勞工能夠取得好一點的工作和住房，他們的孩子也可以就讀較好的學校，居住環境也較少汙染。一旦談到在鄰近有毒環境的區域生活時，誰應該承受痛苦？種族便是最重要的指標。

這些優勢的具體事例，也包括了當白人經歷到和黑人同樣的生活苦惱時，可以用較平常的心理和輕鬆的情感面對。白人勞工不會是警察或鎮暴部隊嚴厲打擊的目標，雖然貧窮的白人遭受警察傷害的機率比白人中產階級高得多。這種物質和種族的不平等，導致工人彼此疏離，阻礙了團結各種族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

工人階級不是一個同質性的整體，它包含了各類的族裔和種族認同，還有不同的職業保障和收入。在達到團結之前，必須認清這些差異並且逐步加以解決。無論如何，不管種族、性別、性取向的差異，工人從來沒有像剝削他們的資產階級那般，擁有一致的物質利益。整體而言，白人勞工的生活水準優於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勞動夥伴。但是經濟上它們彼此的共同點要遠勝於和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比爾．蓋茲（Bill Gates）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的關係。

同樣的，黑人和有色人種的勞工與白人勞工的共同性遠勝於與黑人菁英的關係。如同泰勒指出：實際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鴻溝，在黑人之間遠比在白人之間呈現的更明顯。最富有的白人，財富高於一般白人家庭74倍。但是在非裔美國人之間，最富有的家庭，財富高於一般黑人家庭，卻是令人震驚的200倍。這種階級的共同性，應該成為團結各種族工人與壓迫者戰鬥的武器。

工人階級的團結，不是新自由主義所談的身分政治。這種政治論述沒有階級的維度（dimension），以為社會問題可以化約為種族或性別。反過來說：這類的新自由主義，假設資本主義是永存的現實。終結種族主義最好的途徑是讓白人監督自己的特權。然而，僅只批評或監督特權，對根除製造種族不平等的現實狀況毫無作用。這種作法，絲毫也無法改變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社會現實。我們的希望不會僅止於監督特權，就如同我們毫不指望川普會在關於如何對待那些被他壓迫的人時，有更多的反省或變得更加和藹可親。

白人勞工確實能夠從種族主義得到好處。然而，他們最明顯的利益還是在於推翻資本主義。而不是身為受壓迫者，卻滿足於統治階級從餐桌上拋擲下來的麵包屑，何況這些碎屑還逐年變小。並且財政緊縮、失業以及環境危機，環環相扣的威脅，也嚴厲的限縮了統治階級能夠給白人勞工的賄賂。

和許多自由主義者的說法相反，我們認為種族主義不是天生的，不是原罪（original sin）。必須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種族主義是在一定生產方式下出現的東西，我們活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生活的所有領域都浸泡著它的邏輯。這就是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意旨。

由於種族主義是階級社會必然的產物，從家庭、學校、工廠，任何地方都會自我再生。他被用來阻止工人挑戰現存狀況。自由主義因為否定階級存在的社會現實，喪失了生產的視角，因此強化了產生種族主義的階級現狀。如果不是不自覺，自由主義就是蓄意甘為資產階級的幫兇。那些高調倡言種族主義的傢伙不可以對資本主義噤默無聲。正如瑪爾克勞姆X（Malcolm X）（註三）的剴切陳詞：沒有資本主義不可能有種族主義。

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理解，歷史上不曾有過統治階級自動繳械的事。

「惡魔自願砍掉自己的厲爪，從未發生」。我們必須認清，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會不擇手段的保住權勢。包括藉由警察之手，完全赤裸裸的漠視黑人和有色人種的性命。

所有警察都是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包括警察在內，目標在保護私有財產，保存資本主義，從而守護種族主義。為了維持現狀，警察必然要維持種族的不平等。所以，在美國警察殘暴的對待黑人社群，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是不足為奇的。

警察暴力，不是什麼新鮮事，要理解它的影響必須回顧過去。19世紀，警察的殘暴劇烈的增強，這是為了回應激進共和黨人的奮鬥和黑人自由運動所導致的。在美國歷史的這個時期，激進共和主義，當然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以及斯蒂文．班農（Steve Bannon）有全然不同的涵義。激進共和黨由泰迪爾斯．史蒂文森（Thaddeus Stevens）領導，是美國內戰前，一群人物集結在一起，為終結奴隸制度，增加自由黑人公民權利而奮鬥的政治集團。內戰結束後，激進共和黨在國會掌握大多數席位，並且強力主張種族平等。他們奮力彈劾總統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但是最終因為在議會的票數不足，沒能在後續的審訊定他的罪。

1865年，詹森總統支持通過新的法案。這個法律嚴厲的監控、管束黑人的言行舉止，限制他們的自由，強迫他們從事低工資的工作。依據這個法律，白人雇主有權利鞭打、懲處黑人勞工，同時嚴禁黑人攜帶武器。1872年，詹森總統和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結盟，關閉了協助黑人獲得經濟資源，教育和政治自由的組織－自由民局（Freemen’s Bureau）（註四）。藉著這些手段，詹森保證說：已經解放的男性奴隸投票權，還懸而未決，沒有定案。南方的警察和三K黨（Ku Klux Klan）沆瀣一氣，用暴力阻擋之前的奴隸行使權利。不出所料，詹森總統不但拒絕介入保護黑人，反而強化這個法律的效力。1870年，民主黨，共和黨右翼，結合種族主義的警察暴力還有三K黨，為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註五）奠基。這個法案將種族隔離制度化，讓黑人屈服於極度野蠻，包括動用私刑在內的殘暴之下。它剝奪了黑人作為人類該有的最最基本的權利。今天警察的殘暴只不過是種族主義的延伸。警察暴力已經存在數百年了。直到今天，統治階級還依賴警察維持階級社會的現狀，對待黑人和有色人種更加沒有人性。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歸結了警察的本質：

警察從來不曾被指派去保護生命，他們的工作是保護財產還有維持現狀，因此暴力就是他們的天性。

這個評斷和個別警察人員的態度、傾向，或者有些警官恰好是少數族群的事實無關。1930年前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爭辯說，因為有工人加入警察隊伍，所以警察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托洛斯基（Trotsky）立即就對此提出了異議：

警察原先是從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中大量徵募的事實，完全沒有意義。「意識由環境決定」，即便這個例子也是如此。工人變成在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警員，就是資產階級的警棍，不是工人。

朝向跨種族的階級團結

只有生活在社會主義之下，黑人和有色人種的人民，以及所有的少數族群，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社會主義的社會由佔大多數的人民以民主的方式營運，生產不以營利為目的，權勢不歸少數人掌握。沒有資產階級，各種族的工人集體經營工業、農場和公司。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才不停的勞動，勞動的目的是使所有人能夠蓬勃發展，幸福得到滿足。

數百年的種族主義不可能一夜之間立刻消失殆盡，即便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也是如此。馬克思說在新社會的初始階段，工人還會帶著舊社會的胎記。這個胎記與繼承自資本主義的內在成見牽連甚深。無論如何，滋生種族主義的物質條件必須根除，經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缺乏工作機會，缺乏適當醫療照護，低劣的生活條件…，將會逐漸減少，最終被完全廢除，從而刨掉種族主義的根基。

值得重視的是，據說；喬治．佛洛伊德起初是因為疫情期間使用20元假鈔在雜貨店購物而被逮捕，接著就被殘忍的處死。

如果沒有這個煽起種族主義的物質條件，這種不正義的事就不可能發生。

沒有人會否認種族主義存在於白人勞工的日常生活之中。明顯可見（Macro）以及細微不易察覺的歧視（microaggression）（註六）黑人和有色人種也是事實。這都必須自覺的加以消除。

白人勞工被葛蘭西（Gramsci）所謂的混雜意識（mixed consciousness）（註七）所苦，這種意識包含著進步和反動的因素。一方面，白人勞工能夠支持像取消債務，享有更好的醫療照護……等進步觀念。另一方面，同一群白人勞工也會心懷種族主義的情感，行為反動，認同類如川普這種反動的政客，拿少數族群作為社會問題的替罪羔羊。

葛蘭西的體認是，只有透過教育和政治鬥爭才能克服那樣的混亂意識。白人勞工克服自身混亂意識與成見最好的藥方，是察覺自己的種族主義態度和行為，並且還要投身參與非白人勞工夥伴的階級鬥爭。

身為馬克思主義者，要避免兩種唯心主義。

第一種，階級化約論（class reductionism）。它無法認清白人勞工在取得物質利益，確實優於其他種族的方式。把階級視為同質性，沒有內在差異的整體。

第二種，自由主義的身分政治。它身陷反面的謬誤，捨棄階級，僅僅關注種族差異，偽裝前者（種族問題）不是（或終極而言）不是後者（階級）造成的。

如果自由主義的身分政治正確，馬克思就錯了。如果種族主義永遠無法透過承認我們的股份，物質利益而被克服。那麼工人就沒有永遠團結的理由。而且，相反的卻存在著種族戰爭無可避免的邏輯。諷刺的是，白人自由主義者經由自我的悲觀主義，墜入了反動的陷阱，強化了階級對立。就此而言，他們的論述和極右翼「種族主義是生物學的事實並且有形而上強力」的言談，有種奇異的相似性。

與自由主義和反動派的宣稱相反，種族的特權對白人勞工的損傷遠大於他們得到的好處。飽受剝削以及承受資本主義巨石的重壓，白人勞工耗損的生命代價和幸福，遠遠超過認同種族主義的階級體制，所能得到的蠅頭小利。

儘管工人受壓迫的程度不一，但是，不論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語言，所有的國際工人階級與生產工具的關係卻是一致的。階級，包括跨種族的團結在內，是工人階級團結真正的物質基礎。沒有跨越種族的團結，受壓迫者不可能得到解放。當前我們在街頭看到的跨種族團結反抗不正義的行動，不過是在美國和其他地區新階段階級鬥爭的開始。

讓統治階級恐懼的走著瞧吧！所有種族的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將贏得全世界！

註一：譯文援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110。

註二：Keeanga-Yamahtta Taylor，普林斯頓大學助理教授。專長為「非裔美國人研究」。著有多部非裔美國人現狀的著作，如Race for Profi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lack Urban Housing in the 1970s（2013）；From #BlackLivesMatter to Black Liberation（2016）；How We Get Free: Black Feminism and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2017）；Fifty Years Since MLK（2018）；Race for Profit: How Banks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Undermined Black Home Ownership（2019）。另外，Taylor教授也在衛報、紐約時報、雅各賓雜誌等媒體撰寫專欄。

註三：Malcolm X（1925/5/19－1965/2/21），原名Malcolm Little，非裔美籍伊斯蘭教士與黑人民權運動者。父親為浸信會教友，但Malcolm並未對基督宗教感到興趣。早年加入黑幫組織，並因犯罪行為遭捕入獄。服役期間Malcolm接觸到伊斯蘭國度教義，教義提及「…黑人是真主阿拉的選民，白人是魔鬼。…」等話語，和Malcolm的思想不謀而合。出獄後Malcolm追隨隨伊斯蘭國度領袖以利亞‧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成為穆斯林。並主張「黑人權力至上」和「暴力革命推翻美國虛偽的白人統治」。
1964年Malcolm著名的演說《選票或子彈》（The Ballot or the Bullet）對早期的暴力手段有所修改：除了公開呼籲非裔美國人明智地行使投票權對抗社會的不公，但也警告美國政府若持續阻止非裔美國人實現完全平等的訴求，將在必要時刻動用武器抗爭。也在此時和非暴力運動黑人民權者──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共同合作，晚期Malcolm和伊斯蘭國度間的矛盾加劇，最後因理念不合而於1964年脫宗。1965年遭人刺殺，享年40歲。

註四：自由民局（Freemen’s Bureau）。全名The Bureau of Refugees, Freedmen, and Abandoned Lands，中譯「被解放黑奴事務局」。為南北戰爭後，1865年林肯所倡議，並在該年3月3日於美國國會通過。於阿拉巴馬、佛羅里達、喬治亞、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德克薩斯、維吉尼亞等州均有相關單位設置，對黑人民生、教育等需求提供服務。但該組織在成立期間屢次遭到種族主義者破壞，1872年時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與美國國會將自由民局撤銷。

註五：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是1876年至1965年間，存在於美國南方針對非裔美國人所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所立基的法律。名稱來源為1832年的塗黑臉（Black Face）音樂劇「蹦蹦跳跳的吉姆克勞」（Jump Jim Crow）。這類法案在二戰後才逐漸受到廢止，最後於1964年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與1965年《1965年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後，美國的種族隔離在法律層面上正式走入歷史。

註六：microaggression，中文可翻譯為「微歧視」，或「隱性歧視」、「隱性偏見」。意旨在某些認識上，會不自覺地因為對方的身分、性別、族裔……等，產生偏見。例如「男性擅長數理思考；女性著重文學發揮」的，而因此壓縮了對女性在理工科學的發展；或是以台灣社會環境為例：由於大量引入的東南亞移工，多從事粗重的體力勞動（如工廠、建築工地、看護護理），加上溝通不易與文化差異，台灣民眾在語氣上便有輕佻、蔑稱之感，認為他們相對的沒有禮儀水平、素質低落……等，也是對於移工的「隱性歧視」

註七：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23－1937/4/27），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總書記。1928年因墨索里尼取締義共遭判刑20年8個月。身陷囹圄之時寫下32冊名著《獄中札記》，成為日後重要理論「文化霸權論」的基礎。

◎原文出處：左翼之聲（Left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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