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楊逵「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

紀念楊逵「和平宣言」七十週年
By 陳映真 / 2019-01-21 07:50:14 /
陳映真
摘要:

1999年3月,陳映真先生在楊逵發表「和平宣言」五十週年之際,撰寫了「楊逵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一文,對於我們今日理解「和平宣言」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意義,仍然具有深刻的解釋力。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台灣著名作家楊逵發表一篇文長不過六百多字的「和平宣言」,到了同一年的四月六日,也就是當時台灣陳誠政府動手逮捕以台灣大學、師範學院(今之師大)為中心的學生活躍份子共兩百餘人(後來拘留約二十來人,餘皆釋回)的同一天,楊逵在台中被捕,因「和平宣言」的文責,被判徒刑十二年之久。五十年前作家楊逵「和平宣言」的文字如下:(略)

「宣言」一開頭,就受到了全省民眾對於「國內戰亂己經臨到和平的重要關頭」這樣一個時局的深切關心。到底一九四九年元月份楊逵寫「宣言」的局勢是怎樣的呢?一九四六年六月,政府急於消除心腹大患中共,以精良的武器所配備的六十萬大軍,向當時中共根據地發動總攻,拉開了國共全面內戰的序幕。但兩年以後的一九四八年秋天開始,國民政府在華北地區遼沈戰役(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淮海大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元月)、平津戰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四九年元月)的所謂「三大戰役」中徹底戰敗,廣大華北地區失陷。就在楊逵「和平宣言」刊於上海「大公報」的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蔣總統在美國壓力、黨內杯葛、全國輿情壓力下,宣佈接受中共條件再啟國共和談。次日,李宗仁代總統立即組成和議代表團,準備北上和談,冀能隔江分治,暫時把局面緩和下來。二月三日,共軍「和平解放」了北平城,以盛大入城式進城。二月二十二日,周恩來接見和會中的國府代表,表明了和談不論成敗,共軍一定要渡長江南下的決心。

楊逵是在這樣一個內戰形勢總逆轉的形勢下,提出「和平宣言」的。從另一方面看,要求國共避免和停止內戰,「和平建國」,是抗日戰爭後全國歷經八年精疲力竭的抗日戰爭後,全中國人民一致的渴望,具體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無如國民政府堅持「戡亂」,與全中國和平的民意站在對立面,終至發動全面性內戰,至四八年秋而形勢反轉,瀕臨崩潰。楊逵的和平呼籲,當然是與這一全國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相為響應的台灣民眾的呼聲。

當時,希望國共內戰戰火不致「蔓延」到台灣的主張有兩種。第一種是美國當局。眼看國共局勢逆轉,國民政府的敗亡已無可避免,而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之勢逐漸形成,美國開始擔心台灣落入「克林姆林宮指揮之共黨政府手中」,主張「將台澎與大陸隔離」,並對國共內戰的事態進行干預,推動各種形式的美國或聯合國託管台灣以利美國國益的計謀。第二種,則是呼應當時全中國和平建國的要求,也具體回應了當時國民政府呼籲國共停戰的政治形勢,並且又明確反對(「消滅」)一切形式的台灣託管論和獨立論的,楊逵的和平主張。

可是,楊逵在提出避免內戰,將台灣建設為一個全中國的「和平示範區」所提出的條件中,把反對台灣「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列為首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截至一九四九年元月以前,台灣有什麼樣的獨立論和託管論,值得做歷史考察。戰爭尚未結束,世界冷戰構造尚未形成的一九四二年,美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區反攻,攻打日本佔領的太平洋諸島時,曾經考慮過打台灣。為了號召台民響應,對台灣宣傳政策中,美國人就曾經考慮過以戰後讓台灣獨立,號召台民配合美軍抗日。

同年,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聯合發表美國「戰後和平方案」文章中,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遭到台灣人李友邦將軍的批判。一九四六年,美國在台使領館人員和情治人員,在台灣搞「民意調查」,炮製了一個「台灣人首先願意讓美國、其次日本統治」,「不要中國人統治」的報告。

二二八事變過去之後的一九四七年六月,台獨運動的元老廖文毅,在駐香港美國領事人員引薦下,謁見了魏德邁將軍,要求以「公民投票解決台灣前途」問題,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要求美國協助台灣脫離中國或直接歸美國託管。一九四八年,廖文毅在日本宣傳由聯合國佔領台灣,主持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地位。

一九四九年一月,國民政府早已失去去華北半壁,世界冷戰形勢益為嚴峻,美代理國務卿羅威特向社魯門總統建議,必要時武裝干預海峽事務,「鼓勵台灣自主運動」。十九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建議,為了反共,把台灣同大陸隔絕開來,在台灣發展和支持一個「地方性、非共的華人政權」,「謹慎謀求與台灣領袖接觸,以便一旦時機成熟,有利於美國國益之時,利用台灣自治運動」。

這就是楊逵發展「和平宣言」時外國勢力為其國益插手西岸事務的背景。但不止是楊逵個人反對了這個國際性陰謀,當時大多數台灣人也拒斥了這個陰謀。台灣人政治家謝雪紅、蘇新、李友邦寫文章反對,一九四八年,美國駐台美新處處長康理嘉在全台「情報員會議」中檢討:「今後不可再提『託管』,因為台人排外性強,不會接受託管主張」;「台人大多數反蔣,但又不願接受外國統治」。

接著,楊逵具體提出了台灣民主化的要求,要國民黨「還政於民」,具體地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等基本公民自由。這首先是從二二八事變中台灣人民遭到國家發動的大規模反民主、反人權壓迫的體驗而來,也是當時全中國要求國民黨民主化的普遍要求而來。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共「雙十協定」就要求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各民主黨派一律平等、依國父遺教推行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這些要求,和三年多以後楊逵的「和平宣言」如出一轍。「雙十協定」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相應於國民政府的暴力鎮壓,和平、民主的要求卻愈見強大化和普遍化。楊逵的和平民主思想當然也受到當時全中國強烈激動的時局深刻的影響。

楊逵「和平宣言」最突出的思想,是在二二八屠殺之後,一仍呼籲「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的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要求「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情辭懇切,令人動容。

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變,在省內人士和省外人士之間形成一定的隔閡。有人將這種不幸的隔閡無限上綱,描寫成所謂不同民族間的矛盾,但也有人,像楊逵,就善於從中國的全局、全形勢,去理解矛盾的社會的、政治的本質,視為「無謂的隔閡」,而呼喚省內省外人民「開誠的合作」與團結。

今天,外國勢力以「美日安保條約新指針」、「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干預海峽事務,有使台灣陷入「重武裝」火拼的戰爭危機;海峽形勢,也憂愁地呼喚著和平。紀念五十年前台灣偉大文學家楊逵以十二年監禁為代價的「和平宣言」,深深感覺到有歷久彌新的啟發。楊逵,作為文學家不但以形象的語言透過小說表達了他對於人最終的幸福、尊嚴和解放的終極關懷,作為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家,他對民族和平與民族團結深情、睿智的呼喚,是多麼富有當前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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