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筆記

By 趙剛 / 2019-05-29 10:52:22 /
魯迅
摘要:

我想起一個問題:魯迅當初為何搞起文學來?這篇1925年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與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有關嗎?我同意羅崗所下的肯定判斷。「幻燈片事件」讓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因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國於倒懸,關鍵不在肉體的康健甚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氣度的復甦。 「幻燈片事件」將近20年後,魯迅還是悲哀而尖銳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召喚:中國需要一種人來改造所謂的社會──即,奴才與聰明人向主人的集結。 改變聰明人,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聰明地聽、打哈哈,說假大空話。改變奴才,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說,愛訴苦愛抱怨愛八卦。此外,也讓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與勇之苗)找到一種存活實踐與發展的方式。

xxx《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作者:趙延年(1924),1961年作。

1 聰明人

面對訴苦的奴才,聰明人開過四次口。第一次「這實在令人同情」,表達了一個隱匿了主詞的概括化「同情」。因為不是「我同情你」,沒有「相人偶」,在語意效果上,等於切斷了從你到我、從感情到行動的可能引伸,因此不至於讓聽者產生多餘之期望。第二次,則是不成句的「唉唉……」。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唉呀,真是的」、「你要多照顧自己喔」……之類,連作者都感到錄之不美的打哈哈。這種話,安全舒適,誰聽了都不會生氣,甚至誰都聽不太明白。第三次,聰明人倒是說了一個有主詞且有較明確意涵的句子:「我想,你總會好起來……」。如果說「同情」暗示具體行動的可能,而「祝福」則純屬口惠贈與;「我」,於是當仁不讓榮登主格。第四次,奴才不訴苦了,並向聰明人之前贈予的「祝福」致謝,且狀似「大有希望」,於是聰明人卸下常規警惕,倍感輕鬆,也狀似高興地說「可不是麼……」。在打哈哈聲中,一切平安,團圓。

在這篇文字所指向的那個社會裡,聰明人扮演的角色是「聽者」。既有人非得訴苦,那就必得有人聽,而且他總是聽聽就好,就算偶而發聲,也是咿咿唔唔、不誠不仁的惡聲。但這些「咿唔」也不是完全拒絕分析。聰明人只要開口,必然不動感情、言之無物、無關是非、知行分離,且絕對「平安」。於是,我聯想到《徬徨.祝福》裡的四叔──那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老人家聽到不平之事的經典反應是「可惡,然而……」。他這麼說,似乎是比聰明人要笨上那麼一點兒了,因為畢竟他還會鳴出個不平的「可惡」呢──雖然後頭一定會緊跟一個「然而」,把「可惡」可能引出的任何可能性隨即取消。但我隨即便想清楚了,不對,這不過是聰明人的「內外有別」罷了,四叔和他「家裡的」說個「可惡」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還順便操演一番家父長吹鬍子嗎?不妨假設,四叔在S城的大街上撞見這個訴苦奴才,他肯定也是一個標準聰明人兒,是不會有「可惡」的,當然也就無需「然而」了。我又不幸聯想到《野草.希望》。那裡的「青年們」是否也是這裡的聰明人呢?我記得那裡一再出現「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也聯想到,在先秦儒家傳統裡,這種分離行知只會講「好的話」、說「好的故事」(見魯迅《野草.好的故事》)的人,不就是佞人,小人嗎?

2 傻子

傻子的特徵是知行合一、見義勇為。他認為錯的、惡的就要干涉、就要拔刀相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但問題是,他的「實踐」總是以義憤始以自傷終。傻子有一種蠻高貴的品格,但似乎缺少了什麼。是什麼?很關鍵。

傻子尚氣好勇,他會是魯迅《野草.這樣的戰士》裡的戰士嗎?傻子也隨時「舉起了投槍」吧,但傻子沒有對「敵人」、「敵人的武器」、「敵人的弱點」有認識企圖,這才導致他錯把牆壁當成敵人。他是看不到那個「無物之陣」的;奴才、聰明人與主人,都將影影綽綽地團結起來,對他進行包括硬刀與軟刀的高效彈壓。

傻子最多是一個易衝動的俠客。仁嗎?勇嗎?應是的。但無冷靜、無智慧。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個體制的機關重重鬼影幢幢。那麼,你傻子的血性「行動」,不恰恰好是涂爾幹意義下的「危機」之為用嗎?體制正需要以你傻子的「罪行」或「偏離」來週期性刺激集體意識,重新召喚社會團結,並以傻子的傻冒,現身說法聰明人的聰明。

傻子是俠客,或罪犯?看誰來看。但不管是哪一種,都是社會的少數者,不會是社會的主流人口。很久很久以前,也許傻子還不少,但因為他犯了兩三回傻之後,學乖了,也就是學聰明了,「進化為」聰明人了。傻子是聰明人的前世。

3 奴才、聰明人、傻子,與戰士: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

「奴才」指向了眾多受苦者常有的一個構成面。他知道他苦,但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苦從何來。於是他「總不過是尋人訴苦」。魯迅說他「只要這樣」,這聽來有點不齒,但魯迅接著說他「也只能這樣」,聽來又有點同情。也許很久很久以前吧,沒有人要當奴才,都像傻子般地反抗,但在失敗的血泊中,得到了「智慧的成熟」──放棄了。外在既然改變不了,那就改變自己的心情吧,阿Q吧。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再度想像:奴才是傻子的今生。

之前我們發現,所謂聰明人,其本質就是「聽者」。同理,奴才則是「說者」。我說你聽,說者自說,聽者自聽,把這人世間的一切當成一場話說,切莫庸人自擾,有所行動。因此,所謂的社會秩序,其根本就是社會裡的人相互、交替扮演聽者與說者。在傻子週而復始的「挑戰」中,聰明人、奴才,以及傻子,一起鞏固了這個社會的團結與秩序。這個社會該冠以什麼定性詞呢?固然可說是聰明人傻子與奴才「全民的」社會,但當然更是「主人的」社會。

我認為這可以是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當然它與我們熟悉的西方社會理論很不一樣,魯迅的社會理論的構成,不甚依賴客觀的社會範疇與結構方式(例如階級性別族群城鄉……),而主要是依據人群的主體狀態的差異而構建的。這種主要是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是有深刻的中國傳統的,例如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或道家的真人聖人君子百官人民之分,但也並非絕對,尼采的妒恨說(ressentiment)其實也是一種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魯迅與孔子,魯迅與尼采,顯然都是有趣的議題,尤其是前者,好像探討得不多。他們三者,不管差異可能有多大,但都專注於一個核心對象:主體的道德與精神狀態。完全偏重這個層次,有問題,但完全忽視這個層次──如主流西方社會理論所體現,難道沒有更深刻的危機嗎?歷史與社會的理解與掌握,能脫離「人」嗎?就此而言,魯迅的社會理論與文學,而非政治經濟學,勾聯甚密。

於是我想起一個問題:魯迅當初為何搞起文學來?這篇1925年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與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有關嗎?我同意羅崗所下的肯定判斷。「幻燈片事件」讓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因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國於倒懸,關鍵不在肉體的康健甚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氣度的復甦。「幻燈片事件」將近20年後,魯迅還是悲哀而尖銳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召喚:中國需要一種人來改造所謂的社會──即,奴才與聰明人向主人的集結。改變聰明人,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聰明地聽、打哈哈,說假大空話。改變奴才,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說,愛訴苦愛抱怨愛八卦。此外,也讓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與勇之苗)找到一種存活實踐與發展的方式。魯迅寫這篇小文,我想,絕不是要人們義無反顧地去當傻子,這固然是因為魯迅從不鼓勵別人犧牲,而更是因為傻子的確是傻,他傷害了自身,同時強化了對象。但是,魯迅似乎又矛盾地對傻子情有獨繫:在這三種人之中,傻子是距離覺醒最接近的人。不是有學問智識但雞賊的聰明人就罷了,竟然不是奴才──那經常被立即對號入座到歷史主體的被壓迫者、受害者!原因無他,只因為傻子根苗尚在:對他人的痛苦,他感同身受。這是最重要的底氣根本;智勇依於仁,而非反之。所以,話說回來,傻子又並不傻。「客觀地」說,擺在傻子前頭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向上──「往戰士」,一條向下「往聰明人」。

4 一點隨意比附

魯迅這篇文章寫了三種人。如果我們以一種文化寓言的方式閱讀這三種人呢?我會把聰明人視為道家、傻子墨家,而奴才與他身後的主人則是法家的君臣。那麼,在文章留白處所召喚的「戰士」呢?他是努力拒絕沉淪到聰明人,並戮力自我提升的「前傻子」。而這樣一種戰士,如果從「無物之陣」的眼睛看出去,就挺接近「儒」了。這個「儒」當然不是「講理學的老監生」,而是「儒以文亂法」的「儒」了。

儒以文亂法:「現代戰士/傳統士大夫」的合體,以,「文學」,壞亂,既存霸權。

5 你想當哪種人呢?

孫歌曾說她與學生討論這篇文字時,喜歡問同學:「你想當哪種人呢?」。我於是也在2019年5月9日的以社會學大四學生為主體的「魯迅入門」課堂上作了一個隨機舉手調查。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表態結果如下:聰明人11;傻子7;奴才9;當然還有不少聰明人選擇不表態。這個民調結果著實令我意外。我真希望我有機會能好好瞭解他們每個人的理由,但可能沒有機會了,這是畢業班,下星期課程就要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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