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山／鹿窟武裝基地案受難人

王文山壯年時參加勞工運動。（圖／黃秋香（圖中左方女士）提供）

我是王文山。今天，在這個昔日的馬場町刑場，代表1950年代白色恐怖倖存的受難人在一年一度的秋祭場合上發言。寫這篇文稿的同時許多複雜的心情又再度泛起。

我生在1937年的台北鹿窟，那一年日本軍國主義全面展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為了補充兵源，殖民者將台灣青年推上不義的侵略戰場。1945年，日本投降了，距離當下正好是75年。我看見大人們為脫離被殖民的處境，歡欣鼓舞地慶祝台灣光復、迎接祖國的到來，那一年我八歲。不到兩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事件本身雖然沒有對我生活的鹿窟村莊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整個社會的氣氛改變了。當時還年少的我不懂所謂的政治，但是隱約知道這個光復後來台接收的政權，不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到了大約1949年底，村裡陸續來了一群地下黨人，從此改變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村民的一生。他們和我們一起生活一同勞動，也談與生活、勞動有關的事：談土地革命，談地主對佃農的剝削關係，同樣是人，為什麼有的人土地那麼多，有的人卻什麼都沒有。七十年過去了，歲月讓我從一個稚氣的不識字的貧農孩童，長成了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但是，我想告訴各位，七十年前犧牲的，那一些我在山上、在牢裡頭見過的，影響了我的一生的地下黨人們，他們在我的記憶裡，容貌還是那麼年輕；為了普羅階級的解放、為了苦難民族的統一與復興而誓死捍衛的真理，也同樣還是年輕的。

王文山與在事件中犧牲的小組指導員劉學坤遺像合照。王文山說，劉學坤在鹿窟犧牲時，屍身遭到警憲示眾以殺雞儆猴。特務谷正文在他的自傳說劉學坤被追擊時斃命。然而從左太陽穴貫穿的傷口，說明了慣用左手、身懷駁殼槍的劉學坤並非是在奔跑中遭擊犧牲。（圖／許孟祥攝）

我永遠忘不了，鹿窟山中飄揚著一面紅旗；也忘不了在軍法處看守所那些溫熱地與我們一一握手道別的同志，在次日清晨就義前高喊著毛澤東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從容不屈的英勇氣質。1950年底，我13歲，我參加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我是小鬼隊裡的小組成員之一。常常有人說，宇宙萬物中最珍貴的是生命與青春，原因在於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那麼，我所親眼見過的連命都可以不要的志士們，他們追求的是什麼？捍衛的又是什麼？有什麼是比生命還要重要的？他們用青春和生命寫下的，是台灣人真正的歷史。

一些親綠的御用學者與官方文章在研究鹿窟事件的時候說，我們是不識字的農民，怎麼會加入什麼組織，根本就是被騙的、被利誘的。對他們而言，我們是一群不明事理的、無知的鄉下人。巧合的是，他們跟蔣政權特務一樣，都用「純樸」來形容我們，好像這樣沒知識的鄉下人怎麼可能參加共產黨。我當時不識字是事實，不知道什麼共產、社會主義理論也是事實，但不代表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是非曲直，什麼是公平正義。我出身貧農，為了求一頓溫飽，也當過礦工挖過媒，我的二叔與哥哥，都是在礦坑裡頭去世的。可以這麼說，我的思想與血肉都無比深刻地體會過什麼叫做階級壓迫，知道什麼樣的社會是不公平的，知道什麼樣的政權才是屬於勞苦大眾。同時，經歷過島內當局製造白色恐怖肅清的我們，更深知兩岸敵對的狀態下，受苦的不會是位居廟堂的高官政客，永遠都是為數最多的勞苦大眾。

王文山參觀「反殖民與台灣光復圖文展」。（圖／許孟祥攝）

現在民進黨當局不斷加深兩岸敵對、鼓譟民粹的氛圍，使包括我在內的老政治犯們尤其憂心。在海峽的對抗局面下，台灣當局在當年實施了戒嚴，出賣民族主體性與大眾的福祉以仰賴美日帝國主義，偏安了反動的在台政權，肅清了島內多數的進步力量，在社會上製造「反共」高壓氛圍，今昔映照一點都不感到陌生。民進黨當局一再升高兩岸的對抗、進行台獨與反共政策，終於要將台灣推向熱戰邊緣，這對廣大的勞動大眾而言是不公平的。在座的同志們，朋友們，包括我在內的老政治犯們不曾為七十年前的受難經歷有過一刻後悔；同樣的，為了子子孫孫的幸福與勞動大眾的尊嚴，今後我仍然要與多數愛鄉愛國的台灣人一起投入反對台獨、推進民族和平統一、實現歷史正義的運動。為此，我以作為一名勞動者、一名台灣人而感到的光榮。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王文山與遭槍決的叔叔王新發遺像。王文山回憶，叔叔遭槍決前因反抗被毆，憲兵拍下他鼻青臉腫的「檔案照」。（圖／許孟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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