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保馬
◎文：劉燁

【保馬編按】1968在美國表現出不同於西歐的面貌。作為世界秩序的掌控者，美國的反抗運動最初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限度內，並沒有融入全世界的反抗潮流。是黑人解放鬥爭的參與者們，在實際的鬥爭中「走出」和「帶回」，使美國人重新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從而使六十年代美國的反抗運動與全球關聯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黑人解放運動絕不等於「平權運動」或「民權運動」。另一方面，發生在美國的反抗運動再一次證明了，如果反抗脫離了現實的政治目的而僅僅滿足於一種「虛構的凱旋」，那麼這種反抗將只能耗盡自己的能量。換言之，必須反思人道主義在革命中發揮的影響。

1960年9月24日，黑人暴力革命路線的領袖瑪律科姆·X和卡斯楚在哈萊姆的特蕾莎飯店留下的合影。

美國終於在不溫不火中迎來了1968這一歷史時刻的五十周年。少數的人們還在數著日子，希望它能帶來或象徵點什麼。回音只在左翼團體、文化界、高校文科院系當中有氣無力地回蕩著，這一切早在2017年十月革命百周年的冷清景象時就能看出端倪。

毫無疑問，五十年前的時刻是一次爆發，卻並非突如其來，它只是在「長六十年代」中的戲劇性的濃縮時刻——在那一年，事件驟然地密集，風暴卷著反叛和革命以旗幟般面貌橫跨大洲和海洋，幾乎以全人類的口吻重新審視過往的世界史。1968年的人並不知道他們迎來了什麼，它似乎就是一個日漸激進歲月裡的繼續高漲——其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及意涵要在稍晚些才能凸顯出來。最終它被測量為一個不規則的歷史單元的重心並加以標注：越南戰事升級、布拉格之春、馬丁路德金遇刺、法國五月風暴、日本全共鬥、墨西哥學運……如同世界革命的拼圖終於湊齊了所有圖塊，其全球意義排山倒海般投射而來。儘管其內部有著巨大的差異和矛盾，但革命至少在表面上首次縱貫三個世界成為人類的共同正當事業。東方紅了，西方也快了（The East is red, the West is ready）。

就像在二戰中的表現一樣，美國對於全球六十年代也是一個遲到者。作為既有世界秩序的主要製造及掌控者，帝國的六十年代始于內部的黑人解放運動（後逐漸被改稱為「民權運動」）。儘管種族主義本身和殖民歷史密不可分，但前者已經被內化為美國自己的問題，其運動之初的世界意義尚不明顯。這和有著左翼意識形態和組織基礎的歐洲不同——其六十年代始於反資本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並從一開始就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如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而美國人是在經歷一番出走和帶回才以別樣的方式和世界縫合在一起。

美國的城市民族志學者祖魯·聶魯達教授在十七歲時經歷了第一次出走。他生於密西西比——典型的美國南方，那裡多年來有悲哀的歌謠傳唱：

南方的樹上結著奇怪的果子

沾血的葉子，帶血的根

黑色的果肉搖晃在南方的微風中

奇怪的果子掛在白楊樹上

……

（《奇異的果實》（Strange Fruit）Billie Holiday）

南方黑人慘遭私刑的場面，就像「樹上結著的奇怪的果子」

這描述的是南方黑人慘遭私刑的場面，他們一般會被虐殺後吊屍於樹上。如此猖獗的暴行在祖魯年幼時已慢慢退場，但依舊成為他夜啼的來源，何況種族隔離政策（吉姆·克勞法）和由種族主義者製造的大小慘案依舊不斷。出生於1948年，他屬於美國第一代甘迺迪口中的「青年人」（adolescence）。如今七十歲的祖魯依舊魁梧健壯，精力旺盛，仍能為一個街頭的觀察目標毫無倦意地蹲守至午夜。1963年，他正讀高中，北方民權活動者將「自由學校」（freedom school）辦到他家的小鎮上。他們逐漸發現祖魯對文字敏感，留心觀察和紀錄，喜歡將小鎮上的大小事寫在小本子裡。「他們說，為何不把你的過往寫的關於鎮上故事改編成戲劇，叫上你的小夥伴，我們帶你到全國（北方）巡演。」

1964年12月，經過漫長的旅途，祖魯一行人第一次離開家鄉乘大巴駛進紐約。他們在穿過摩天樓群後來到哈萊姆（Harlem），那是曼哈頓北端的「世界黑人的麥加」。他們一路上討論最多的，當屬哈萊姆的英雄瑪律科姆·X（Malcolm X）。

萊姆的英雄瑪律科姆·X（Malcolm X）對白人政權毫無幻想，他被廣泛塑造為暴力路線的領袖。

與被美國官方和主流接納和修改的非暴力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牧師不同，瑪律科姆從一開始就展現了抵抗者決絕的態度，他對白人政權毫無幻想。他被廣泛塑造為暴力路線的領袖，儘管他從未傷及任何人，反倒是經歷全家遭槍擊、爆炸，並在最後遇刺。作為虔誠的穆斯林，他明確拒絕了美國共產黨的入黨邀請，也從未自稱為左翼，但他對壓迫和統治實質的洞察、對敵我劃分的敏銳、對矛盾與反抗的拿捏，使得他具備了一切偉大的激進領袖的潛質。他抹去了自己的姓氏——指出那不過是殖民者對祖先的奴役和強暴的記號，而將其懸置為未知數「X」；同時，這開放的姓氏也昭示著「我即你們，你們即我」的動員力量。帶著高度的自尊和智慧的，瑪律科姆強大的克裡斯馬人格一度成為哈萊姆的先知。他在漢勒（M.S. Handler）編輯夫婦家談論自傳出版事宜，三人簡單地用了茶點後，他又如旋風般離開。半響，夫人感歎到，「剛才我們好像真的和一頭黑豹喝過茶。」多年以後，中國作家張承志以相知恨晚的語氣高聲贊道「真正的黑豹是瑪律科姆，真正的人是X」。

演出成功結束後，密西西比的小演員在積極分子的安排下如願以償地見到了瑪律科姆。但祖魯·聶魯達錯過了那一刻——他去布魯克林看望他剛搬來的姐姐。

缺席是永久的。

1965年2月，瑪律科姆在哈萊姆167街阿杜本劇場的演講會上遇刺。他在臺上剛說完一句穆斯林的祝安詞，兇手發難了。他被21顆子彈打成篩子。如今在阿杜本舊址，天花板上特意裝一個小型聚光燈，靜默向下指著他倒下的那處地板。

瑪律科姆有言，如果我能活著看見這部自傳出版，那才是怪事。他早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任何想追隨我及這場運動的人，都應該時刻做好準備：坐牢、住院或入土」，而他自己率先迎向殘酷的命運。

那時祖魯已經回到南方，準備高中畢業。收音機傳來的噩耗讓他無比震驚和懊悔——那在少年心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挫痕。為了彌補缺失的一次會面，他此後五十多年的人生裡不斷回到同一個夢境：年輕的他見到了瑪律科姆。「我總是幻想我有著另一個平行的人生，在那一個生命裡 ，我握過的手」。

祖魯·聶魯達的故事遠未結束。他當時在小劇場的演出埋著新的線索。台下一個同歲的亞洲面孔的姑娘在散場後和他攀談起來，他們互留了地址，後來他們開始頻繁地通信，數年後他們結婚了。

姑娘名叫奧迪·河內山（Audee Kuchiyama），是第三代日裔美國人。她的母親的民權運動中的傑出的亞裔領袖、瑪律科姆的親密戰友——河內山百合（Yuri Kuchiyama）。在瑪律科姆中彈倒地時，百合沖上前去，「我雙手環抱著他的頭，渾身顫抖」，和其他圍在身邊的人試圖拯救他——這一幕被《生活》雜誌在混亂中捕捉到，成為遇刺現場唯一的近距離照片。在1992年斯派克·李導演的《瑪律科姆·X》中，百合的角色被X的夫人替代了——她捧著他的頭哭喊著救護車；但在2001年《拳王阿裡》電影中，卻又嚴格按照歷史還原了百合的角色。

在瑪律科姆中彈倒地時，百合沖上前去，「我雙手環抱著他的頭，渾身顫抖」，和其他圍在身邊的人試圖拯救他——這一幕被《生活》雜誌在混亂中捕捉到，成為遇刺現場唯一的近距離照片。

儘管不少早年帶有馬克思主義激進色彩民權運動家（如陳玉平/Grace Lee Boggs）到了晚年都難以避免地被美國官方和主流的聲音歸結為光明、溫暖而無害的「人權活動家」範疇，河內山依舊沒有失去本色。1993年，72歲的百合赴秘魯考察古茲曼教授領導的共產黨遊擊武裝「人民戰爭」（「光輝之路」）並從那以後為之公開辯護。甚至在2003年訪談中語出驚人：本·拉登幫助世界更好地看清了美國政府才是最大恐怖分子。這也難怪2016年她95歲誕辰時，穀歌將她的頭像設為主頁（doodle）的做法招致極大爭議。這些爭議從側面讓我們更好地認清「民權運動」這個概念本身潛藏的問題。作為那段歷史通行的名稱，這個不準確的說法有著去政治化的風險，首先，運動的民權（civil rights）面向只是歷史大潮中早期的一部分，如南方黑人推動投票權從法律條文成為現實，及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運動訴求和鬥爭策略（黑人應當享有像白人擁有的那些可以由國家機器保障的實際的存在狀態），而對於在中後期湧現出的對美國政治體制不合作、不信任、不參與的鬥爭立場則完全不能涵蓋；其次，「民權運動」暗示著運動本身是一種對法律的踐行，是既有的政治議程下的繼續推進，是同質的政治體內部的完善的推進，從而在本質上是對一種政治的保衛和延續；可事實是，至少在特定的時間內，運動造成了美國嚴重的政治危機，其否定性和斷裂性的政治實踐開創了大量未經設想、未被安排、不在既有政治範疇內的新局面，其複雜性遠非「民權」概念能支撐。今天當我們說「民權運動」時，應保持警醒（改變這一用語非本文目的，讀者在文中將看見「民權運動」與「黑人解放運動」的交替使用）。

美國民權運動的象徵、被美國主流接納的非暴力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牧師。

1965年夏，祖魯不顧父母反對，永久告別了密西西比家鄉，重返紐約哈萊姆並再未離開。祖魯自然是125街河內山家中的常客。從和瑪律科姆密切交往開始，河內山一家處於長期的監視中，他們和聯邦探員總不期而遇，又心照不宣。滲透和眼線則難以避免，一個氣質陽光的大男孩兒風雨無阻地參加百合家的每一次活動並贏得其全家的信任，直到某一天突然消失才揭露了他的臥底身份。

瑪律科姆的穆斯林身份在黑人解放運動中是一處醒目的亮點。遊歷中東和北非的朝覲之旅不僅是盡守穆斯林的義務，也讓他得以踏入第三世界鬥爭的前線，並在那兒被接納為來自美國的反抗同胞。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始，又經與以色列的纏鬥，阿拉伯地區較早地成為反帝反殖運動的先鋒。瑪律科姆飛躍大洋且橫跨亞非的旅行深刻地拓展了他的思想。百合通過他從前方不斷飛來的信件目睹他的轉變。返美後的瑪律科姆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建設上均有大幅度調整。它不僅是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導師，他也開始成為真正讓這場美國國內的運動逐漸超脫美國本土語境而帶有世界意義的人。在短暫而劇烈的時間內，他完成了從黑人民族主義者朝向泛非主義者，繼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轉變。美國民權運動在受壓迫者的運動的脈絡中在逐漸融入動盪的世界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舞臺上鮮明挑戰角色產生了更強烈的共振。

但瑪律科姆·X卻永遠錯過了中國。在結束了1964年4月的麥加朝覲後，他向西第二次進入埃及，與納賽爾總統會面，繼而向南訪問獨立不久的肯亞、坦尚尼亞、迦納等國，幾乎見到了所有第三世界反殖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在迦納他收到中國駐迦納大使黃華髮出的訪華邀請。因為行程緊張，他最終未能成行。他轉而推薦了另一位時在迦納的女性黑人解放戰士、美國共產黨員維奇·加爾文（Vicki Garvin）前往中國（她先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執教，後在北京擔任中國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英文版編輯，1970年返美）。

儘管如此，他對中國和亞洲的情形並不陌生。

百合回憶了1964年6月他在紐約辦公室接待日本廣島-長崎世界和平研究會的赴美考察的代表。

中間為河內山百合（Yuri Kuchiyama）。

在與原爆倖存者談話時，瑪律科姆指出「西方侵略下的亞洲史和非洲史沒有根本區別」。「你們遭受了原子彈的打擊……我們也遭受了同樣的打擊——這個原子彈叫種族主義」，他進而指出日本的問題在於美日安保條約下「佈滿了美國的軍事基地」。「他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毛澤東，他欽佩毛因為後者戰勝了封建主義、政府腐敗及外國侵略者。他也認同毛在革命路線上先同農民結盟的策略。」，接著，他也談到了局勢剛升級的越南，「越南的鬥爭是整個第三世界的鬥爭：即反抗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Pass It On: A Memoir of Yuri Kuchiyama)《薪火相傳：河內山百合回憶錄》）

同年底，切·格瓦拉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瑪律科姆邀請他前來非裔美國人團結組織的集會上講話。格瓦拉未能到場，將講話寫給瑪律科姆，讓他在現場代為宣讀：

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年代的革命世界……這個國家的黑人鬥爭必須和全體世界人民的鬥爭尋求聯繫……密西西比的問題只能伴隨著剛果的問題一同得到解決。

瑪律科姆的死，催生一大批激進的黑人組織：黑豹黨、瑪律科姆·X協會、非洲人民黨、新非洲共和國、瑪律科姆草根運動等。

在紐約，祖魯不僅是百合的女婿，也長期充當了她的司機和保鏢。探訪獄中的同志是他們常規的活動。紐約州數個重型監獄他們都駕車走遍了。那時，伴隨著福柯的監獄研究行動小組在學界的影響，監獄一度成為祖魯博士期間重要的研究物件。1974年，他在和司法部門的互動中曾獲得機會在紐約一處監獄裡給獄卒和囚犯上課，借機看望一位瑪律科姆的忠實的追隨者。此人入獄不久後聽聞導師遇刺的消息，復仇是獄中唯一的信念。遲至1986年，他終於獲釋，從此他身懷短槍在紐約的大街小巷苦苦穿行，但在得以下手之前，他在布魯克林地鐵站月臺和警方的交火中身亡。

對於發生在美國的一切，遙遠的中國並未缺席。相反，中國在世界各個躁動的角落裡成為參照。從黑非洲到美國，黑人群體將中國認定為他們最堅實的盟友。中國也把非洲看作「革命的大陸」，而美國黑人更是帝國主義內部的掘墓人，是全世界反帝鬥爭的內線力量。

羅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另一位重要的出走者。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黑人鬥爭組織「革命行動運動」和「新非洲共和國」的流亡主席羅伯特·威廉姆斯。

他認為毛澤東是真正懂得美帝國主義的「壓迫本質」、「最可能為黑人說話的一位世界領袖」。而中國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一個新興領導力量」，是一座「受壓迫的美國黑人和非洲人民」之間的「團結的橋樑」。這位實踐武裝自衛原則的早期黑人鬥士在1962年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持槍的黑人》（Negros with Guns），次年，他在美國通緝下流亡古巴，接著他遷居中國。一條黑紅交織的線索逐漸展開。他在中國最著名的照片是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毛澤東給他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在他的請求下，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頭版發佈了歷史性的聲明：

我呼籲，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我深信，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1963.8.8）

一位黑人抗爭者舉著毛澤東1963年聲明的海報。

在中國居住的三年期間，羅伯特成為黑人鬥爭組織「革命行動運動」和「新非洲共和國」的流亡主席。後者大膽地設想黑人在南方五個州暴力奪取政權，成立自己的國家。他試圖將中國革命的經驗應用到美國的構思中，以弱勝強的遊擊戰爭自然成為思想核心。越戰期間，羅伯特前往河內會見胡志明，以北京和河內的勝利立場向不斷鼓勵美國黑人的抗暴鬥爭。

正因為上述險境中的出走者，民權運動越出了從 1955年蒙哥馬利市抵制公交事件（由羅莎·帕克斯因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而入獄起）到1963向華盛頓進軍（馬丁·路德·金在此運動中發表演說《我有一個夢想》）的傳統，得以溢出帝國疆界而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的鬥爭聯繫了美國和世界。黑人的先驅為尋找道義和思想資源而將眼光放向全球，放向民族解放浪潮中的非洲，放向同樣沸騰的亞洲。他們成了世界釘進美國的楔子。黑人的鬥爭不斷地質詢著美國立國的根基，批判著源于殖民主義的黑奴貿易史，聲討著資本主義基於種族策略而製造的貧苦、剝削與欺壓。「重建黑人經濟」、「社區免費早餐」、「社區醫療隊」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項目使戰後美國耳目一新。在這一意義上，民權運動不僅改善了黑人和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權利狀況，不僅更新了法律，更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它迫使美國人重新審視多重的自己及與世界的關係。從內向反省開始，逐漸撬動帝國的思想根基。這是美國在戰後成為超級大國以來第一次對「他者」嘗試投以理解，也第一次試圖聆聽帝國的敵人的教誨。受壓迫、受剝削者不在遙遠的別國，而是赤裸裸、眼睜睜地存在於國土之內，作為「祖國」的構成部分。接著，人民因此明白了國內的痛苦和亞非拉的災難在帝國框架裡是同構的。這是黑人解放運動最激進之處。這些英勇的人群用自己的痛苦的位置如同連通器一般打通了帝國內部和外部，使得堤壩之外的洪水得以倒灌——報復洪水真正的製造者。也因如此，第三世界的概念才在後來能夠真正進入美國人的生活，成為一種與生活密切交織的鏡像。1967年，潮水般的學生衝擊五角大樓，他們在現場撤下星條旗而升上了越共的旗幟。那一刻，他們似乎在為北越而戰。

黑豹黨則是更有力的決堤者。

他們1966年在加州奧克蘭興起，其誕生幾如橫空出世。鮮明的武裝鬥爭立場、明確的組織和綱領、馬列毛主義意識形態及從社區做起的扎實的經濟-福利專案都使得他們很快被美政府認定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內部威脅」，並毫無保留地對其滲透、離間、抹黑和直接狙殺（後來其殘部轉入地下組建了黑人解放軍（Black Liberation Army）進行武裝襲擊）。

非暴力路線已經走入瓶頸。伴隨著1968年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上百個美國城市隨即爆發悲慟的騷亂。

針對牧師的死，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第二次直接聲明。他開篇說到，「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他接著指出：

當前，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鬥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其幫兇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可以肯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制度的徹底崩潰，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翻身，已經為期不遠了。（《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68.4.18）

黑豹黨的崛起正是六十年代彤雲密佈時。對於真正的革命帶來的暴力的討論開始進入嚴肅理論化的階段。曾在在正義、平等、自由等寬泛概念下簡單地認同彼此的人們，在繼續前行時漸漸觸及到硬核的問題：非暴力原則是否應無條件貫徹？暴力在什麼情勢下有正當性？鬥爭的手段是否應該設限？和平是絕對崇高的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怎樣轉化？物質力量從哪裡來？這些對革命暴力問題的探索實際是在第三世界的人民真實面對的殘酷而緊迫問題。在一個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六十年代將這些問題帶到第一世界人民的面前，用它們質詢著世界體系的核心。'

黑豹黨刊物對其領袖出訪朝鮮、越南中國的宣傳。

瑪律科姆·X的話再次回蕩：「如果非暴力原則只是為避免暴力而不斷拖延美國黑人問題的解決，那麼我認同暴力手段」。「我們的非暴力原則只適用於那些非暴力對待我們的人。」「我們不是信奉非暴力繳械哲學的自我設限者」，應當「有原則地行使暴力」。他的思想依舊赤裸、敞亮而危險。

黑豹黨明顯地繼承了瑪律科姆的思想和血氣。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強調和馬列毛的思想資源，受到了法農、格瓦拉等人的影響。而他們很多的具體政策實際上也來源於瑪律科姆的探索，比如其「十項計畫」中就帶有後者的思想雛形。

黑豹黨政治宣傳畫中的女性。

1969年，黑豹黨已成為有著全國影響力的組織，他們在紐約哈萊姆設立的第一個國內分部（也在阿爾及利亞設立了第一個海外分部）。黑豹們開始頻繁地成為河內山家的座上賓，而祖魯和他們也越來越熟，最後他決定以此作為他的論文研究題目。「我應該是第一個研究紐約黑豹黨的學者。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寫他們，後來老師告訴我那叫民族志方法」。其間，儘管祖魯總是選擇性地寫出部分內容，可每一篇論文都引起FBI探員的強烈興趣，因為他上交的論文發下來時訂書針線的位置已經發生了偏移。「顯然，有人將論文複印了」。FBI開始直接出現在祖魯的生活裡，他們開始潛入他的公寓，在他的桌上放一隻帶有FBI標誌的筆；有時直接敲門，「威廉姆斯先生，我們能進來嗎？」「不——我說，我一點兒不怕他們」。

洪水持續擊打著美國。

延綿的黑人解放運動構成了世界革命特殊的景別，他們的戰線在哲學上揭示了第一世界內部的空洞化及被反轉的可能。它表明，在美國內部，依舊有著與世界人民相互認同、相互支持、共用階級位置的兄弟姐妹。世界革命不會止步於美國國境線，人類解放的共同事業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拒止的。它將洗禮所有人，美國也不例外。自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以來，對抗這一體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種體系，儘管非常脆弱。「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根本不是修辭，而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寫照。震盪發生在地球的各個角落。互相催化、互相參照，也互相支持。

黑豹黨的領袖之一Huey Newton在和員警發生衝突被捕後，要求釋放Newton的黑豹黨遊行隊伍中出現了「Chairman MAO says Free Huey」的呼聲。

黑豹黨有著更強的世界影響力，他們到訪革命巨浪中的北京、東京、非洲多國，也直接啟示了印度的賤民（Dalit，達利特）運動——1972年「達利特豹黨」在孟買成立，明確效仿黑豹黨進行激進反種姓制度的賤民解放鬥爭。而黑豹黨向全世界承認並支持達利特豹，將後者敬稱為同志。這些在世界範圍的團結也反映到美國內部，加速了各色人種之間的團結。日裔美國人河內山百合無疑是其中重要的英雄。

◎下篇：【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下）

【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兩岸從過去的隔絕對峙，逐漸走向和平往來，然而兩岸資訊因傳播媒介、傳播文化等差異，讓兩岸社會的資訊並不如想像中流通。犇報「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將微信上新奇有趣的公眾號資訊，以轉載的方式分享給台灣民眾，有興趣的朋友可關注相關公眾號，持續追蹤最新資訊。

◎文章轉載：【反思1968】劉燁 | 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
◎文章來源：保馬
◎文章出處：澎湃思想市場

【延伸閱讀】
‧ 【犇報社評】天佑美國，讓世界遠離種族主義的瘋狂和野蠻
‧「自由作為空氣」，但「我不能呼吸」！
‧ 為什麼美國黑人被員警打死事件經常發生？種族歧視在美國是怎樣的？
‧ 美國10萬生命隕落，政治霸淩科學的惡果
‧ 美籍韓裔作家：「為什麼我不再澄清自己不是中國人」
‧ 拒斥反中國，捍衛國際團結
‧ 中國人權研究會：美國種族歧視問題　凸顯「美式人權」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