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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社評】黃之鋒來台,是誰給了「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連結」的想像?

By / 2019-09-11 12:29:51 /
犇報社評
摘要: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以香港的社會性質在歷史的進程中「必然改變」作為前提。否定「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經驗,否定「一國兩制」本身,不會是對中共當局的否定,也絕不會讓香港更加向西方靠攏,而是加速與中國大陸融為一體,成為中國大陸在「港珠澳大灣區」的一個組成部份。 一旦「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經驗被證明失敗,非但威脅不了中國現行體制的正當性,反過來是說明了中國制度與道路的優越性,特別是通過深圳的成功經驗來證明。所謂「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連結」不過是昧於形勢的癡人說夢而已。

xxx圖/翻攝自民主進步黨臉書

當香港的「反逃犯條例」示威因持續性的暴力而弱化了工商業界和城市居民的支持,甚至連被外界謔稱為「暴徒大學」的香港中文大學也被迫割席,由數百位校友奔走發起「堅守博文約禮,反對校園暴力」的連署聲明。面對不斷升級的暴力與不斷銳減的人數,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反對派核心人士,不求反躬修正策略以吸引市民支持為後盾,反倒熱衷於奔走海外尋求庇護與溫暖,心甘情願充當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勢力的馬前卒。

前些日子,香港泛民組織「眾志」秘書長黃之峰等人連袂訪台,期間拜會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時代力量黨團,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也與國民黨立委江啟臣、北市議員徐弘庭見面,提出尋求「台灣跨黨派共同反對香港緊急法」、希望「制定難民法」提供勇武派人士的逃亡路徑,甚至在記者會上呼籲台灣人民在大陸10月1日國慶前百萬人走到街頭「撐香港」。不知道黃之鋒等人是少不經事,還是太過於自以為是,認為只要打著「大陸打壓」為口實,就可以用「港台命運共同體」來綁架台灣人民,無怪乎,只能喜滋滋的滿懷期待而來,灰溜溜的空手而回。

台灣當局的回應殊堪玩味,只強調:「臺灣對於相關事務應該有的法律,機制非常完備,都可以運作。」蔡英文本人也僅以「必要時將基於人道考慮,對在台港人提供必要協助」含糊其辭。就蔡英文當局而言,香港問題糜爛化確實有利於拉抬選情,最好的局勢就是北京出兵鎮壓,其次就是港府動用「緊急狀態法」,但要明刀明槍的支持香港暴動,恐怕是得不償失。先不說,所謂「難民法」目前在台灣還付諸缺如,審議中的「難民法草案」也僅適用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士」,想用「難民法」來收容港澳人士,非但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和「港澳條例」多所抵觸,也無異於向世人明白昭示台灣當局介入香港問題,公開地與當地政府對幹。單單就「百萬台灣人上街挺港」一事,不要說台灣當局是否有意願在選前大動干戈,考驗民意?即便是認為操作反「一國兩制」情緒有助於提高蔡英文的選情,也沒有這個動員能力。

黃之鋒等人的訪台的三項訴求,毫無疑問是暴露了當事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蔡英文當局給了黃之鋒等人什麼樣的軟丁子碰,而在於是「誰」提供他們這種癡人說夢式的想像?事實上,早在2012年蔡英文首度參選失利,就有「台派」學者提出「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連結」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來為民進黨的中國政策出謀劃策,從2012年反媒體壟斷,到2014年318太陽花運動、香港「佔中運動」,到處都充斥著他們的立論與身影,說明了港台兩地「公民運動」激進化的血脈相承。

所謂「第三種中國想像」,是認為藍綠兩黨的「中國想像」皆是冷戰時代國民黨統治下「威權發展」的衍生物:第一種中國想像,將中國大陸的崛起視為是「財富與機會」;第二種中國想像,將之視為是「威脅與風險」。前者害怕「失去商機」一味擁抱中國;後者恐懼「被併吞」、「被共產」,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擁抱中國並不保證台灣的經濟繁榮;而逃避中國也不保證台灣的安全」。「第三種中國想像」主張,台灣在目前的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中仍然享有「事實獨立」的存在,雖然,近年來北京當局通過惠台政策培植「跨海峽政商壟斷聯盟」內建盤附在台灣的立法與行政機構,形成對台「準制度化」的決策影響力。但是,在美國霸權衰落到完全無力兼顧東亞安全之前,台灣在統獨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可以跟中國和平共存的交集。

他們認為,「民主與人權」是台灣作為華人社會幾十年來最大的成就之一。因此,假如台灣無法徹底而一勞永逸地擺脫中國,則必須釜底抽薪,逆向思考,反守為攻,充分發揮「民主、人權、文明性、在地多元文化等普世價值」等戰略優勢,與中國自由派進步力量連結,甚至進一步形構跨海峽公民社會,直到中國大陸出現民選的民主政府後,兩岸才能夠簽署政治協議。在此之前,為了防止中共利用「中國因素」滲透台灣政黨、資本以及所有社會各領域,培養代理人及在地協力者,必須立法建立「民主防衛機制」和提升民眾識讀能力,同時在美中台三邊關係維持穩健均衡。

上述這種「第三種中國想像」的觀點,看似是對台灣現存兩極化中國論述提供一條折衷化的道路,事實上卻隱藏著更加頑固的意識形態謬誤。首先,倡議者拾人牙慧的奉「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為顛撲不破的「普世價值」,從而將中國在飽經帝國主義壓迫與苦難下,尋求民族「自由、平等與解放」的復興之路對立起來,視為是「犧牲幾代中國人民幸福與生命」的強權者的權力工具,卻無視於如果沒有建立在國富民強基礎上,在世界範圍享有民族的平等與獨立,個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將無所依附。更何況,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是建立在經濟平等上的政治平等,是人民對國家事務從決策到管理,監督的全程參與的民主,以及能夠保護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法制,而不是在資本與財團支配下的菁英主義式的「西方普世價值」,更不是民粹主義式的「公民不服從」。

正是由於這種觀念上的謬誤,他們將今天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方式,視為是人類社會最終的、最後的,也是最完善的制度,從而相信中國已經瀕臨「動盪」或「潰敗」邊緣,因此,只有保護台灣不受中國「併吞」,才能保衛「自由開放而民主的台灣」作為華人社會自發創造民主生活的希望。這種觀點,說穿了不過是昧於事實的唯心主義想像,非但無視於數十年來西方普世價值行銷對第三世界地區(如中東與南美)帶來的歷史性災難,更對西方社會面臨發展停滯、社會財富兩極化和政治民粹化的困境視若無睹。坦白說,所謂「第三種中國想像」不過是在晚近「台獨無望論」下,反對「一國兩制」,希望援引西方勢力加持,最終維持台灣實質獨立現狀的飲鴆止渴,可惜,卻成為港台青年橫衝直撞的立論根據。

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政治承諾,毫無疑問是以香港的社會性質在歷史的進程中「必然改變」作為前提。因此,否定「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經驗,甚至否定「一國兩制」本身,其結局不會是對中共當局的否定,也絕不會讓香港更加的向西方靠攏,而是加速與中國大陸融為一體,成為中國大陸在東南沿海「無差別」的對外口岸,成為「港珠澳大灣區」的一個組成部份。一旦「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經驗被證明失敗,非但威脅不了中國現行體制的正當性,反過來是說明了中國制度與道路的優越性,特別是通過深圳的成功經驗來證明。所謂「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連結」不過是昧於形勢的癡人說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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