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圖／維基百科）

今天這篇文章的標題，借用當年在歷史系修課時，經常被拿出來討論的一本書《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作者Eric Wolf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考察了歐洲在全球史擴張和崛起之後，有別於過去「勝者為王」的歷史，農民、勞工、移民以及少數族群這些「沒有歷史的人民」。不過這個標題僅僅只是借用，我想談的事情與這本書並沒有具體的關聯，而是覺得「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這個說法，正好反映了一些台灣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１

一個星期之前，寫了一篇短文〈消失的劉銘傳〉，看過文章的朋友大概知道，我並不是要說劉銘傳在當代台灣的歷史書寫中消失了，而是透過「台灣鐵道之父」究竟何許人也的討論，指出台灣所謂的「主體性」，或者是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往往建構在對於「殖民」的美化和中性化，因此越是宣稱「主體性」的同時，呈現出來的卻是與日俱增的「附庸性」。

圖/截圖自Facebook用戶「Jason Lan」

這一點或許與歷史教育的變革有關。台灣歷史教育的「去中化」，應是擁躉者和反對者的「共識」，也就是說，不管支不支持，都知道「去中化」這件事情正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中發生。「去中化」或許有著很敏感的意識形態鬥爭，但這場歷史教育變革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包括著歷史感和時間感的斷裂，以及一種高度虛無式的「主體性」的建構。

因此，台灣史的認知，在當代政治權力的貫徹和驅使下，往往被簡化成「清朝爛、日本讚、國民黨王八蛋」的論述，並透過媒體、政治、網路等等媒介，將這套論述從歷史「知識」落實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僅僅只是一種史實的描述，而且是經過現代性想象和政治需要，所選擇之後的史實。至於歷史的連續性，以及究竟誰才是歷史主體的問題，在目前盛行的歷史敘事中，都是不需要回答的。

２

什麼是歷史的連續性？以前曾和一位年紀相當輕的同事聊過，他說他對世界的認識，起自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此之前台灣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他並不清楚，相較於他對政治的熱情，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動力去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大小故事。至於他對「歷史」的認知，則來自於太陽花同輩人的互相轉述，甚至是一種政治正確式的同溫層歷史論述。

正在台北美術館展出的《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攝影展。（圖／張方遠攝）

最近在北美館展出「布列松在中國」攝影展，很受文青的青睞，紛紛花了30元門票費到場打卡。我對攝影一竅不通，但我也去了這個展覽，想去看鏡頭記錄下的歷史，1948年至1949年這個轉折年代的庶民面貌，以及照片所體現出來的人心所向。在現場有個強烈的違和感，看展的有多少人察覺到1948年至1949年兩岸其實是屬於同一個國家，或者說，分斷之前的國家？反而是以一種「歷史終結」式的勝利者之姿，甚至連龍應台「大江大海」式的「失敗者光榮」都已不復見，去看在內戰中最終取得勝利那一方的土地與人民。歷史在台灣終究是斷裂的，剩下的只有不屬於自己的「國境之南」的虛妄想像。

３

歷史連續性又與歷史主體性密切相關，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說的「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此前曾介紹過我的老師許介鱗的新作《台獨脈絡記》（台北：人間出版社，2020年增訂版），1935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出生於新竹的他，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還曾經是李登輝對日工作小組的智囊之一，其實寫過一本在台灣「不太受歡迎」的小書《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他在書中就提出了質疑，台灣人信奉「八田與一神話」，但1930年嘉南大圳完工後，增產的農產品被以低價運往日本，台灣一般平民仍要以番薯籤餬口，無法食用白米飯。（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頁38。）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許介鱗。（圖／張方遠攝）

類似的反思，也出現在另一位旅日的台灣學者戴國煇身上。作為台灣農業經濟史學家，戴國煇在其著《台灣史研究》中，提出了這樣的質問：「日本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養了一頭乳牛──就是台灣，目的是要榨取牠的奶，這一頭牛長大了，日本人拚命吸牠的奶。但是，他們戰敗被趕回日本去了，他們無法把這頭母牛──美麗寶島──帶走。要注意，這母牛吃的卻是台灣土地上長出來的肥美的青草，是吃我們自己的草，牠以後能繼續長大，難道應該感謝日本以前吸牠的奶嗎？」（戴國煇，《台灣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1985年，頁6。）

這些問題叩問著台灣，需要我們捫心自問，當然也關係了究竟誰是「台灣鐵道之父」的疑問。日本人鐵路建設得比清朝好，這是必然的，日本經由脫亞入歐明治維新的成功，現代化程度當然高於被其認為需要「東亞共榮」的中國；而劉銘傳經歷大陸本土自強運動的挫敗，來到台灣「試點先行」，就算其原始規劃到台南的鐵路成了未竟之業，但其本質上如同我在前一則文章所引劉進慶教授的說法「（晚清）洋務近代化是由外而內，基本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與日本在台灣「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完全不同。拿後來現代化的標準去衡量歷史，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更何況是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能是我們台灣人真正的歷史嗎？

４

日本人鐵路蓋得比劉銘傳好，沒有人會否認。但因此把劉銘傳在台灣推行的近代化事業視若敝屣，非得認為長谷川謹介必須是「台灣鐵道之父」的台灣人，又要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把日本人的「始政」痛斥為「恥政」？而今日促轉會主委楊翠的祖父楊逵，更是把日人據台的「始政紀念日」稱為台灣人的「死政紀念日」。

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內關於長穀川謹介的介紹看板，稱之為「台灣鐵道之父」。（圖/截圖自Facebook用戶「Jason Lan」）

布列松說過：「事實並不有趣，對事實的觀點才重要」，我覺得這段話也適用於看待歷史的方法和態度。頌揚日本人在台灣的現代化成就，大概已是一場官民合力的運動，幾年前一個把日本殖民統治者回憶當成台灣人回憶的粉絲頁「台灣回憶探險團」就發過一則貼文，指1908年日本人在台灣建設台灣縱貫鐵道南北貫通，並盛讚其「瞬間讓台灣發展開了外掛，從經濟、產業、生活與文化上徹底改變了這個島嶼」。

然而，這個「探險團」沒有說的故事，也是在同一年12月14日，花蓮阿美族七腳川社人，為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壓迫與剝削，七腳川社勇士結合太魯閣族人襲擊日軍派出所等地。兩天後，日軍派遣步兵、砲兵、機槍等部隊強力鎮壓、火燒「毀社」，造成七腳川社250多人死亡。為了追擊躲入山中的其他族人，日本人還在出入口架設通電鐵絲網以圍堵社人；同時，調度火砲部隊，朝著社人躲藏的山區開砲。

台灣「七腳川抗日事件」（一）。

1909年3月，791位社人下山「歸順」，日本當局不准其返回原住地，從而打散分配到花蓮與台東其他不同的地區。1914年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再度發動討伐戰爭，迫使其他七腳川社人無力反抗只能「歸順」。至於七腳川社的故地，後來被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收歸為「移民村」，讓來自日本德島、新潟、秋田、千葉等地的日本移民居住，並在1911年改名為「吉野村」（即今花蓮吉安鄉）。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靖國神社外大燈籠的根基上，就有一組當年七腳川的戰鬥場面浮雕，用以紀念這場「戰果」；而在戰鬥中死亡的26名日本警察亦被合祀在靖國神社。

台灣「七腳川抗日事件」（二）。

「七腳川事件」只是日據50年漢人與原住民大大小小抗日事件的其中之一，難道這不是屬於台灣的記憶？那麼，被當成是讓台灣「脫胎換骨」的「縱貫鐵路」，又該是誰的記憶？

許介鱗教授在書中寫道，日本帝國對台灣殖民地的經濟剝削，交通支配是統治者不可或缺的一環，鐵路交通正是日本在台灣「侵略的尖兵」，在台灣興建縱貫鐵路，建設基隆港的目的，是為切斷本地「郊行」在台灣北、中、南分別與大陸對岸的緊密貿易關係，而將北部的茶葉、中部的稻米、南部的製糖，以縱貫鐵路統一市場編入日本經濟圈內，從基隆港輸送台灣資源到日本。（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頁29。）

５

到了1940年代，為了配合日本南進侵略政策，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而縱貫鐵路的意象，也在日本皇民作家的眼中，成為筆下宣揚帝國南進的書寫對象。

各位不妨讀讀著名皇民文學作家西川滿的作品。1941年「台灣文藝家協會」正式編入日本戰爭體制，西川滿出任該會「事務總長」，還曾率團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發表過黷武演說《一個決意》，並曾將台灣本土現實主義作品貶抑為「狗屎的現實主義」。而他在1940年代的創作重心，很多是以台灣縱貫鐵路的歷史為主軸，透過現代性的展現，以及鐵路前進的意象，將日本侵台戰爭與後來對亞洲的侵略戰爭聯繫起來，在文學上替日本形塑出肯定殖民和侵略的帝國軌跡。

日本皇民文學作家西川滿的《龍脈記》與《臺灣縱貫鐵道》書影。（圖／張方遠攝）

然而，西川滿的作品中，有一部有趣的短篇小說《龍脈記》，正是以劉銘傳開發基隆獅球嶺隧道為文本主題，一方面突顯中國人落後的「龍脈迷信」，另一方面則是隱含了劉銘傳沒有完成的台灣縱貫鐵路工程，最後是由日本人所延續完成，既將日人在台的鐵道建設上接劉銘傳「一脈相承」，同時藉此遮掩清朝和日本在台基礎建設的本質差異。

因此，帶著這些政治企圖的西川滿，在小說中仍然賦予了劉銘傳相當正面的形象：「大約沒有人像他這樣把自己命運賭在鐵路上。被輔佐角色的布政使邵友濂把辭職書一扔而去，被民眾罵為過激的改革者，把喜歡的詩作斷然停止，把全力傾注於鐵路建設的此人……」（西川滿著、葉石濤譯，《西川滿小說集1》，高雄：春暉出版，1997年，頁118-119。）

６

在文學作品之外，日本人事實上也未否定過清朝在台灣的建設。如同前一篇文章引過，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經典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亦是如此肯定中國人劉銘傳在台灣的建設：「在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是劉銘傳」，「他的事業，諸如基隆新竹間鐵路的建築、汽船的購入及沿岸與大陸香港新加坡西貢菲律賓間的通航、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番事業』，都是為了完成這一使命。」

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圖／網路圖片）

而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巨著《台灣文化誌》中，關於劉銘傳的小傳，還引了德國史學家Ludwig Riess的說法，如此評價劉銘傳：「彼熱中於開進主義之士，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至辭職歸故山六年之間，將近世工藝之恩惠努力佈於中國東方之一孤島，如此講到劉銘傳，在歐洲其名亦不空。」（伊能嘉矩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譯，《台灣文化志（上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年，頁345。）

總的來說，「台灣鐵道之父」究竟掛在誰的身上，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歷史之中找到主體性。包括日本學者、皇民作家都不會如此貶低劉銘傳了，當代開口閉口把「台灣主體性」掛在嘴邊的台灣人，竟把劉銘傳批鬥得一文不值。別忘了，劉銘傳為什麼來台灣？是中法戰爭之後，到台灣建設海防，並以此發展台灣經濟的；日本人又為何建設鐵路？是為了剝削台灣資源、配合戰爭鎮壓和侵略的。就算要以今人的眼光非議和否定劉銘傳的貢獻，如此翻案未免太過廉價，恐怕還是得要持平的對本質有所區辨吧。

1908年日殖者在台縱貫鐵路通車的那一年，有一位前輩作家王詩琅在台北艋舺出生。台灣光復之後，王詩琅曾寫過一篇文章〈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他在結論中有過這麼一段話：「倡導其所謂殖民地肯定論，這種歪論，乃罔顧被殖民的國家所遭受的痛苦，且嚴重地傷害被殖民地國民的感情」，更在最末句寫下：「（台灣人）當不會茍同日本人這種『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王詩琅，〈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載《經濟世界》，1981年12月19日。）

歷史在當下的台灣莫不被顛倒了過去。恥政、死政、「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這些台灣前輩眼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本相，無不成了「美好的年代」。這就是「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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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劉銘傳】
【台大椰林大道要不要也「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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