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圖／路透社）

從美國川普政府啟動對華貿易爭端、科技遏制、外交孤立，到近日來在涉及新疆、西藏、香港、南海、台海與東海等問題上的尋事挑釁，攸關世界經濟秩序與區域安全格局的中美關係，一時間驟風暴雨，風高浪急。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位於加州的尼克森紀念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從經貿、內政、外交和軍事上全面否定中國，宣稱尼克森開啓的對華接觸政策完全失敗，非但沒有在中國的內部帶來預期中的改變，反而被反咬一口。因此蓬佩奧認為，美國再也不能忽視兩國之間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並鼓催志同道合的國家要組建一個新的「民主政體聯盟」來捍衛自由，在美國的領導下完成這個時代的使命。

或許是「共產中國」這個久違了的字眼過於刺眼，或許是刻意模仿邱吉爾「鐵幕演說」的口吻顯得鱉腳，也或許是蓬佩奧信誓旦旦認為當前世界正經歷著「自由世界與中共暴政之間的戰爭」的論斷太令人匪夷所思，這篇被視為是美國對華政策「新冷戰檄文」的演說並沒有立馬在國際社會引起太多的迴響。不但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重申普丁總統政策，強調「俄羅斯不參與任何反對某國的同盟。中國是我們的盟友、夥伴，是我們發展特殊夥伴關係的國家」；歐洲以德、法為首的北約盟國也表示會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並宣稱與中國合作具有「重大戰略利益」；就連被視為是鐵桿盟友的英、日兩國也基於外交自主和地緣政治因素而語帶保留。

蓬佩奧在涉華演說的激烈言辭，意味著尼克森主義的終結，宣告美國重新走向普遍主義的道路，就連自家人也未必賞臉。7月26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發表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的一篇文章，標題為〈蓬佩奧所不懂的中國、尼克森和美國外交政策〉。文章指出，問題不僅在於這個國家的首席外交官毫無外交策略，更糟糕的是他歪曲歷史且未能闡明一套邏輯清晰、切實可行的辦法來管理對當今最具影響力的雙邊關係。哈斯表示，蓬佩奧徹底否定了中美接觸以來近50年的歷史，理由是中國沒有變成美國想要的樣子。這是對歷史的扭曲。事實上，尼克森和季辛吉制定的接觸政策旨在利用中國來抗衡蘇聯，並塑造中國的對外政策而非其內部性質。此舉讓美國掌握優勢，成功的促成了冷戰結束以及決定冷戰結束的方式。哈斯批評蓬佩奧所提出的方案注定要失敗，因為美國沒有能力決定中國的未來，更不用說是改變它。誠然，中國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決定；美國能做的，以及應嘗試去做的是影響中國的政策選項，合作應對朝鮮半島、阿富汗等地區挑戰，以及防止核擴散、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

實事求是的說，尼克森主義其實是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的產物，是美國戰後對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就連尼克森本人也坦承：「在考慮對付蘇聯人的戰略的同時，我們應該把『緩和』看成是對遏制的一種補充，而不是遏制的替代方案。」蓬佩奧以美國歷屆政府奉行對華「接觸戰略」並沒有改變中國的行為，促成中國內部社會性質的轉變作為口實，宣告宣告尼克森主義的失敗，其實是一個「甜蜜」的誤解（蓬佩奧堅信捍衛自由本身就是一項甜蜜的訴求）。

所謂「尼克森主義」，包含「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三大支柱，是尼克森政府多極均勢外交的指南。首先，在信守條約承諾的前提下，重新界定美國對盟友的義務，並要求盟友也承擔起自己的防禦責任；其次，對共產主義國家採取「實力＋談判」的緩和戰略，用對話取代對抗。越南戰爭標示了美國全球干涉政策的頂點，不但給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國際地位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還間接促使了「美元黃金匯兌機制」日後的崩解。它迫使美國領導人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力量有限，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界。

尼克森上台時，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相當嚴峻。當時，在越南戰場上的美軍高達54萬多人，用於戰爭的費用高達270億美元。100萬海外駐軍分散在全球2000多個軍事基地，為40多個國家承擔反共防禦的「義務」。在國內，尼克森的難題也不小，通貨膨脹加劇，貿易順差流失，財政赤字擴大，反戰聲浪四起，社會矛盾尖銳，戰後反共外交的民意支持度也在日漸喪失。更嚴重的是，正當美國在越南大肆進行軍事干涉的同時，西歐及日本的經濟正悄悄的翻身而起，開始跟美國在經濟領域上分庭抗禮，而蘇聯核子導彈的長足發展，也解消了美國核威懾的戰略優勢。就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情況下，尼克森政府不得不實行「戰略緊縮」來解決美國在海外過度的軍事擴張、解消對盟友承擔過多的防衛義務。這是一種使美國繼續介入世界事務但不深陷其中的現實主義，旨在於使美國的能力與所承擔的義務之間重新達到平衡。

更重要的是，有別於過去美國各屆政府習慣於根據威脅來界定國家利益的「絕對安全」戰略觀點，尼克森政府從世界秩序多極化的現實出發，形成一種根據實際利益來界定威脅的「相對安全」戰略思維，認為美國所需要的安全利益來自於國際力量的均勢，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一致。既然美國獨立實現均勢的力量有限，就需要與社會制度不同，甚至在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的國家合作，只要雙方能夠找到實現全球戰略的共同利益。這種多極均勢外交主要體現在美國亞太政策的戰略收縮，在其任內，美軍退出了越南戰場，改善了中美關係，把戰略重點轉向蘇聯，從而調整了美國的國際地位。

從杜魯門到尼克森上台之前的歷屆政府所實行的「遏制戰略」，其目標都帶有普遍主義的色彩，認為全世界都要接受美國的價值與制度，追求的是絕對安全的戰略方針。尼克森的「緩和」政策則是在承認力量多極的基礎上實現「相對安全」，追求有利於美國的國際力量之間的均衡，以及超越均衡建立一個可靠的、和平的國際體系。因此，蓬佩奧宣告尼克森主義的失敗，並不意味著冷戰遏制戰略的重新啟動，而是說明了即便蘇聯社會主義體系國家解體了30年之後，美國政府當中有許多人仍然活在「冷戰」當中。蓬佩奧「與中國脫鉤」和所謂「民主聯盟」的倡議，不過是冷戰遏制戰略的延續，一個企圖回到「絕對安全」與「普遍主義」的杜魯門時代的政策宣告。

只不過，國際政治畢竟不是科幻電影，可以「回到過去」來改變未來。尼克森政府的「緩和」政策，不僅是做了戰略收縮的調整，更關鍵的是做了戰略思維的調整，在最終要戰勝蘇聯的目標下，允許現階段和平共處，甚至合作的思維。這才是決定上個世紀八〇年代末，美國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戰勝蘇聯，終結冷戰的根本原因。如果說，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緩和政策」是基於個人的戰略素養和戰略敏感的政策選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隱藏在這個偶然性背後的，是符合當時國際形勢與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傳統。就誠如一手擘劃美國對蘇聯冷戰遏制戰略的喬治．凱南在日後的反省：「普遍主義」是以美國人的理念來設想其他國家的人，將國家安全寄託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美國體制的做法，將超出美國的能力，從而危及這個體制。今天美國的國際處境恐怕比尼克森時代更為險峻。

台灣向來以「國際孤兒」自憐自艾，難免產生可以跟美國共享體溫，在冷戰的冰窖中互相取暖的幻覺，但卻往往忽略了對方的現實主義傾向而自陷泥淖。畢竟「國家的利益遠高於意識形態（National intere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ideology）。」甘迺迪曾經這麼說。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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