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儲漁（人間學社）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圖源：臉書「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

楔子

2026年2月10日，台北地院檢察署檢察官以涉嫌人頭詐領助理費、非法輸入COVID-19試劑、詐領協會補助款等案，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兵分30路，搜索無黨籍立法委員高金素梅住宅、國會辦公室及案關人員的住居所，並約談其助理與各工作團隊成員共18人。

檢調指出，民國111年5月、6月Covid19疫情期間，高金素梅、張姓助理利用行政院衛福部，「民眾可自國外輸入個人自用COVID-19檢驗試劑，每人限一次不超過100劑，無須向食藥署申請專案核准，可直接由海關放行通關的措施」，自中國輸入大批COVID-19檢驗試劑，疑利用多名人頭化整為零，以每個人100劑以內的方式，將COVID-19檢驗試劑輸入台灣，涉嫌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

讀Kolas Yotaka 臉書文後的雜想

2月10日，全案由檢調移送地院審理，當晚，高金因身體不適請回。其餘涉嫌人員，訊後以10萬至50萬不等保釋金，交保候傳。2月13日，高金複訊後，諭令100萬元交保。事經媒體批露，輿論為之大譁。主因在於以負責偵辦共諜案件、監控、偵處受中共派遣在台蒐集涉密情報、發展組織等業務的調查局國安站執行搜索此純屬刑法範圍的案件，其背景動機，當然啟人疑竇。

儘管，當今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任已喪失殆盡，但是，在國家機器以制度為掩飾的暴力抑壓下，也只能噤聲，靜等裁決。

姑且先撇開法律攻防層面，此案濃厚的政治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就高金素梅的從政生涯而言，自2001年從演藝界跨涉政治，2002年在無政黨奧援、憑著自己的辛勤努力，高票獲選為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員起，迄今（2026）除第一屆得8909票略低外，其後各屆的得票都逐次攀高，連續七任當選選區跨及全台的中央民意代表。其問政成績獲得原住民族各族人民的支持與肯定，是不言可喻的。或許正因為這在原住民族社會的極高民氣以及問政質詢的認真犀利，或許更重要的是，她在對日關係上，進步的反軍國主義，以及在兩岸關係上，與中國和睦親善，友愛互助的立場，招致一向高唱殖民有功論，苦心積慮運用台灣原住民的血緣、地緣，文化習俗等所謂的「主體性」，企圖與中國斷臍的民進黨集團，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政治動機。

觀諸此事件發生後，民進黨陣營指控高金素梅諸多作為，乃在媚共通匪，甘為中共同路人、踐踏原住民主體、出賣族人利益等等的汙衊抹紅，可見一般。

而這種出於無知的恐共，出於私利的政治算計，在曾任總統府發言人，同為阿美族人的Kolas Yotaka 的話語中有最典型集中的表現：

「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目標和價值追求，自高金素梅競選之初，高金就高喊「為人民服務」，導致毛澤東、習近平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在台灣的原住民族選區很常見。這個大大的標語出現在北京的新華門牌匾上（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辦公大樓），出現在中共各級黨政機關門口、大廳、最顯眼的地方，更別說習近平在重大的黨慶、國慶、閱兵時也常把「為人民服務」掛在嘴邊。另一邊，在台灣，2007年高金素梅「為人民服務」的新聞稿至今還掛在立法院官網，2024年高金素梅競選連任，選舉公報上的政見就是「為人民服務」。臉書po自稱「為人民服務」的團隊，hashtag也不缺「為人民服務」。….

台灣的原民立委本應跨政黨共同「為族人服務」，對任何強奪台灣原住民族認同者才應「永不屈服」。但高金素梅走偏了，濫用原住民族的貧窮，軟土深掘。原民作為一個獨立的族群，一種台灣主人的尊嚴，被錢踩在腳下，令人心碎痛苦。

（看高金素梅「為人民服務」 有悲傷感 2026/02/15臉書貼文）

Kolas Yotaka 絲毫不問「為人民服務」是甚麼概念，其具體內容、精神意涵為何？只因為這口號是出自中國共產黨，而高金素梅不但以之為競選主標語，並且將它援引至部落「導致毛澤東、習近平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在台灣的原住民族選區很常見。」遂指控高金素梅意圖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洗腦原住民，強奪台灣原住民族認同……Kolas Yotaka於是在沒有任何論據之下，義正詞嚴的說：

「高金素梅走偏了，濫用原住民族的貧窮，軟土深掘原民作為一個獨立的族群，一種台灣主人的尊嚴，被錢踩在腳下（暗指：高金素梅2009年莫拉克八八風災期間，在災區發放由胡錦濤總理代中共中央捐助的賑災善款一事），令人心碎痛苦。」

白紙黑字Kolas Yotaka就是這樣寫的 。

2019年時，高金素梅曾用「為人民服務」作為標語，遭前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ka大做文章。圖源：臉書「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

在網上偶然瞥見這段文字，腦際率先浮現的是，1987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三周年時任會長的夷將．拔路兒（劉文雄）在出版刊物《被壓迫者的吶喊》卷首寫的那段話：

「……原權會成立迄今曾經盛極一時，也曾經消聲匿跡，這種不穩定的成長及時好時壞的運作狀況的主要因素，除了本會內部運作的問題之外，另則是執政黨的刻意醜化：國民黨對其不友好的民間團體常常不擇手段地予以醜化，早期原權會在這方面的受害頗鉅，最近仍在原住民族社會繼續被國民黨扭曲形象。在原住民社會國民黨控制絕大多數的傳播媒體，加上原住民社會相當缺乏自由評論的報章雜誌，使國民黨一再透過其黨組織及所掌控的傳播媒體，醜化原權會的形象，削弱原權會的影響力，國民黨又慣用『以番制番』的手段，利用其所培養的原住民政治菁英來反制從事原住民運動的知識菁英，是原權會在原住民社會致力於民族運動最大的阻力。……」

對照今日之事而觀，足見無論政黨怎麼輪替，只要政黨的階級屬性不變，只要社會的政經構造依然如舊，台灣原住民族求得解放的路程必然還會阻力重重……

最可嘆的是，猶如第三世界諸多新舊殖民地曾經有過大量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背叛出賣民族利益的買辦階級，台灣原住民族中亦不乏依附體制或由體制豢養的，不以分化破壞族人團結為恥的知識菁英。

Kolas Yotaka錯亂跳躍的敘事所顯露的淺薄無知，原不值識者一哂，然而，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藉著批判杜林龐大酸腐的理論體系，得以比較一貫地闡述他和馬克斯所主張的辯證法及共產主義世界觀，我們似乎也應暫且忍著汙目之苦，藉由Kolas Yotaka的妄言，重溫中國共產黨人當年投身革命的初心，或許對當前台灣社會一片恐共、仇共、恨共的盲目無知，有些許開眼醒腦的作用，也未可知！

「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脈絡

首先是：Kolas Yotaka的臉書貼文，在《為人民服務》標語口號的段落，提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只有毛澤東、習近平兩位而不及其他。這有意無意的省略或忽略，卻從另一側面指出：毛澤東自社會主義新國建立時受到全面擁護，到1976鄧小平復出主政的改革開放時期，對毛的局部肯定、大部分貶抑否定，迄習近平前三十年（1949-1979）與後三十年開（1979改開至今）一貫的宣告，反映了因遭帝國主義殘暴蹂躪而飽受貧窮落後之苦的新中國，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曲折複雜的艱辛歷程。這沉重的歷史扉頁，至今猶是全球有良知、追求人間正義、為人類解放事業奮鬥的志士們苦心探索的課題，自非本文所能處理，點出此意：旨在提醒中國問題之複雜多面，認識中國之不易，除虛心求知，一切胡言妄議，只能為世人所笑。

其次，《為人民服務》（1944），與《紀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這三篇文章，是中共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撰寫，後來被廣泛用來當作人民群眾、紅軍戰士、黨員幹部學習材料的老三篇。分別發表於抗日戰爭的不同階段，創作背景與當時革命實踐緊密關聯。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撰寫的老三篇文章。圖源：百度百科

白求恩醫師是加拿大共產黨員，1937年參加西班牙內戰，1938年輾轉到了延安，1939年在五台山山區為民眾手術時，遭病毒感染，因敗血病，不幸去世。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悼念他，撰寫《學習白求恩》（後更名為《紀念白求恩》），高度讚揚了白求恩醫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貴的國際主義精神品質 。毛澤東在文中呼籲中國共產黨人：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張思德是紅軍戰士。1944年夏天，在陝甘寧邊區安塞線燒炭時，因炭窯塌陷，被埋在窯洞，殉職身亡。9月8日，毛澤東在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著重標舉了張思德「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重於泰山。」

毛主席說：

「…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裡，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愚公移山》標題出自《列子．湯問篇》一則諷諭人們，凡事只要堅毅不懈，即便是單憑人力搬移大山這種事，也能因精誠動天，而獲致成功的寓言故事。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致閉幕詞，即以之為題，訓勉全體黨人，效法愚公精神，矢志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座壓在中國人民的大山而奮鬥不已。

毛澤東說：

「…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老三篇由於涉及人物事蹟不同，而各有側重，但「為人民利益」不懈奮鬥，則是一至貫穿的紅線。只要不存偏見，即便是閱讀幾段摘錄的文獻，用心的讀者當會別有一種感發。

中南海新華門影壁上的「為人民服務」標語，這亦是中國大陸各級黨政機關的常見標語。圖源：維基百科

對於「人民」的辯證

然則，何謂「人民」？

探究，姑且從一段文壇軼事開始…

根據大陸作者李雲雷的報導，1980年代，陳映真受邀至愛荷華國際寫作班期間，曾和當時旅美的大陸知名作家鍾阿城等會見聚談。

多年後，阿城受訪時回憶說：

「……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台灣編《人間》，《人間》雜誌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離開後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麼呢？寫字的人，將自己菁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麼？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於沒有啊。不過在菁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麼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裡沒權，可是回到家裡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於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會有模有樣地刁難起伏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得矯情。」

（查建英 《八十年代訪談錄》）。

大陸知名作家鍾阿城。圖源：鳳凰文化

如果掌握到80年代初，大陸啟動不久即朝向市場狂奔的改開政策已百弊叢生，社會各領域，包括學術、文化、思想界均出現嚴重混亂失序，社會主義祖國滑向資本主義的勢頭卻方興未艾，竟而導致陳映真陷入深刻精神危機，苦思在「黨」之外的「人民群眾」中重新拾回信仰之際，面對在商品化大潮之下，因取得資本剩餘的碎屑，而自鳴得意、沾沾自喜，毫無反思批判能力，如鍾阿城、張賢亮之流的諸多文人學者，陳映真會對彼等的狂妄輕率感到可鄙、可憎是有理路可循的。

依據李雲雷的報導，其實陳映真自改開迄今，在大陸的知識、思想、文學界，也受到從「排斥到認同」的過程──但這是另一篇曲折的故事，俟他日再詳敘。

但是要強調的是：人民不是所有人，人民更不是偽概念。

在馬克斯主義者的語彙裡，「人民」，始終帶有階級的烙印。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的祝靈君，對於「人民」一詞的含意與價值，有詳細的說明：

「最早使用『人民』（people）一詞是古羅馬人。但是馬克思給它增加了階級性。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拿破崙，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革命讓『人民』站起來，讓王權和教權倒下去，國王上了『斷頭台』，『人民』佔據了國王騰空的位置，進入了『誰宣稱擁有了人民，誰就可以來一場革命』的大時代。

1905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後記中寫道：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並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列寧認為，人民是一個社會歷史範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

「1923-1927國共合作，聯手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較少使用「人民」這個詞（儘管在二大宣言中也出現過），較多使用『工人』、『農民』、『民眾』、『群眾』。」

抗戰爆發以后，『人民』一詞開始受到更多，尤其是文學界人士的重視。如臧克家1945年發表詩歌《人民是什麼？》，正源1946年寫了《荒蕪了的土地》，郭沫若1946年發表《堅定人民的立場》，李遠芳1946年出版了新詩集《人民》，等等。」

中共自新民主主義革命至社會主義建政時期，「毛澤東對「人民」逐步接受的過程中，對其內涵也有不同的界定。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強調：『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使用『人民』的概念，也使用『群眾』的概念，有時候還用『人民群眾』。」

（祝靈君：讀懂人民的含義與價值 學習時報 2019年10月21日10:03）

順此脈絡，「人民」在台灣統左翼的精神領袖、理論指導林書揚的心中，便是那些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被壓迫、社會上被歧視，左翼運動者心心念念與之共命的社會變革主體。也是陳映真心懷的，那些沒有力量、有口難言、有筆難書、無法分享社會進步福祉、勤勞一生卻只能求得一身一時溫飽的，沒有臉的「民眾」。

「人民」一詞，雖會因著不同的歷史範疇而有不同的指涉，但「人民」的階級性格，「人民」並非指所有人卻是明確不易的。

是故「台灣人」與「台灣人民」當然是不一樣的概念。

1980年代，針對當時台灣朝野以及美國某些政治力量都不約而同的喊出「一千八百萬人」口號，陳映真寫了一篇〈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的批判文章，文中指出，「每一個社會的人，都會因階級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經濟活動、不同的政治願望」，「…但是引人關注的是對於台灣朝野以及美國某些政治力量同調的『台灣一千八百萬人』這種主張，卻沒有人認真追問它的具體內容為何？…缺乏人口學上的具體數據，缺乏社會生產關係位置的具體分析，所謂的『一千八百萬人』只是空洞而無意義的數字。」

對照以上的簡略爬梳，Kolas Yotaka大言不慙，夸夸其談的，為「族人」服務，其實不過是為騙取選票，故意含糊籠統、充滿欺瞞性的口號。（於今台灣的人口雖已增長為兩千四、五百萬，但朝野及美國沿用此口號的性質依然不變，把全稱的台灣人縮小為族人，陳映真的分析仍具效力。）

1989年，陳映真為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詩集《美麗的稻穗》所寫的序文，從史的觀點，自清領、日據到國民政府的山的政策，以及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指明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傳統全面崩潰、民族經濟急速貧困化的根源。

陳映真說：

「隨著平地漢人輕工業加工出口資本不斷擴大在生產的運動，山地社會和經濟不斷的崩潰和貧困化。從政治經濟學的結構看來，台灣原住民九族，在民族和階級上是全稱的被壓迫者。是台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人民。台灣原住民當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向台灣漢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爭取解放的民族解放運動。」

《美麗的稻穗》書影。圖源：網路圖片

再者，誠如中國大陸毛主義者陽和平所言：「為人民服務」首要目的是在促進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的解放，與宗教化的慈善公益是兩碼事。

在當前仍以漢族為主要人口構成的台灣社會，台灣原住民族還處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之下，不務求與進步力量團結，戮力推翻壓迫體制，以謀族人解放早日到來之圖，卻為一己之私，妄言爛議，諂媚當道，除了自曝無知荒誕，更讓人感到難以言說的沉痛與悲哀！

◎作者｜儲漁（人間學社）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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