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北京天安門上的大陸國徽。(圖／網路圖片)

近來中國大陸的「共同富裕」在兩岸都引起熱論，主要在於大陸當局對電商巨頭、網路數據平台、補教業、遊戲業，甚至演藝事業，分別開啟監管措施，並且不時提出「共同富裕」。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發言時，也定調大陸經濟發展將走向「促進共同富裕」。

大陸一系列動作看在台灣媒體眼裡卻變了調，比如三立新聞以〈中國有錢人慘了！習近平宣布「合理調節過高收入」走回共產〉為題進行相關報導，或自由時報〈「劫富濟貧」拉近貧富差距？習近平「共同富裕」曝危機〉、〈習近平提「共同富裕」、「3次分配」逼捐款 民企剉咧等？！〉等等。暴露部分媒體無視兩岸體制差異，更無視共同富裕本就是社會主義的原本要求，也是人民群眾的期盼。

近日大陸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明確要求，指明大陸未來發展的方向：「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兩個「是」、兩個「不是」、一個「要」，每個字都富饒意涵。我們該如何理解大陸當前提出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犇報編輯部特選取大陸《國家治理》週刊最新文章分享給讀者。

０１
如何理解中國大陸新時代共同富裕的內涵？

馬克思在《1857— 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未來社會的「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恩格斯指出，只有實現「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方可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大家都應該做工，共同勞動的成果歸全體勞動者享有。

對此，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則指出，「讓廣大人民群眾共用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

鄧小平曾指出：「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提高生產力發展水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

「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論的要求。實施先富帶後富，「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內在規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強調經濟發展的基礎地位。

從社會政策視角看，共同富裕立足於共同權利、生成於共同發展、實現於共同享用。也就是說共同富裕意味著全體人民的共同權利覆蓋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共同勞動、共同佔有、共同享用、共同處置機制覆蓋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和生態文明制度。

如鄧小平強調的，「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只有公有制才能保障全體人民的共同權利及其實現機制。

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表述到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再到當前中國新時代，「共同富裕」主要體現為「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共同勞動的成果」「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等。新時代的「共同富裕」內涵超出了單純的物質豐富範疇，而是全國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的總體成果，是包括政治權利以及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福利的全結構福祉。如綠色生態發展為民眾提供了公共環境產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就創造出了巨量物質財富，但為什麼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原因在於私有制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沒有共同權利，所以，資本主義發展成果不可能為全體公民共用，而成為了一種「異化」人類的物，它「在承認人的假像下，無寧說不過是徹底實現對人的否定而已」。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於共同富裕的系列論述建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之上，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中國文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基調，註定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以培養「財主」品性而自居，而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內在邏輯的進取。所以，新時代的共同富裕不能簡單理解為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中和轉移，而應該是以「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的全結構福祉。

０２
共同富裕具有不同階段性特徵

1953年，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首倡「共同富裕」，其是指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通過引導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合作化道路而達到城市工人生活水準的過程和結果。所以，共同富裕是個相對概念，「會經歷一個由初級共同富裕到中級共同富裕再到高級共同富裕的歷史」，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步推進的過程中表現出不盡相同的內涵，體現出歷史階段性特徵。

共同富裕基於的共同權利是一種個人權利集合而成的總體性權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權利對個人的保障機制是以機會平等為特徵的過程公正和以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為條件的結果公正。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即使進入文明程度極大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於每個公民的需求存在差異，福祉在客觀上也不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共同富裕無論在哪個發展階段都不是簡單的「均貧富」。基於個人機會平等的過程公正和基於有條件或者有選擇差異的結果公正，是最大程度保障公民發展和共用權利的中國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機制。

那麼，如果我們認為共同富裕始終都是有差別的富裕，這個差別的容忍度有多大呢？在中西方的哲學體系中，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公民都認同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但同時都意識到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伸張會對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產生影響，因此會遇到來自他人的社會容許和制約，即對權利和自由的容忍度。所以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絕對的個人權利和自由，而只存在胡適所指出的「容忍的自由」和容忍的權利。

同理，共同富裕設置中也存在一種可以容忍的差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以從中得出，如果差別從過程上是由剝削機制產生，或者從結果上造成兩級分化，那麼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所能容忍的。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們首先消滅了剝削和絕對貧困。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也表現出了對絕對貧困的不容忍，通過以福利國家制度或者社會保障體系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政策體系為貧困者提供了基本物質保障和社會支持。但是，西方社會福利制度安排只能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不能解決私有制剝削根源所導致的財富集中和兩級分化問題。

０３
共同富裕有哪些觀察指標？

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大陸政府在第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對推進共同富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遠景目標。

富裕是人類在比較體系中界定的一種生活狀態，所以不但具有不同發展階段的歷時性，更具有當下比較水準的現時性。新時代的富裕在內涵上是全結構福祉，但在操作化測量時，學術界和政策部門一般用家庭恩格爾係數、人均國民收入來觀察富裕的程度，用收入基尼係數和財富基尼係數指標來觀察富裕差距即平等水準。其中暗含的假設是，人均國民收入水準越高，其全結構福祉也越高；年度收入分配和長年積累財富的基尼係數越大，全結構福祉的差別不平等也越大。

恩格爾係數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一般用來測量從貧困到小康生活水準的變化，2019年，中國居民恩格爾係數降為28.2%，達到聯合國20%—30%的富足標準。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041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與富裕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如同年日本和美國人均GDP（略高於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達到40247美元和65281美元。所以，從恩格爾係數和人均國民總收入來看，中國目前處於從衣食住行富足的全面小康社會向富裕社會邁進的階段。

基尼係數用來測量年度國民收入或長年累積財富的不平等狀況。2019年，中國收入基尼係數為0.465，雖然低於美國2018年的0.485，但持續多年高於0.4的收入差距警戒標準，說明當前中國每年社會生產的分配結果仍然在製造著收入不平等。2019年，中國長年累積的財富基尼係數為0.702，雖然遠低於美國的0.852，但明顯高於日本的0.626，反映了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而且積累的家庭財富已經不可小覷。

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中國初步形成紡錘體社會結構，也建構了步入初等共同富裕的保護性社會機制，為持續邁進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政策保障，然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依然任重道遠，需要全中國全社會付出持續努力，久久為功。

◎原文刊載於《國家治理》週刊，經人民論壇網略為刪減。為方便台灣讀者閱讀，犇報編輯部在不影響原意下也進行些微刪減。
◎文章出處：《國家治理》週刊8月乙
◎原文標題：新時代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和觀察指標
◎作者：葛道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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