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偽溫情」與「真遺忘」｜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中）

台灣左翼的逃避與「四化」運動
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下）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圖源：翻攝自《綠島老同學檔案》一書

據說，台灣省現任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是「野百合學運世代」，那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葉，台灣省內第三期左翼運動處於由高潮期開始衰落的過程之中，左翼思潮還曾有一定的影響力，一些相對激進的左翼青年社團，確實曾經熱烈地閱讀過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因此，像梁文傑這樣不學無術、言行不一、喜歡自吹自擂的台式政客，還曾大言不慚地宣稱「研究大陸是本業，從政是副業」、「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念過三遍，沒遇過第二個！」

時移世易，在台灣省內反共去中的主流意識形態霸權不斷發展下，當年不少左翼「野百合學運世代」，早已成為如今台灣政客的中堅一代，奔波於名利之途，踐行著反共去中的「黨國大計」。我們固然無法確定梁文傑是不是真的讀過三遍《資本論》，但是，看到關於梁文傑的報導，我不免想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葉的「野百合世代」，想起台灣左翼運動衰落之後，左翼內部的種種衰退、扭曲乃至質變。

因此，我的下篇，與上篇和中篇不同。上篇和中篇，主要是立足於台灣一般知識界的左翼歷史敘述，來探討其中存在的問題。而下篇，我是想從台灣左翼（或者泛左翼）的內部，挑選具有代表性症候的作品，分析台省左翼內部視野下的左翼史敘述。老實說，除統左派外，台省左翼內部的思想和歷史視野，與台灣主流歷史視野已經沒有太大的、或者本質性的不同。因此，我的目的，還不是分析台省左翼如何看待左翼革命史、白色恐怖史，因為其基本症狀和此前的上篇、中篇差不了太多。我的最終目的，是簡要分析台灣左翼的發展趨勢及其問題所在。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風嘯寶島知勁草」圖文展展區。圖片來源：上海台灣同胞聯誼會

一

我選擇的是《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下文簡稱《激進1949》），該書由陳柏謙編著，出版於2022年6月。全書站在工人運動的視角，書寫我國台灣郵電工人在來自上海的陸象賢、計梅真、錢靜芝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帶領下，努力學習、不懈鬥爭，通過大團結大聯合，積極投身台灣地區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進步工人運動，為追求社會公義、人民解放和祖國統一而奮鬥犧牲的故事。當然，我這樣按照大陸的視角寫下來，才發現「完全不對」。因為在《激進1949》一書中，是切除了這個「大陸」或者說「中國」視角的，早已淡化乃至抹除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內涵，也不可能存在任何與「祖國統一」相關的痕跡。這是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籠罩下的常態。

這一分歧暫且按下不表。我們首先還是指出，這本書有幾個優點：

一是基本沒有反共情緒，能夠面對歷史事實，對中共台灣地下英烈、志士，持認同和讚美的態度。當然，這也是因為早已做了技術處理，牢牢將視野限定在「台灣工人運動」的論述範圍之內，「中國」、「中共」、「統一」等等痕跡基本被「吃乾抹淨」，全書小心翼翼地維持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的安全區域之中，沒有越雷池一步。

二是在這個意識形態的「安全區域」內，編撰者花了一定的時間，搜集了一些歷史資料，相對客觀地，對白色恐怖郵電案的歷史脈絡做了歸納和回溯。這個地方值得表揚的是「相對客觀」——以我對郵電案的了解，編撰者在切割了「中國」極其相關的革命史脈絡之後，並沒有像很多台灣「研究者」那樣，進一步利用和扭曲史料，而是在「安全範圍」之內做了歷史的還原工作。尤其值得表揚的是，還呈現了郵電案受難者的口述資料，彙集了當年郵電工人自辦的刊物《野草》的部分代表性文章，讓一般的讀者能看到當年第一手歷史資料。

三是以一種「安全」的方式，直面並批評了台灣主流歷史敘述的缺陷和顛倒之處。此前台灣的主流歷史敘述，根本就沒有中共台灣地下鬥爭史的位置，50年代白色恐怖史也被刻意忽視與刪除，或者納入台獨「創作」的228事件的「省籍衝突」之中，完全被「綠」化。此書直面這一歷史顛倒的現狀，勇於指出：

「事實上，當年參與地下黨成員所追求的，除了渴望翻轉階級壓迫之外，還包括了對全面政治與經濟民主的追求。然而，這種對更深刻而全面民主的『追求』，在今天的白色恐怖敘事或者更廣泛對於台灣百年來民主發展的描述，卻同樣遭到了遺漏。」

編撰者舉出了2013出版的，由陳翠蓮、吳乃德與胡慧玲所共同撰寫的《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三卷本，指出了這樣的「史書」的「遺漏」。雖然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是在刻意的忽視和排斥，用「遺漏」這樣的詞彙，未免過於「溫存」和「小心」，但，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此外，書中也批評了台灣主流盲目反共的心態，以及由此造成的對歷史的扭曲和遮蔽：

「在這樣的反共氛圍底下，坦白說，一切『反共』的用語與思維的延續，在當前看似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陣營之間，其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從這方面來看，整個台灣社會至今仍未曾真正轉型的集體反共意識形態，恐怕會是影響白色恐怖受難者如何敘事的主要因素之一。」

這些話語，在我這樣的讀者看來，雖然過於溫存，並不徹底，但放置到反共去中的意識形態鐵幕密不透風的台灣，已經是很罕見的「良心話」了。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覺得這本書相對於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敘述，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不過，我還是要直率地指出，作者的「進步」，是小心翼翼地維持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的安全範圍之內的。在當下的台灣意識形態格局中，「平等」、「自由」、「工人運動」、「勞工權益」、「民主」、「鬥爭」等等，與「女性權利」、「環境保護」、「弱勢族群」「民間真相與和解」乃至「反帝反殖」、「第三世界」等等，都是被牢牢圈定在「島嶼意識」之內，與大陸、與中國、與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兩岸統一之間徹底切斷了歷史脈絡，主動逃避與之相關的歷史事實和歷史思考，扭曲了歷史。其思考、回溯和研究，都無法超出「台灣」這個「緊箍咒」。因此，無論多麼激烈的「反抗」和「鬥爭」，都是既有意識形態格局之內的小打小鬧，越是鬧得歡騰，就越是證明這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融合與鞏固。

由此，我們會發現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小秘密：在意識形態霸權的安全區域內，越是「反抗」得激烈，就越是將這套「台灣」視野的思想發揮得更加徹底，也就與「中國」、「中共」切割得更徹底，「台灣」意識或「島嶼」意識也就越發的深遠與鞏固。因此，就如我剛剛指出的，編撰者以一種「安全」的方式小心翼翼的「反抗」著，一方面「客觀」發掘了史料，另一方面，對史料背後更為廣闊的歷史的有意逃避與切割，卻更加深入和驚人。

二

簡而言之，《激進1949》對台灣郵電工人案的歷史的逃避與切割，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歷史脈絡的切割。這種切割又體現在兩個層次：

首先將台灣左翼工人運動與中共台灣地下革命的整體歷史切割開來。事實上，40年代末葉的台灣左翼工人運動，只是中共在台地下革命的一個分支，台灣左翼工人運動內部的人員、策略、思想的變動，包括對這一運動的方向、方法、性質和歷史定位，只有放置到中共在台地下革命的整體脈絡中來，並回到台灣光復後的整體歷史格局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這是顯而易見的。編撰者和作序者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們主動逃避了，因為唯有逃避和切割，才能保證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內的「安全」。

其次，編撰者將台灣左翼工人運動與中國大陸、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切割開來。在回溯郵電案時，編撰者雖然指出了郵電案中的關鍵性人物，諸如陸象賢、計梅真、錢靜芝等來自大陸，但也僅僅是來自大陸罷了；編撰者從不會直面大陸與台灣兩岸一體的歷史環境下，大陸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台灣左翼運動的關聯。顯然，編撰者基本卵翼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格局下，有選擇性地摘取他所認為的值得發掘的台灣工人鬥爭史跡，但卻對這個鬥爭背後的更為深廣的歷史來源、歷史血脈毫無興趣，堅守了台灣主流的「政治正確」。

所以，我們會發現，編撰者早已沒有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視野，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歷史比較無知。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作者在論述歷史時，從來不會引用統派的見解，倒是台獨的吳叡人的《三個祖國》、《國家建構、內部殖民與冷戰》等一類文章，基本都會有所涉及。此外，論及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引述的也不過是林孝庭《意外的國度》、陳翠蓮《重構二二八》等一類著作。其整體的歷史視野和歷史認知，基本籠罩在台灣主流歷史框架之內，充滿了顛倒和虛假。再者，當時的台灣工人運動，是中共在台地下鬥爭的一個分支，也是中國這樣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反帝反殖鬥爭的一個部分。但從編撰者的敘述來看，他們毫無反帝反殖的思想，只剩下一個孤伶伶的「工人運動」，在這種歷史視野下，「工人運動」已經被去政治化、去革命化、去歷史化了，僅僅成為一種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政治協調技術。

《激進1949》的編撰者提出，對左翼史研究要突破時序化的特點，倡導所謂「案件化」研究，孤立地研究單個的白色恐怖案件，這種取徑，為他們的歷史切割提供了便利。一是「案件化」沒有抓住重點。其實觀照這段歷史，重點在於能夠全面、客觀地直面歷史，進入歷史，真正做到學術化、歷史化，而非將之政治手段化、事實扭曲化。無論是時序研究還是案件研究，要想有真正的突破，就必須遵循這一道理。二是這種「案件化」，很可能將大歷史切割成一個個小碎片，於是脫離了歷史主脈，變得碎片化，無法從整體上把握和關照這段歷史，以至於把這段歷史窄化、本島化、綠化。

二是思想理論的切割。1940年代末葉的工人運動，是台灣上個世紀工人運動、革命運動的高潮段落，其最根本、最核心的思想理論，來源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陸象賢、計梅真、錢靜芝等都是中共基層革命幹部，經受過中共的長期熏陶和歷練，他們的革命思想、文化修養、行動指南，來源於深厚的新民主義革命的積澱。如果要深刻解析台灣工人運動，就必須有思想、理論、文化上的溯源與了解。但是，編撰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待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區域內，有意地回避和漠視這一點，因此，談到計梅真等三人以及台灣工人運動，就直接跳過中國，鏈接什麼「世界左翼」，或者內涵空泛的「（世界）左翼文藝」之類的，這就完全架空了工人運動的真實文化內涵。

劉建修先生。圖源：何貝爾攝影

因此，書中的分析，出現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錯誤。例如，作者引述了政治受難人李熒台老先生的一段回憶，這段回憶提及計梅真闡述「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一段話：「最近有位哲學家對這句古語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也就是：『我們要從古今中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件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對這樣一段話，編者點評到：

「若我們稍微熟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就會發現上述計梅真後半段在課堂上的講話，完全就是依著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所發揮、詮釋。馬克思在其一系列的經典著作諸如《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作品中，都不斷闡述其唯物辯證法的意理。而計梅真竟然能夠在國語補習班的課堂上，從寫作的討論出發，深入淺出、適切而不違和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自然而然地介紹給同學。」

這段點評說得煞有介事，仿佛像個左翼思想理論的專家，但實際上卻非常無知。因為，計梅真所談論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以及她引用的那一段話，原原本本就來自於毛澤東的文章，經過了毛的理論提煉，而且非常有名。編撰者但凡對中共革命歷史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有一點粗淺的了解，也不至於犯下這樣的錯誤。當然，在編撰者的視野中，台灣工人運動是要徑直跳接世界左翼運動的，至於什麼中共革命理論和思想，全不在他的眼光之內。因此，他只能空口高調地渲染一番「馬克思」之類的名詞，又如何能夠以略微體貼的心態，來理解陸象賢、計梅真、錢靜芝，來理解深受老師們熏陶的劉建修、許金玉等人呢？

三是組織體系的切割。按理說，陸象賢、計梅真、錢靜芝等人都是中共地下組織成員，而《激進》一書中所論述的工人運動骨幹，後來也在上述諸位老師的影響下，陸續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因此，無論如何，如果要深入理解台灣左翼工人運動，就要對中共當時的組織思想、方式、作風、立場做一個基本的了解和把握，才能深刻理解為何台灣工人運動在當時早已超越省級隔閡，獲得了深厚的階級認同、革命情誼，以及強烈的政治動員力量。但顯然編撰者不可能有這樣的視野，因此，在做相關論述時，就顯得捉襟見肘。

例如，編者將弗萊雷的《受壓迫者教育學》與中共台灣地下工人運動的學習動員相關聯，特別提及「不能只把受壓迫者視為單方面接受宣傳與領導的客體，必須透過對話、討論、反思甚至辯論，讓受壓迫者以主體的方式生長出力量」，「我們從積極投入『同學會組織工作』、《野草》編輯到『歸班運動』的這群計梅真與錢靜芝的『學生』當年的轉變來看，幾乎可以說就是弗萊雷書中所提到的境界。」這種分析，其思路是好的，但因為不太懂中共的組織路線和歷史理論，所以顯得很粗略，很不透徹。事實上，如果結合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深廣的民眾革命經驗，來思考弗萊雷的「被壓迫者教育學」，就會發現，中共多年在基層民眾中的運動、革命、教育和建設，積累了極為豐厚的工農運動的經驗，從精神立場、組織方式、文化熏陶、生產鬥爭、革命實踐等各個層面，都形成了獨特的「革命哲學」，編者如果理解一點中共的「群眾路線」的理論和歷史，就能對弗萊雷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以及台灣工人運動理解深入得多。

四是人格精神的切割。郵電案的政治受難人、了不起的台灣左翼鬥士劉建修同志就曾反復感嘆過：計梅真、錢靜芝等人不過是中共的基層革命幹部，就已經有了如此良好的理論修養、人格風範，而中共的革命幹部千千萬萬，這是一個何等讓人驚嘆的、了不起的革命組織！說實話，劉建修等人後來歷經挫折、磨難，還要投身左翼革命和兩岸統一的偉大事業，在台灣如此讓人重壓和氣悶的情境之下，一生始終不改其志，這除了深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啟發外，另外一個關鍵，就是被計梅真、錢靜芝這樣典型的中共基層幹部所深深感動，一輩子銘刻在心。

如果逃避中共的革命視野，對中共的革命理論、黨員修養、幹部立場等沒有基本的了解和思考，恐怕很難真正理解計梅真、錢靜芝這樣的人，更無法真正理解劉建修、許金玉等人。我無法想像，站在孤伶伶的所謂「台灣工人運動」的「島嶼」視野之中，如何能真正理解這些先行者一生的所思所行，又如何能真正的弘揚和闡發這些前賢的精神呢？

以上四個層面的切割，使得編撰者完全站在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區域之內。該書的「對話」對象，也就變成了台灣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例如，該書的推薦序言中，就提到：「這本書具有運動者的生命史、工會的組織史、左翼的思想史、階級的發展史、白色恐怖案件史等多層次面向」，「這一本書的出版，開拓理解郵電案新的裡程碑，也拓展白色恐怖受難史、運動者的生命史、工會的運動史、左翼的思想史等縱橫多樣的樣貌」。這段話提到了這麼多的「史」，但全是台灣島內的「史」，絲毫沒有越出台灣島一寸之遠，這種所謂「史」的研究越深入，其對歷史的多個層面的切割也就越徹底。而另一篇序言中，該書也「圖窮匕見」，透露出他們最終的對話對象：

「這本書的關鍵作用即在於此，以郵電案為中心的研究取徑，既重建白色恐怖鎮壓工運的史實，也是連結二戰前後不曾缺席的左翼戰鬥史，豐富台灣轉型正義的視域，積極與當代社會對話。」

這段話如果單獨看，毫無問題。但聯繫台灣社會的語境，就會發現問題很大。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早已指出，如果台灣主流反共去中的意識形態格局不變，如果不對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構成挑戰和衝突，如果連最基本的直面歷史的勇氣都沒有，連提及中共地下革命真實歷史的膽量和心智都沒有，甚至連追問一下「地下黨」的全名、以及溯源計錢兩位老師的身份的勇氣都沒有，那麼，所謂的抗爭和對話，往往也就變成對現有體制的維護和鞏固，是在既有安全範圍之內的「撒嬌」而已——確實，他們是在「豐富台灣轉型正義的視域」，不過，卻已經切割了台灣真實而又深遠的歷史。說實話，看多了這樣的書，向來不免苛刻的我（需要自我批評），有時候很看不起某些人口中的什麼「抗爭」、「反抗」、「歷史」、「正義」、「轉型正義」等等詞彙。

以上對於《激進1949》的批評，其實在台灣網絡上，張立本、許孟祥、胡清雅等諸人也曾提及過。只不過，他們都比較婉約含蓄，點到為止，十分「清雅」，不像我輩粗疏無文，徑直指出且呶呶不休罷了。

三

我已經說過，從台灣整體的意識形態格局來看，《激進1949》已經算是「進步」的一本書。但這本書也凝結著台灣左翼（統左派除外）的某種集體症候。簡單的說，台灣左翼（泛左翼）知識界早已出現了「四化」趨勢，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台灣省內左翼的「四化運動」：

第一，是窄化。也就是將歷史、思想、情感都牢牢地局限在台灣一島之內，無論是歷史溯源，還是思想分析，亦或是情感取向，都只能保留在「島嶼」之內，然後進一步侷限在島內左翼運動的某個分支上，譬如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之類的，牢牢與島內主流意識形態同步發展。當然，也有些非統左派的左翼，祭起了「反帝反殖」、「第三世界」、「東亞」等等大旗，發展出一篇篇理論繁複的論文，乍一看視野廣闊、威武無比，細一看就會發現還是老思路，直接從「台灣」跳入「世界」之中，避開或者直接沒有大陸、中國的歷史和視野，內涵空洞，不接地氣。說白了，這還是一種逃避和「窄化」。

第二，是矮化。歷史既然已經被切割的如此徹底，那麼，人們對於歷史的研究、思考和想像，就像被一個無形的玻璃罩子牢牢罩住了一般，無論什麼主題和思路，永遠無法跳出主流意識形態的「罩子」之外，所以，正如我剛剛指出的，這些林林總總的左翼思潮，事實上既無法真正直視和理解台灣百年來左翼革命史的複雜和偉大，也無法真正挑戰和阻攔台灣主流反共去中的意識形態趨勢，反而是利用自己祭起的各種左翼大旗，形左實右地呼應乃至推動了台獨（獨台）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過往的歷史精神、先賢的人格品質，都被矮化了。

第三，是虛無化。由於切割和扭曲了歷史，因此，台灣很多歷史都無法深入理解，更無法自圓其說。例如，我們提及的《激進1949》，事實上就無法真正深入台灣左翼的歷史，在這種視野下，台灣左翼工人運動被限縮至「島嶼意識」之內，消失了歷史根源。事實上，我們回溯歷史，會發現，台灣左翼運動大致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期是20年代的台灣共產黨和農民組合等左翼運動，深受當時的中共、日共的影響，但從精神根源和民族立場、實際影響來說，以中共為關鍵。第二期是1940年代後半葉和50年代初葉的中共地下革命鬥爭，青年一代台胞加入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蔚為風潮，不少老台共成員也投身其中。第三期是70年代以來經由《夏潮》《人間》等發展，80年代後半葉陸續成立「夏潮聯誼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黨」「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等，從組織上看，與中共沒有直接聯繫，但其中的思想理論，以及很多參與其中的「老同學」和骨幹，都深受中共左翼革命理論、歷史和組織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一百多年來說台灣左翼革命歷史，與大陸的左翼革命血肉相連，無法分割。大陸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台灣左翼的「根」，把這個「根」徹底切除了，台灣左翼的歷史其實也就被掏空了，在凌亂的時代之風中，在空洞的歷史荒野上，再也找不到了自身真正的來源和去向，也無法理解自身，更無法確立自身的價值。看似要「反抗」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實際上卻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同頻共振、同步發展。也就是說，整個左翼已經被虛無化。

第四，是「台蛙化」。「台蛙」這個詞彙，是大陸近年流行的網路語，用於調侃島內某些視野狹隘、自我滿足、反共反中的「井底之蛙」。這個詞彙有點傷人，並不好。但是，卻也精準概括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某些台人的視野格局。由於我提到的上述四重切割，以及窄化、矮化和虛無化，因此，最終的結局，是台灣左翼的「台蛙化」。

當下，世界格局、海峽兩岸的格局已經有了急劇的變化，兩岸的和平與否，也日益迫在眉睫。到底是直面世界大變局、直面兩岸一體的歷史，去思考兩岸未來的和平之路，在掙扎之中不斷探索，在批判之中不斷前行，為處理兩岸的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和靈感；還是繼續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同頻共振，在反共去中（或不反共卻去中，實質還是反共）的主流意識形態中隨波逐流，是擺在台灣主流知識界，也是擺在台灣左翼面前的一道大問題。這個問題，不是自我逃避和切割之後的「工人運動」、「第三世界」之類的理論大旗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左翼最終的結果，似乎也只能是像「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梁文傑一樣，叫囂著如果解放軍進攻台灣，他就去拼命，並且會戰鬥到最後一刻。

畢竟，梁文傑一再自負地強調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念過三遍，沒遇過第二個！」

（全文完）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您可能有興趣】
‧ 張智琦｜《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風嘯寶島知勁草」 台灣白色恐怖郵電案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出
‧ 為一輩子追求社會主義感到光榮 白色恐怖「郵電案」受難者劉建修逝世
‧ 無罪的死刑犯：紀念台灣郵電工人歸班遊行七十週年
‧ 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