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在國共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架構下，國民政府於1949年5月20日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開啟長達40多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韓戰爆發後，因中共發動抗美援朝，讓剛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有了喘息空間，並在五○年代肅清了一批有著社會主義信仰、追求民族統一和階級解放的理想青年，鞏固在台灣的統治。早於國民政府威權統治時期，就已汙名化這些白色恐怖政治犯，然而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延續國民政府的抹黑造謠，更是對白色恐怖政治犯的歷史進行扭曲、篡改、利用。近年來，台灣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出現《返校》、《流麻溝十五號》一類以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為主題，卻幾乎避而不談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統一立場的荒謬現象。本文為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選取近幾年具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論文、文章或出版物，來探討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學者或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分析、重構台灣地下黨的鬥爭歷史，並分析這一重新切割、扭曲和改編歷史記憶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精神症狀。全文分為上中下篇，本文為中篇。

◎上篇：切割、改造與精神分裂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上）

「偽溫情」與「真遺忘」
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中）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2012年12月，呂正惠老師為龍紹瑞先生那本非常精彩的《綠島老同學檔案》作序，寫下《難忘的老同學》一文。與龍先生一樣，呂老師在文中回憶了很多心懷社會主義信仰、追求祖國統一的「老同學」的感人故事。裡面特別提到了台灣省上世紀20年代農民組合的成員之一、左翼革命鬥士伍金地老先生（1913-2002）。

伍老先生生於屏東的小地主家庭，曾是農民組合地方基層幹部，1947年228後參與中共台灣地下黨領導的農民運動，1953年被處有期徒刑6年，實際在監獄裡關押了十年。呂老師在文中提到了90年代接觸伍金地時所看到的一個細節：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到機場迎接唐樹備，被民進黨的群眾包圍，出來時他們向我們丟雞蛋，年紀最大的老先生伍金地因為走得比較慢，有三個雞蛋丟到他身上，一身衣服有黃有白，旁邊幾位老先生用衛生紙幫他擦拭。這情景真是讓人既生氣又悲哀，可悲的不是老先生，而是那些既不講理又不懂事的群眾。當他們以為是在侮辱這些可敬的老先生時，他們其實是在侮辱自己。他們完全不瞭解這些老先生的歷史，不瞭解他們為了台灣的前途無私的奉獻一生，還認為他們「出賣台灣」，我不知道對這些無知之徒還能說些什麼。

這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這個細節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為它以如此觸目驚心的方式，呈現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之下，整個社會歷史記憶的扭曲與顛倒，以及在這種顛倒的境況中，「老同學」們所遭受的有意與無意的排斥、污蔑與打壓。延及今日，在台灣主流的意識形態結構和一般的社會輿論中，「老同學」們及其背後久遠的中共台灣地下革命史，依舊漫漶與模糊。

近些年島內出版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歷史讀物，基本都是站在台獨或獨台的立場，來進一步扭曲並解構那段歷史，將之切割、轉化、碾碎，重新組裝，改頭換面，收編進台灣主流的「愛」、「抗爭」和「民主」等等意識形態牢籠之中，為台灣主流的歷史敘事和反共去中的意識形態，提供新的支撐。這些書，與當年扔向伍金地先生的污蔑性質的「雞蛋」，本質上並無不同。只不過當年的「雞蛋」是肉眼可見的污蔑，而今日在「轉型正義」之後的「雞蛋」，則無影無形，常常打扮成「讚美」前輩的樣子，比當年更加模糊、隱蔽和深入罷了。

（影片取自Youtube，如遭刪除請見諒。）

比如，我們這次要討論的，由林易澄、林傳凱、胡淑雯、楊美紅、羅毓嘉編撰的《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一書。

一

在談論這本書的問題之前，為了顯示我自己的「客觀公正」，營造「溫良恭儉讓」的「良好氛圍」，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增加一點佐證，我還是必須指出，這本書有幾個值得肯定的「優點」：

第一，該書處理的物件，是台灣檔案局在清查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檔案時，所清理出來的被判處死刑的左翼政治犯的遺書。據台灣省檔案局的報告，這些遺書涉及到208位政治死刑犯，總頁數高達906頁。這些遺書當年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扣留，因而家屬們都不知道這些遺書的存在。編撰者引用、論析這些遺書，而且附錄了數十封遺書的詳細照片，給社會大眾提供了原始資料，可以引發大眾的關注與留心。這是很好的。

第二，該書寫作的角度不錯。全書並不完全是站在左翼死難志士的角度來寫文章，而是站在死難者與家屬之間關係的角度，來回溯、思考死難者及其家人所遭受的歷史。這一視角，能夠將當下與過去、家人與死難者、生活與革命、個體與社會、記憶與遺忘等各個層面結合起來，如果寫的客觀、深入的話，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台灣此前一直被遺忘和斷裂的歷史，引導讀者在被遮蔽的荒蕪的地平線上，窺探台灣歷史背後隱藏的「深淵」與「黑洞」。著名作家陳映真在上世紀80年代就曾寫出過《山路》《鈴鐺花》《趙南棟》等經典小說，以深邃的眼光，探索左翼死難志士與他們的後人之間的關係，借此拷問台灣歷史斷裂和顛倒之後的精神圖景。可惜陳映真之後，這種寫作方式，除了藍博洲略有觸及外，幾乎成了絕唱。

第三，該書沒有「明顯」的反共情緒，摒棄了原來台灣社會那種因為無知以及常年受反共文化薰陶，所產生的對中共台灣地下英烈的或明或暗的憎惡、污蔑之情。讓人勉強還讀得下去。至少，在顯而易見的文字層面，該書對死難志士表示「理解」和「同情」，尤其對這些死難者的家屬表示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由此營造出一種台式的「溫情脈脈」的氛圍。當然，因為這種「同情」和「理解」被移置到家屬們的身上後，導致寫作者更願意立足當下的家屬的視角、立場，來看待死難志士。偏偏在台灣八十年來無比深入的反共文化薰陶，以及延續至今的反共政治高壓，使得除了少數家屬外，大多數家屬其實早已無法真正理解死難志士的歷史、理想和精神，更談不上認同。

因此，我們會發現，這本書裡面彌漫的奇怪的「溫情」，最終大多站在了「家屬」的視角，將真正的溫情給了當下的家屬。這些家屬，都是編撰者們能夠選擇、理解乃至接受的範圍之內的「家屬」，而這些有意無意挑選出來的「家屬」，偏偏又對志士們缺乏基本的理解（至少從書中的記錄來看），於是，試圖縫合的歷史與人心，在書中進一步斷裂了，斷的非常徹底，可以說是「四分五裂」、「粉身碎骨」。編撰者們台式的脈脈「溫情」，也被小心翼翼地呵護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區域內，從台灣內部看起來，顯得既「溫暖」又「貼心」，既「民主」又「自由」，嚴絲合縫地做到了「政治正確」，甚至順帶為台獨高高地唱了一首讚歌（下文分析）。讓我這樣的大陸讀者讀起來，啼笑皆非，莫名地覺得既煽情又搞笑，既可悲又可憐。總之，閱讀起來，還是比較「溫情」和「搞笑」的一本書，行文基本流暢，並不枯燥。我覺得這也還算是優點。

二

「裝模作樣」地分析了該書的幾個優點之後，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了：

第一，該書以假的「多元化」來消解「主旋律」，模糊了歷史真相。一般來說，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喜歡使用諸如「多元化」等詞彙，來排斥和弱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歷史，掩蓋他們對於歷史的扭曲和篡改，《無法送達的遺書》（以下簡稱《遺書》）也是如此。該書在被截留遺書的208名死刑政治犯中，選取了10名來進行敘述。其中，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選了郭慶、黃溫恭、劉耀廷、曾錦堂、王文培5人，另外5人則全是70年代泰源監獄台獨暴動案的死者，即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也就是說，第一，被發現的留有遺書的208名死刑政治犯中，70年代的台獨分子總共只有5人，全部被強行收入書中，占到全書一半名額。而203名50年代的左翼政治犯，則僅有5名入選，輕重嚴重失衡。第二，細讀全書會發現，這5名台獨政治犯，有幾位明顯沒有什麼可以論述的，但編者和敘述者十分勉強地寫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溫情脈脈」的細節，再加上台獨分子在追溯前輩時常見的那種缺乏邏輯、刻意拔高的套話，組合成一篇。如此這般操作下來，給人的印象是在政治死刑犯領域，70年代台獨分子和50年代左翼政治犯各占半壁江山，輕重相當。這種刻意的安排，會造成什麼樣的閱讀感受和歷史印象，我們不用多說。

2019年在馬場町舉辦的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中，老政治受難人、家屬與來賓為犧牲烈士獻花。圖源：兩岸犇報

此處宕開一筆，談一談泰源監獄的「台獨暴動案」。台獨分子為了拔高牌位，常常將之吹噓為「泰源革命」。然而，客觀地說，無論是我們閱讀台獨分子的相關回憶，還是翻閱近年來台灣省監察院推出的《「泰源監獄事件」調查報告》等資料，都會發現，這被判處死刑的5人，除了喊出一些台獨口號之外，既沒有什麼系統的革命理論指導，也沒有什麼成體系的政治思想，更談不上有什麼切實的革命目標與嚴密的組織舉措，幾乎就是在台灣當時的「反共抗俄」、反對國民黨的義憤之下，由幾個希望殺死獄卒、喊出台灣獨立口號、引發國際關注的政治犯做出來的，他們之間的思想與聯絡，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革命性覺悟，不少還是基於義氣和意氣。此外，通過偷襲殺死與他們關係不錯的獄卒或獄中管理者來「反抗」，實在也說不上什麼「偉大」和「正義」。

再者，據當時同在泰源監獄的左翼政治犯回憶，這些台獨分子為了示好美國，原計劃是在奪取監獄武器之後，殺戮50年代以來的左翼政治犯，以獲得美國為首的「國際同情」，向美國繳納「投名狀」，希望美國支持台獨。此等陰毒的行徑，未免太下三濫了。最後，以一般的革命眼光來看，這幾人實在也只是頭腦很熱的情況下的一種「盲動主義」，因為除了暴動殺人，事實上是無法達成他們想像的政治目標的。從理論、思想、組織、行動策略、涉及範圍來看，將這個幾個人的盲動舉措，稱之為一場「革命」，實在太寒磣。實事求是地說，還是稱之為「泰源小暴動」比較實在——如果這都算一場革命，全世界的革命未免太多、也太下三濫了。

圖為1960年代泰源監獄樣貌。圖源：國家人權博物館

不過，台獨分子當然永遠「看不見」這些問題。《遺書》內在於台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對「泰源小暴動」瘋狂讚許，但是書中的讚許常常讓人忍俊不禁。例如，書中對鄭金河的 「革命全才」的讚譽：

《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的作者高金郎稱讚鄭金河「是革命的全才型人物」，又說，「他雖然是殺豬的，但是他的政治理念很強，很好」，又說，「別人向山地同胞買豬時，要派八至十人去抬一隻豬下山，但鄭金河不用，他只需一個人騎腳踏車出去不到一小時，從殺豬、整理、載回來，一個人就搞定，真是厲害。」

「他驕傲的把時代扛在身上」，「他深信起義推翻強權，向世界宣告台灣獨立，是他的使命。

所謂的鄭金河的革命風采，作者找來找去，不過是寫出了這麼兩段。看到此處，我才知道原來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所謂「革命全才」，老實說，讓我「大開眼界」、「驚歎不已」。

第二，該書以「小敘事」反對「大敘事」，以「小歷史」瓦解「大歷史」，切割整體，切割歷史，這也是台灣主流歷史書寫的慣常思路與格局。

這首先表現在切割與大陸的關係。50年代的中共地下黨革命鬥爭及其遭受的白色恐怖史，無論如何，都與對岸的革命思想、革命政權是血肉相連的關係；即使是70年代的台獨暴動，其實也還是兩岸關係及其意識形態長久對立所衍伸出來的問題之一，如果沒有兩岸一體的視野，這些問題根本就沒法得到認知與清理。但這種視野顯然在政治上「太不正確」，已經不可能出現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視野中，所以，書中遍地都是這樣的抒情：

他將五封遺書折疊再折疊，如他短暫的三十三年人生。……而今，他回到台灣，因目見國民政府的腐敗而決心為台灣做點什麼的此時此刻，台灣，故鄉，竟成為他命喪槍下之處。五封信，近六千五百字，累累牘牘都是生命的呼告，他把自己折起了，把自己和島嶼共生的命運折疊，再折疊。天際乍現了魚肚白。這會是最後的時刻了嗎？……

這是羅毓嘉《老子就是台灣黑五類》中的一段，寫的是中共地下烈士黃溫恭及其子女的故事。你會發現，在編撰者筆下，台獨暴動分子的抒情和追求祖國統一的左翼革命者的抒情，是一模一樣的，都是「把自己和島嶼共生的命運折疊，再折疊」之類的套話，將視野、情感、思想，都牢牢捆縛在台灣一島的範圍之內，與大陸、與兩岸政治、與內戰冷戰都完全切斷了關係，所以，閱讀這本書，會發現，台獨分子和左翼革命者的形象、情感，在書中幾乎沒有什麼差別，被非常安全地裝入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結構之中。這種對於歷史的窄化與模糊，長久以來，已經成為了台灣主流知識份子的一種話語方式和意識形態牢籠。例如，黃長玲在給該書的新版序言《開啟記憶的契機》中寫道：

遺書所開啟的記憶，終究是要與台灣人的自我追尋有關。留下遺書的人，並非全然是台灣子弟，留下遺書的台灣子弟，也有許多在當時夢想著新的中國。然而，這些遺書得以重見天日，這些年輕生命終結前所展現的精神價值，得以跟這個社會分享，只能發生在民主化後的台灣。不存在於現在的，就不存在於過去，歷史記憶與當代價值往往互為表裡。這些關於遺書的故事，既是開啟個人記憶的契機，也是形塑集體記憶的來源。無論當時受難者的國族認同為何，記得這許多年輕生命所懷抱的理想，也許就是要讓我們記得，即使國族認同持續困擾台灣，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體制，這個允許公民用選票來「顛覆政府」的體制，多麼值得珍惜。

這段話非常典型。一是緊扣「台灣人的自我追尋」，牢牢窄化、鎖定思想視野，呼應島內主流。二是秉持反共意識，書中少數幾處提到了「新的中國」，都會轉化一筆，無需任何討論，徑直就說新中國的理想沒有實現、也根本不會實現；要麼就說台灣省的現實更加切近左翼志士的理想，因此，「這些遺書得以重見天日，這些年輕生命終結前所展現的精神價值，……只能發生在民主化後的台灣」，轉而肯定台灣政治結構及當局的統治。事實上，只要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真正對左翼志士的人格、理想和遭遇進行紀念和拷問的，是80年代以來的統左派。陳映真早年的小說和藍博洲80年代在《人間》推出的報導，就是明證，這還是在解嚴之前；自80年代以來，藍博洲等人推出大量的歷史記錄，雖然一直被「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所排斥和打擊，甚至刻意遺忘，但是，這個事情還是「發生」了；反倒是黃長玲所臆想的「民主化」後，左翼志士的真實歷史日益被淡化、扭曲和收編。三是轉化理想，把左翼志士的理想導入台獨或獨台的航道，強化對台灣當局的政治體制的讚美、認同，聲稱「就是要讓我們記得，即使國族認同持續困擾台灣，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體制，這個允許公民用選票來『顛覆政府』的體制，多麼值得珍惜」。雖然我們完全看不懂藍綠兩黨輪流執政、毫無治理能力，有什麼「民主」可言；也看不懂藍綠兩黨在反共去中的框架下的選票遊戲，有何「顛覆政府」可言；但是，在此類神邏輯之下，50年代被殘酷虐殺的嚮往祖國統一的志士，已經神奇地論證了當下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的正當性、正義性。是的，這就是他們書寫50年代左翼政治犯最大的意義。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社全體同仁，藍博洲為最後一排右二。圖片來源：《人間》雜誌39期，黃淇攝

第三，該書以當下政治觀念替代過去的政治鬥爭，扭曲和模糊歷史主題，尤其喜歡把革命志士的理念淡化、模糊化，轉化為內涵空泛「情感」、「愛」、「抗爭」、「民主」等等詞彙中，融化在模糊不清的所謂細節敘事之中，讓這批無論在歷史追求還是思想理念上，都與當今台灣主流格格不入的犧牲者，變得毫無棱角可言，不再與主流意識形態構成衝突和挑戰。比如，林傳凱一再聲稱：

環繞兩岸各自表述所形成的對立敘事，是一種模糊了眾多個案輪廓、或只凸顯部分個案才得以成形的大敘事，藉此把環繞異質受難者的多重記憶，都盡可能壓縮化到單一形象，才能夠以」冤假錯案的人權受害者」或「投身革命的烈士英雄」來全稱。但是這樣的大敘事，必然先化約與壓抑了多重的詮釋版本，也會導致在大敘事外的個案被視為「異質」，進而斥為毋須平反、毋須評價、甚至毋須記憶的「異例」。

這種論述很奇怪。一是完全不符合現實。因為兩岸討論統左派這一話題的，主要就是台灣統左派的學者、作家。從陳明忠到陳映真、從龍紹瑞到藍博洲，他們或回憶、或記錄，無不是在一個又一個動人的細節、細膩的人生故事之中，來展現人物的背景、環境、情感、思想的掙扎激蕩，我完全看不懂，這怎麼就變成了「模糊了眾多個案輪廓」的大敘事？至少，隨便拿一本藍博洲的書，恐怕也比《無法送達的遺書》更加細膩、準確。二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真正「化約與壓抑了多重的詮釋版本」的，不就是林傳凱們嗎？在他們的筆下，左翼革命志士的歷史背景嚴重模糊、失焦，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島嶼意識」、「愛」、「自由」等等，與台獨分子已經沒有什麼區別，人物形象漫漶不清，充斥了大量脫離歷史脈絡、自相矛盾的敘事，幾乎被化約到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步。三是政治偏向太明顯。在林傳凱這一類人的筆下，大概「統左派」才是他所說的「異例」，事實上，在《遺書》中，林傳凱忍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繼承了中共烈士遺志的統左派，認為這些人刻舟求劍、僵化歷史。此類站在台灣主流話語霸權的角度，對政治立場對立者進行莫須有的政治攻訐、有意排斥，難道不是一種刻意的「化約」與「壓抑」嗎？

2022年，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與遺族家屬在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舉辦春祭掃墓。圖源：陳東爾 攝影

三

上述問題，表現得很粗淺，都只是表像上的問題，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霸權結構中，可說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我感興趣的，是林傳凱們背後的人格結構和精神症狀。

首先，林傳凱們到底對左翼政治死刑犯有沒有基本的「理解」和「同情」？他們所自認為的溫情地記錄歷史人物，到底是一片熱心的「真溫情」，還是假情假意的「偽溫情」？

這個問題並不難解答，只要將他對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犯的記錄加以對比，就可以看出本質所在了。從這一角度來看，你會發現，《遺書》很少正面描寫50年代左翼志士的理想、追求，既是偶爾觸及到，也會使用各種話語策略，將之模糊掉，乃至直接跳過，甚至進行批駁。例如，林傳凱在敘述曾錦堂的《迷霧中的四張容顏》一文中，寫到當年與曾錦堂志向相投、遭際相似的兩位左翼老同志與曾的後人交流，這兩位老同志指出，曾錦堂當年確實是懷抱社會主義理想、追求祖國統一和解放的革命志士，然而，曾的後人卻如主流的台灣民眾那樣，帶有反共反中的台獨情緒，無法接受老同志指出的歷史事實。這時，林傳凱溫情脈脈地加了一段點評，試圖表現自己對歷史的包容和溫情，他說，「終究，『記憶』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記憶，都關於曾錦堂，但也從不等於曾錦堂的意志、及他本人想留給世界的話語。」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版本，無論是真的記憶、還是被洗腦的假造的記憶，都有同等的地位與意義。林傳凱由此繼續發揮，接著說：

終究，我們無法重拾曾錦堂的「完整」容顏。但是我們仍可以追溯這段軌跡，理解當槍響之後，註定碎裂的記憶，如何化為珍惜他的人們心目中各自拾起的寶物，伴隨著各自往後的人生。也許，記憶的碎裂的分歧，原本就是「後白色恐怖」時期心靈地景的常態。

也就是說，真實的曾錦堂是不存在的，無論是當年和曾錦堂一起戰鬥、一起入獄的老同志的回憶，還是對曾錦堂沒有印象、僅憑國民黨反共教育來想像曾錦堂的後人，他們的歷史記憶都是「碎裂的記憶」，都沒有是非對錯的區別。所謂「迷霧中的四張容顏」，說白了，就是所有對曾錦堂的容顏的回憶和闡述，都是正確的，曾錦堂本人也完全成了一場「迷霧」，模糊而虛無。在這種思路下，歷史記憶本來就沒有真與假的區別，主與次的分別。所以，當年與曾錦堂一起戰鬥過的老同志，他們的真實記憶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他們又有什麼資格用自己的真實記憶矯正後人的虛假記憶呢？總之，都是「碎裂」。這種邏輯上狗屁不通的狡辯，常常在描寫左翼志士的時候出現。

但是，一旦他們筆下描寫的是台獨暴動分子時，那種「溫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常常出現強烈的讚美與抒情。例如，描寫鄭金河時，就高調地渲染台獨分子的後人，必須繼承父親偉大的理想和志業：

「鄭建國必須從字裡行間，去尋找父親充滿理念的背影。」
「把正義還給正義，是重要的。
把一封遲到的遺書還給台灣，是重要的。
把傷痛撫平，把眼淚擦乾，抬頭挺胸往前走，行在公義與真理的道路上。完成如前行者殷殷期盼的理想台灣，是重要的。」

又如，這樣的赤裸裸的政治美化：

他說：「我們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給你們了。」
幾個關鍵字：台灣。獨立。年輕人。恥辱。
台灣獨立，是他們對自己年輕生命最終價值的期許。就像所有年輕的革命分子一樣。革除獨裁者，尋求政治希望。……
就地成仁。革命與起義，拋頭顱灑熱血，全是無可閃避的信仰。

這個時候，他們就不再發揮那一套虛無主義的歷史哲學了；也不再談歷史不分主次、無所謂真假了，也絕不再說歷史人物的面目無法完整呈現，每個人的記憶都有同等的價值了。他們開始強烈地抒發和美化台獨分子的理想、熱情，甚至達到了令人肉麻的高度。然而，這些讚美台獨分子的語言，一句也不曾給過50年代的左翼志士。這種意識形態偏向，這種試圖模糊乃至抹殺歷史的做法，難道還不明顯嗎？

1950年代綠島獄方指控「再叛亂案」受難者槍決前的照片，許多人面帶從容的笑容。圖源：翻攝自《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展覽手冊

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理解和溫情，不是真溫情，而是隱藏在意識形態面罩下的「偽溫情」，滿溢著自我感動、自我吹噓的氣息；他們的公正，也絕不是真的公正，而是站在獨特政治立場的「偽公正」，是對歷史的新一輪抹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政治偏向，都會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立場，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意無意地掩蓋自己的政治偏向，裝出一副大公無私、溫情脈脈、記錄歷史、尊重前輩的樣子——這種表裡不一，這種「以死者為生者理想背書」的行徑，讓我這樣的讀者，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無恥的氣息。林傳凱們越是「溫情脈脈」、自我感動，就越讓人感到濃烈的無恥之氣撲面而來。

尤為無恥的是，這些人往往將80年代初葉以來統左派前輩關於歷史的記錄和書寫一筆抹殺，故意視而不見。他們往往自我感動地以為自己在發掘歷史，甚至常常表白，說這段歷史在他們筆下才重見天日的。這種對歷史的有選擇性地記憶，往往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說實話，讀一讀陳映真1983年寫的《山路》或1987年的《趙南棟》，裡面對左翼志士及其時代困境、自我困境的描寫，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高度，這段歷史已經被銘刻在了歷史上。而當下台灣主流溫情脈脈、自我感動的所謂歷史敘述，往往是在矮化、窄化、虛無化當年的歷史和人物，讓這些歷史人物的「遺書」，變得徹底模糊與淡化，最終變得無法「送達」。

本質上，他們不是在記錄歷史，而是在抹殺歷史。當年砸在伍金地老先生身上的「雞蛋」還在，並且變換了一種形式，用一種溫情脈脈的方式，讓砸過來的「雞蛋」更加隱蔽、更加難以擦拭。

以此紀念逝世二十一年之久的伍金地老先生。

（未完待續）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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