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改造與精神分裂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上)

By 馬臻 / 2023-03-02 18:59:31 /
白色恐怖
政治犯
左翼
社會主義
摘要:

本文為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選取近幾年具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論文、文章或出版物,來探討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學者或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分析、重構台灣地下黨的鬥爭歷史,並分析這一重新切割、扭曲和改編歷史記憶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精神症狀。全文分為上中下篇,本文為上篇。


【犇報編按】


在國共內戰與冷戰的雙戰架構下,國民政府於1949年5月20日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開啟長達40多年的白色恐怖戒嚴時期,韓戰爆發後,因中共發動抗美援朝,讓剛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有了喘息空間,並在五○年代肅清了一批有著社會主義信仰、追求民族統一和階級解放的理想青年,鞏固在台灣的統治。早於國民政府威權統治時期,就已汙名化這些白色恐怖政治犯,然而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延續國民政府的抹黑造謠,更是對白色恐怖政治犯的歷史進行扭曲、篡改、利用。近年來,台灣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出現《返校》、《流麻溝十五號》一類以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為主題,卻幾乎避而不談白色恐怖政治犯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統一立場的荒謬現象。本文為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選取近幾年具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論文、文章或出版物,來探討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學者或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分析、重構台灣地下黨的鬥爭歷史,並分析這一重新切割、扭曲和改編歷史記憶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精神症狀。全文分為上中下篇,本文為上篇。

切割、改造與精神分裂症
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左翼歷史敘述(上)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2014年夏,吳俊宏先生隨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回到台灣綠島,去查看三十多年前被囚禁的地方。經過多年的歷史解釋權的爭奪與移位,在這個已經被開發成「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地方,相關的宣傳、工作人員的歷史記憶,自然而然都是「綠」的:

我們乘坐的大巴司機,身兼導覽,當車開到綠島監獄處時,司機先生如此介紹:「在我右邊的就是綠島政治犯監獄,二二八及美麗島事件的受難人都被關在這裡。」 我一聽這話有問題,當場糾正他說: 「二二八事件時這裡還沒設政治犯監獄,美麗島事件受難人除施明德外,沒人來這裡關過,這裡關的絕大多數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你的介紹不對。我們這車的人都曾經在這裡關過的。」 沒想到這位司機大哥還不肯接受我的指正,還說他的說法是根據文建會的資料,不會錯。況且他的女兒還在這監獄上班,當解說員。(《權力就是真理》)

顯然,這位「司機大哥」的歷史記憶,來源於包括他女兒在內的體制化的宣傳和解讀。這種對於綠島政治的記憶,抹去了白色恐怖的真實歷史。這不是普通民眾中的個例,而是一種多年來的政治運作、意識形態宣傳所形成的霸權結構,成為社會中普遍的現象:

無獨有偶,當我們進綠島監獄參觀,我當導覽介紹時,遠遠的聽到監獄大門處,另一位導遊用麥克風大聲的向進來一批新遊客,介紹這裡關了呂秀蓮……。 看來民進黨執政時所掌控的文建會,對綠島政治監獄的扭曲解說,已深入一般百姓的腦子裡。(《權力就是真理》) 面對無處不在的台獨化歷史對於真相的扭曲和篡奪,吳俊宏不免感慨:「歷史從來是政治上優勢者在解釋的。(《權力就是真理》)

xxx吳俊宏(右一),於2019年年末出席抗議反滲透法修法。吳俊宏曾因成大共產黨案被捕入獄十年。圖源:兩岸犇報

對台灣島內的歷史記憶進行扭曲、篡改、利用,原是民進黨多年來一貫的操作手法,與國民黨原來對歷史的隱瞞、顛倒和遮蔽,可謂「交相輝映」、「各有千秋」,本不足為奇。況且,無論哪一黨執政,八十年來的反共政策和宣傳,直至今日由反共發展為深入骨髓的反中、去中的意識形態,早已成為台灣島內自居「(西方)民主陣營」的主流各派最大的思想共識,以及最深切的情感共鳴。這是像呼吸一樣自然的存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基本上是有著社會主義信仰的、追求民族統一和階級解放的統左派,這是與台灣當局的基本理念、基本利益徹底矛盾的,這段歷史當然不可能真正被理解、思考和接受。近年來台灣內部所謂「轉型正義」的推進,以及台灣主流學界對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學術化」闡釋,已經殘酷地說明了這一點。

本文選取了近幾年來島內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論文、文章或出版物,來探討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學者或知識分子,是如何看待、分析、重構台灣地下黨的鬥爭歷史(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史)的,並分析這一重新切割、扭曲和改編歷史記憶的現象背後,所隱藏的精神症狀。


台灣地下黨史,尤其是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葉的鬥爭史,在台灣一直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存在,此前的學界研究極少,相關的回憶、紀念及出版,主要由秉承了中共台灣英烈遺志的統左派群體來承擔。然而由於這段歷史確實是台灣客觀存在的歷史,在政治領域,其鬥爭的廣度、深度和慘烈程度,甚至遠超二二八事件,因此,近來開始有極少數學界中人觸及這一歷史話題。在當下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學界裡,林傳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個。

此處首先討論他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簡而言之,這一長達數十萬字的論文,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堆砌了大量沒有分析能力的學術理論及概念,佶屈聱牙,在學術上也毫無新見。既然是所謂博士,又是社會學的研究,難免運用大量的學術概念和理論詞語,來分析歷史,這本也正常。但我們判斷一部學術著作的成敗,不是看他用了多少紛繁拼湊的學術術語,而是要透過這些理論術語,來看看他到底有沒有為我們提供新的歷史解讀和社會分析,專業一點說,就是要看他有沒有「學術創造力」。恰恰是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會發現,這篇論文中津津樂道、頗為自得的一些「新見」,不僅膚淺,而且都是些「陳見」。例如,作者提及:

除了先行研究強調的「冷戰」與1950年後國府在台重構等因素外,我指出必須注意地下黨於1948 年底基於對局勢樂觀而決定降低隱蔽性與加速動員的抉擇,及中央情治單位開始引入針對地下黨的訊問技術,也成為瓦解地下鬥爭的關鍵,這使得地下黨於1950年初「雪崩」般地瓦解。

這是作者最為自得的「創見」之一,在書中反復提及,甚至花了一章進行反復渲染。然而,對真正了解台灣白色恐怖史的人而言,這樣的「創見」其實早已散見於當年親歷者的各類回憶之中,實在太陳舊,也太膚淺。

一是他提及「地下黨於1948 年底基於對局勢樂觀而決定降低隱蔽性與加速動員的抉擇」,這一看法,其實在當年親歷者的回憶錄中,早就多有提及,當時中國的解放戰爭以迅雷之勢摧毀了國民黨的統治,革命形勢發展之快,超出事先的預期,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在這種形勢下,為配合即將到來的台灣解放,而積極調整了此前在「香港會議」上的決定,導致有些保密措施不夠規範縝密,這在不少親歷者的口述和供詞中都提到過。放置到大陸的漫長的革命鬥爭史中,也是非常常見的現象。況且,這一現象顯然也無法成為地下黨瓦解的「關鍵」,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美國第七艦隊的進入和海峽兩岸的隔絕,解放軍在50年初會渡海而來,地下黨為了配合台灣解放而採取的舉措,並不會導致地下黨的被肅清,因為林傳凱也指出了,在極為糟糕的情形下,地下黨的鬥爭還堅持到了1953年左右;反過來說,在50年代初葉的島內無比嚴密的白色恐怖高壓下,地下黨事實上沒有了大規模隱藏的空間,即使沒有採取那些可能引發「暴露」的措施,也最終會被肅清。

xxx圖為2019年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上展示的白色恐怖政治犧牲者。圖源:兩岸犇報

二是他所提及的「中央情治單位開始引入針對地下黨的訊問技術」是瓦解的「關鍵」,也毫無道理。首先,相對於大陸時期的特務偵訊技術,來台初期到底有多大的「變化」與「進步」,他在論文中沒有舉出有代表性的例子,也沒有真正的調查,從論文本身來看,沒有什麼實在的根據;其次,這種認為「偵訊」技術更厲害了的想法,其實更來源於國民黨特務的一些回憶,這些回憶充斥了大量的張冠李戴、胡言亂語、自吹自擂,在基本的歷史事實上都存在大量的錯誤,號稱研究白色恐怖歷史多年的林傳凱,按理說不至於不知道這一基本事實;因此,如果沒有進一步的研究和辨析,就無法作為研究的憑證和基礎。作者有意採信和發揮此類見解,未免意識形態偏向太明顯。最後,偵訊技術再「進步」,事實上也無法構成地下黨組織瓦解乃至被肅清的「關鍵」,從整個「瓦解」的大脈絡來看,偵訊技術只是在某些時間段或時間節點上發揮了作用,退一步講,即使國民黨特務的偵訊技術毫無變化,在五零年代初葉兩岸隔斷,島內毫無運動、躲藏空間的情形下,「瓦解」也是必然的。

又如,這本博士論文的核心,就是以社會「場域」為基本單位,來分析戰後地下黨的歷史。之所以要這麼做,是因為「無法單憑國家場域或跨國政治場域來解釋鬥爭軌跡。」在分析過程中,他自言關注「非國家場域」或「次級場域」,並對此做了複雜的理論闡釋。然而,拋開那些繁瑣拗口的所謂社會學理論概念,作者的分析,不外乎是說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地下黨所面對的群眾千差萬別,他們的政治動員、工作成效、民眾接受度也千差萬別。這其實是無須什麼學術研究,就能看到的粗淺現實,根本不需要套用大量的理論廢話來支撐。很多的回憶錄和口述材料裡,也多少提及了這一歷史現象。如果作者要展現自己的研究能力,就應該深入分析這種差別的深層次根源。然而,囿於作者既有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學術能力,他根本無法做出任何深入的思考。例如,他在分析高教場域的學生運動時,得到了一個「創見」:

對照第9章對農事產業場域的分析,便可以提出解釋:我認為學生們在高教場域大多通過語言形式的鬥爭建立起學生一農民的連結想像,並以翻轉文化位階中資產有閒階級的語言形式與人民(工、農)的語言形式的高低排序為要務,藉此讓工、農的樸實與堅毅受到肯定,並視為理想的生活風格。不過,在農事產業場域內部,語言形式的鬥爭顯然不是主要爭點,農民與地主大多環繞著業佃關係與土地所有權關係展開一系列角力。學生們對農業勞動、法規、制度相當陌生,他們最熟悉的文化鬥爭也非農事場域裡的主導規則。甚至,他們與農民在客觀上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相當遙遠,農民對學生熟悉的詩歌、戲劇、舞蹈等文化形式相當陌生,甚至毫無興趣。因此,學生黨員在走入農村後反而受挫,無法開闢工作。 從這方面說,串聯農村的嘗試是失敗的,許多人甚至轉而消沉。

其實,我們完全不需要這些累贅而複雜的學術分析,可以徑直指出,當時高校的在校學生,本來就沒有長期在農村生活和鬥爭的經驗,沒有經過現實的長期磨礪,他們進入農村和農民之中「革命」,肯定會有很多「失敗」的經驗,這是在實踐之初,必然會經歷的階段之一,幾乎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大陸的左翼革命中,這樣的現象也多的是,相關的探討深入得多。我不太明白作者為什麼花費大量篇幅和理論術語,最後得到一個如此粗淺的結論,這樣的所謂研究,除了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不斷嘲諷、批評地下黨的可笑、無能,為反共去中增加一點愚蠢的笑料之外,又有何意義可言?再者,作者在分析高教場域的學生運動時,刻意將學生運動的鬥爭貶低為一種「再政治化」的「語言形式」鬥爭,這種闡述方式,暗示了學生其實脫離台灣民眾實際、不過是被對岸的革命語言形式所影響而已,此類沒有有力的歷史調查就徑直窄化、矮化的思路,其實只是立場先行的學術扭曲。

然而,作者常常把此類至為粗淺的廢話、偏見,當作自己的學術「創見」,對此津津樂道、反復提及,其原因:一是因為思維淺隘,沒有基本的思考能力;二是見木不見林,如同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那樣,只能就台島論台島,眼光無法越出台灣島一寸之遠,故而胡言亂語,常常把兩岸共通的現象當作台灣的獨特性,大肆渲染發揮;三是作者有意挑選和放大此類顯示地下黨「不足」、「缺陷」、「負面」的歷史信息,不外乎還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固守著台灣狹隘的反共反中意識而已。

xxx2022年3月29日上午,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與遺族家屬,以及關心白色恐怖歷史正義的民眾,齊聚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舉辦春祭掃墓。圖源: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因此,這篇博士論文的第二大特點,就是作者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取向,使得他以貌似客觀的學術理論概念,來不斷「想像」、「挪用」和「重構」中共地下黨的歷史,釋放出一個又一個歷史煙霧彈,將台灣戰後左翼革命史改造、扭曲、收編,納入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闡述之中。

這種趨勢,在論文開篇「序幕與提問」中,就已經鮮明的表現了出來。這個序幕裡,作者回溯左翼革命歷史,提供四個場景來引導閱讀者進入歷史氛圍之中:一是1952年12月軍警對「鹿窟」的肅清,此處特別強調光復時原本純樸的鄉民,在地下黨的宣傳之下,變成「走山崽」和「武裝匪徒」;二是1950年4月台師大學生林希鵬向農民批評「三七五」減租政策,與此前的地下黨政策自相矛盾,結果農民不為所動,甚至感到懷疑、猶豫;三是1949年秋天,地下黨青年呂煥章攔住汽車,搶劫乘客中的「有錢人」,然後匆忙逃走;四是1949年3月,台灣郵電工人在台北郵局門口示威遊行,林傳凱特別突出這些人「距離越近,心情越沉重」等特點。事實上,在沒有整體歷史背景交代的情況下,作者精心挑選的這四個場景組合起來,不僅傳遞了地下黨悽惶、無力、善於「利用」純樸台灣鄉民、與台灣老百姓隔閡等特點,而且使得地下黨帶有混亂、陰暗、自相矛盾、不擇手段等等氣質。話又說回來,關於地下黨的場景千千萬萬,林傳凱為何單獨挑選這四個場景營造情緒氛圍?「一切景語皆情語」,林傳凱自己的情感傾向,已經顯露無疑。

xxx台灣白色恐怖郵電案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出。圖源:上海台灣同胞聯誼會

例如,作為台灣研究者,作者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近現代歷史比較無知,其主要思路,無不是在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範圍之內。他點評解放戰爭為何國民黨失敗,寫道:「從1947年開始,中國全境的大量動亂已使美、英對國府前景感到悲觀,各國情報機構更預測國府中央即將崩解,中國將重現『軍閥割據』的狀態,導致美國開始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各『省』尋找潛在的『反共』盟友以取代國府。相對於此,蘇聯則穩定地支持中共,不但協助共軍接收東北的日軍資源與促成『國共和談』為共黨爭取到重整軍備的時間,進而奠定1948年夏天於軍事上轉守為攻的基礎。在國際關係的此消彼長下,國府到了1948 年秋天已呈現軍事崩潰的跡象」,這種歷史想像,基本是延續了某些國民黨的歷史敘事,從不好好反省自己為什麼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迅速潰敗,反而逃避責任,將失敗的原因歸咎到美國沒有更大力度的支持國民黨,而共產黨之所以勝利,則是因為蘇聯的鼎力支持。這並非個例,在論文中遍地都是:談及國民黨乃至台獨,曲意維護之處很多,沒有任何有力地反思;談及中共地下黨,則在貌似公正的學術話語之中,加以扭曲、想像和重構,其中親疏愛憎,雖然遮遮掩掩,但其實很明顯。

例如,他在論文中,反復地、濃墨重彩地提及地下黨在1948年召開的香港會議。此次會議,雖然後來在急劇發展的解放形勢下被省工委修改,但會議對此前路線與策略有深刻反省,重新設定地下黨的組織鬥爭路線,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一點顯而易見,在此前的回憶和敘述中早已被提及。林傳凱對此毫無新見,卻偏偏感興趣於香港會議中討論的「台灣民族」是否是「中華民族」的細節,他以國民黨官方保留的資料為基本來源,在沒有多方面的歷史資料參照的基礎上,反復渲染這一點,強調「從日後的發展來看,中共始終對「台人治台」存在焦慮,深怕與分離主義只有一線之隔」,然後苦心挑選了一個細節,寫道「宣傳部長洪幼樵在1950年初表達了這種焦慮。他說:我們估計到台灣自治的口號是台灣一般群眾所要求的,故我們不要一般地反對這一口號,因為我們估計到今日最急迫的問題就是台灣的解放,故我們也不要去強調這個口號。」這事實上就轉移和挪用了香港會議的重心(台灣社會性質分析及其組織鬥爭路線調整),也誇大了他所說的「焦慮」。只要對比蔡孝乾、張志忠等人後來寫的關於香港會議的供詞,就會發現林傳凱有意挑選資料所呈現的香港會議,是他自己有意重構的 「香港會議」。在這一基礎上,林傳凱苦心發揮:「這也間接顯示香港會議的內在張力,一些台籍黨員真誠嚮往『高度自治』,其黨員基於尊重或工具性目的採納這種訴求,卻又不安為其他路線的挑戰者挪用為『台灣民族認同』的基礎。」這種「內在張力」事實上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被有意誇大,他在模糊和切割歷史整體脈絡的基礎上,加以扭曲與發揮,不外是想打點擦邊球,一是利用苦心「構建」的不太明確的極少數的資料,來渲染共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難以區分台灣的民族性,為當下的台獨和獨台提供一點隱晦而又體貼的同情;二是作者在模模糊糊的態度之下,事實上卻不斷強化地下黨是利用了台灣人的處境和悲情的這一印象。此類學術「小花招」,未免太笨,因為只要多讀一些口述、回憶和記錄,就會發現破綻百出,毫無說服力。

xxx2022年7月15日解嚴35周年紀念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呼籲民進黨當局正視台灣民眾期待兩岸和平的民意,停止歧視分化的敵對政策。圖源: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又如,他在點評當時地下黨的階級分析、統一戰線時,反復強調:「我們必須先避開將『統一戰線』視為『客觀判斷』的陷阱。中共經常將『統一戰線』聲稱為客觀、科學的產物,並將階級/階層/民族/政黨/國際陣營視為客觀上實存、自成一格的團體。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統一戰線』乃是中共自己建構出來的一套視域,藉此賦予社會世界明晰而可理解的性質。因此,我們必須先分析中共在建構『統一戰線』時涉及到對時局、機會與威脅、爭點的視域,藉此判讀他們決定要串聯誰、鬥爭誰的策略想像。」這種分析,一是對「統一戰線」的認知極為粗淺,事實上,統一戰線本身就是黨在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實時,通過主動地區分和建構,來推動和發展的。統一戰線是「主觀」對「客觀」的觀察、區分和實踐,本身就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種「客觀實存」與林傳凱刻意僵化的「客觀實存」,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二,林傳凱此類說法,是在不斷強調地下黨對台灣的認識,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策略想像」而已,既然是脫離實際的想像,那就顯然只是一種話語策略,以此來利用台灣人本身的「悲情」。這事實上就完全否定了地下黨本身的現實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毋庸贅言,這顯然不符合當時的歷史。

三,林傳凱可能會用學術手法來狡辯,說自己研究歷史時,不分左右,一視同仁,都將之視為一種「歷史敘事」乃至「歷史想像」。但是,稍微多讀幾段就會發現,在他所屬的台灣主流語境中,泛泛然說台獨是一種「歷史敘事」,絲毫無損於台獨的霸權意識形態,反倒是契合他的老師、台獨吳叡人的「想像共同體」一類的思路,因為台獨本身也意識到自己是在扭曲和「創造」歷史,他們需要的,恰恰是這樣一種「想像」的托詞;但在這本研究地下黨的博士論文中,不斷強調地下黨的思想、理論、策略都是「想像」,不過是一再模糊和瓦解既有的歷史事實,將台灣主流意識形態虛構的歷史與地下黨的真實歷史「同流合污」,最終瓦解掉真實的可供辨認的歷史。到了這一步,真的歷史和假的歷史,都變成「一丘之貉」了,無所謂真與假,留下的只是「想像」,也就不再對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挑戰。


林傳凱論文的上述特點,遍布在他論文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到處都是,加之論文使用了大量和他的研究對象不相匹配的生硬的概念,因此,這本論文變得十分難讀,這種「難讀」,不僅僅是因為論文本身語言繁雜、概念累贅;更是因為他的分析毫無新意和深度可言,沒有任何閱讀和討論的價值,徒然浪費讀者精力。即使在台灣內部,估計也不會有什麼人去讀。

林自稱多年來一直在採訪白色恐怖受難者,在前言之中對此頗為自得,論文之中也多次引用全世界唯有他自己知道真假的「訪談材料」,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所有採訪,沒有提供任何新鮮的歷史訊息,至少從他引用的部分來看,沒有超出此前藍博洲等人奠定的基礎。所以,不僅他的論文是「廢物」,以現有呈現的材料來看,他的採訪也是一些「廢料」。當然,說不定某一天他會公布他所做的「採訪」,提供一些有意挑選過的新「材料」,也未可知。

林傳凱這樣的人,在當下台灣主流話語中,是研究地下黨歷史的代表性人物。必須指出,這種所謂的「代表性」,是在台灣主流完全排斥和抹殺了藍博洲一類的統派學者、作家的基礎上達成的。也就是說,我們討論台灣主流意識形態下的中共地下黨鬥爭史,首先要理解一個前提,就是在這一話題之內,林書揚、陳明忠、陳映真、藍博洲等一類人及其大量的書寫,基本上是被遺忘的、「不存在的」。他們在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待遇」,就是被台獨或獨台分子徵用一些他們書寫的歷史素材,有選擇地加以「轉化」和「利用」,來曲折地佐證台灣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確性。

xxx藍博洲。圖源:今日海峽

因此,台灣統左派之外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研究,此前的回憶和出版極少。而藍博洲等人早已被排斥出主流之外,不可能再出入台灣科研機構或其他官方平台,向大眾傳播這一歷史。在這一狀況之下,就會出現為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所需要的其他「代表者」,比如林傳凱。事實上,此人寫作的東西很少,主要作品就是他在台灣大學的社會學系2018年的博士畢業論文《戰後台灣地下黨的革命鬥爭》,另外,他在一些不起眼的雜誌發表過少數幾篇文章,參編過幾本有關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書。無論以數量還是質量而言,都很可憐。但在沒有其他替代者的情況下,這樣的人順理成章成為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者」,填補了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在這一領域的話語空缺,成為台灣主流徵用和豢養的,用來闡釋和講述戰後台灣左翼鬥爭史的「研究者」。

xxx在2019年的秋祭典禮上,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合影。圖源: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另一個令人驚訝的地方是,由於台灣統左派前輩一直處於主流意識形態、當局政權甚至家人的歧視和壓抑之下,因此,他們向來不多談自己的歷史,除了像藍博洲這樣的、以長期艱辛的勞動獲得信任的統左派作家之外,那些親歷過白色恐怖的前輩,很少向非統派的採訪者提供大量的歷史細節。從林傳凱的寫作來看,他內在於台灣主流意識形態霸權,基本秉持了反共去中的立場,與統左派老前輩明顯處於政治立場相對的位置,也絕不會參與統左派的紀念活動(他在其他文章中明顯表現出對統左派隱含的厭惡之情)。那麼,為何會有大量統左派老前輩接受他的採訪呢?

在他的博士論文的「誌謝」中,他特別提到過,自己深受某些親歷白色恐怖而後又轉向台獨的老前輩的影響,這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立場和思路的根源。不過,他也得意於自己獲得了統左派前輩的信任,採訪過大量老前輩。比如,有地下黨「活字典」之稱的徐懋德先生:

徐先生在我進入這段田野之初,彷佛是個「神話人物」——學委會的昔日領導、蔡孝乾身邊的直屬幹部,這幾乎是台灣島上歷經「白色恐怖」後無法訪問到的對象。據說徐先生口風很緊,組織紀律也重,當年的事情不大多談。但在張皆得先生的協助下,也許經過了幾年的觀察吧!徐先生終於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答應我的造訪,並且告訴我:「只要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我能說的事情會全部告訴你」。坦白說,當時徐老的身體已經不好,只要坐著半個小時身體就會不適。我就住在他家附近,前一天會把想討論的問題寫成幾張紙給他,徐老雖然高齡九十好幾,隔天卻非常有條理的說明給我聽,甚至我們一起閱讀了地下黨重要幹部被捕後的自白與筆錄,他並提供了許多觀察。我很難說拜訪徐老這樣多次的經驗中,我體會與學習到了甚麼。但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幕是,他突然告訴我:「早些年的時候,我常常在睡前會想起那些犧牲的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我一一想著他們的臉孔。但現在我老了,想不起來模樣了,我內心覺得……非常愧疚。我盡可能把他們的樣子告訴你」。關於當年鬥爭的點點滴滴,歷經了六、七十年歲月後,對許多人已是昨日黃花,但對於徐老這樣的老革命者來說,卻是心中說不盡也放不下的沉重責任。

這段話乍看很溫情脈脈,仿佛對左翼革命者充滿了敬仰與同情,但細思則令人後背發涼,不寒而慄。徐懋德是大陸的老革命幹部,地下鬥爭經驗豐富,向來口風甚緊,如果他知道眼前看似真摯醇厚的台灣青年,其實是一個有意扭曲了台灣統左派歷史、並站在他的政治對立面的人,他如何會接受採訪!因此,在長期有意的接近過程中,林傳凱顯然隱藏了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以博得徐懋德等人的接納。據林傳凱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他接觸統左派前輩,一般會熱情而主動地對統左派前輩的理想、經歷表達仰慕和贊許,由此不斷接近他們。在獲得部分前輩的接納之後,會再央求這些前輩推薦自己去採訪另一些老前輩。

xxx自左至右:徐博東、顧孟琴(徐懋德夫人)、徐懋德、藍博洲(2012年12月23日攝於天津徐懋德寓所)。圖源:台胞之家網

我能夠想像,林傳凱在統左派前輩面前,那種「誠懇」而「仰慕」的神態。我無意於批判林傳凱是虛偽、是陰險、還是猥瑣。據林傳凱自己說,有些統左派老前輩為了消除大家的疑慮,還曾親自以人格擔保林的真誠;而一生謹嚴的徐懋德先生,居然也會被林傳凱這樣的貨色所「哄騙」——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諷刺。我在看到這一段的時候,笑出了眼淚。台灣主流歷史現實的荒誕和殘酷,莫過於此了。

不過,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必須「原諒」林傳凱,因為他的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包括柯志明、蕭阿勤、吳叡人、吳密察、何明修等人,其中好幾位都是鐵桿台獨,林傳凱既然在他們的指導下獲得博士文憑,則無論如何,都必須是反共去中的立場了,否則,根本無法通過畢業論文答辯。這是台灣的現實,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以「同情」的心態,「原諒」林和他那如此「可憐」的論文。

(未完待續)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您可能有興趣】
重鑄陳映真:左翼革命與人民文藝
吳俊宏|談談台灣第三期左翼運動與林書揚的貢獻
如何閱讀林書揚?|林書揚逝世十周年紀念之一
「我」與歷史:藍博洲的敘事藝術與歷史哲學
被文學所強暴,這才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不為人知的真正悲劇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