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1991年陳映真參加五一遊行。圖片來源：李文吉攝

（作者註：原文加注釋近四萬字，後因參加徵文，字數限制，刪至六千字。這是刪節版。部分內容以《陳映真生命中的毛澤東》為題試圖推送，但推不出來。）

什麼樣的人，寫什麼樣的文學作品。我們一直無法真正理解陳映真這個人，也就無法真正評論他的作品。

也是因此，陳映真向來強調，評價文學作品，先要看作家和作品背後的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這些根本性的觀念，是理解文學的基礎性座標，是文學所以生長的土壤和建構的基石。偏偏在這些思想觀念上，歷史的斷裂、兩岸的分斷、全世界的向右轉，使陳映真與他置身的時代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

面對評論者乃至讀者的不理解，向來把自己看得很淡的陳映真，並沒有做出過正面的深入回應，他曾以黃春明為例，說許多人不太理解《蘋果的滋味》以後的黃春明，但在他看來，《蘋果的滋味》卻是黃春明在藝術上的一個大躍進：

「認為黃春明的近期作品不若前期好的批評家和讀者之中，與黃春明之間存在著對人、自然、社會、生活和世界的觀點上巨大的鴻溝，也從而存在著雙方對藝術文學根本問題上巨大的差距，所謂藝術文學的根本問題，涉及什麼是文學、文學為什麼、為誰，以及文學如何（表現）的問題。這樣一來，說黃春明的作品近期不如早期，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吧。」

這段話語中，所感慨的「根本問題」上的「巨大的鴻溝」、「巨大的差距」，當然也是他的夫子自道。顯然，陳映真與這個時代、以及他的研究者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了黃春明。因此，我們如果要貼近陳映真，就必須切入那個「對人、自然、社會、生活和世界的觀點」的「根本問題」，以及「什麼是文學、文學為什麼、為誰，以及文學如何（表現）的問題」，求得一個整體性的把握。限於篇幅，我們簡單地回溯陳映真生平的思想和志業，抓住其中的主要脈絡，來求解這一問題。

陳映真。圖片來源：馬振衣的書房

一

眾所周知，陳映真之所以成為陳映真，是因為在1958年到1961年的大學就讀期間，他初步構建了他的中國現代史、左翼革命史、左翼思想理論以及台灣左翼歷史精神的基礎，形成了影響他一生的思想與情感的核心成分。

1958年，他來到淡江英專讀大學。雖然生活貧困、條件艱苦，但他開始在台北牯嶺街廣泛接觸和搜索三零年代的文學作品，以及包括馬列選集和毛澤東的小冊子等在內的左翼革命理論書籍。「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於要蛻化成什麼」（陳映真《後街》）,這個變化應該是1958年、1959年發生的。結合現有的對陳映真發表於1959年的第一篇小說《面攤》的研究，如趙剛和呂正惠曾指出的，小說中「橙紅的早星」等意象，已經隱藏了他對中國歷史以及左翼革命史的基本判斷和認同。其實，我們仔細閱讀陳映真的相關自述，會發現有好幾個層次的特點：

首先，他是由文學閱讀進入社會科學和左翼理論閱讀，呈現「從文學出發的左傾」、「從藝術出發的左傾」的特點。其次，是以斯諾《中國的紅星》（即著名的《西行漫記》）為代表的左翼革命歷史及精神的強烈召喚。「在淡水的寒夜，讀斯諾筆下壯闊的史詩，他淚流滿面。竟嗚咽不能自抑」（《後街》），他多次在散文中提及自己閱讀斯諾的《中國的紅星》所帶來的巨大震顫與感動，這種震撼，不僅僅一般層面的歷史召喚與認同，而在於歷史內部那種標誌著人類精神標高的壯烈而偉岸的精神，對於本就有著深厚的人道主義之悲憫的他，產生了透徹心扉的震撼和洗禮。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圖片來源：勞苦大眾真理報

再次，是左翼的革命理論所產生了巨大改造作用。陳是一個聰慧的有著強烈思辨理性能力的人，僅有感性體會、精神感動和歷史認知，尚不足以形成堅固深刻的思想信念和精神信仰。因此，在陳映真這裡，他不僅僅像呂正惠指出的那樣，對左翼革命歷史的偉大性和正當性有了認識，而且，關鍵在於，在長期的孤獨的思索和領悟之中，左翼的革命理論顛覆了他所能接觸到的其他有關世界、歷史和人生的闡述，這些左翼革命理論以徹底的思想性，完全吸引了他、說服了他，讓他認識到身邊流行的人生哲學和世界認知是空泛而膚淺的，讓他完全從身邊的各類思潮中超拔而出，用完全不一樣的思維和理論視野，來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所置身的現實、歷史和文學。

最後，他的閱讀、思考以及消化的思想核心，從當時的範圍來看，應該是以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為何如此說？從文學閱讀來看，他構建了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中國三十年代的人民革命的歷史圖景，「這些禁書使他張開了眼睛，看穿生活和歷史中被剝奪者虛構、掩飾和欺瞞的部分。這些書也使他耳聰，讓他隔著被封禁的歷史，聽見了二十世紀初年新俄誕生以來，被抑壓的人民在日本、在中國、在日據的台灣驚天動地的怒吼和呐喊」（《後街》），他形成了對世界範圍內的左翼人民革命歷史脈絡的基本認知。而這種認知最終的落腳之處、凝聚之處，是在他置身其中的中國，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革命史，這是他閱讀和思考的核心環節。而他所閱讀的左翼禁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等，只能提供給他一般性的馬列主義認知（他後來多次說自己對馬列主義原典的閱讀並不精深，連《資本論》都沒讀過），《大眾哲學》提供了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人生觀，其中對中國現實和革命的分析是很少的。但是毛澤東的小冊子卻能具體地引導他分析中國歷史、社會性質和革命的方方面面，具體地面對中國的壯闊的革命歷史現實，並提供系統的中國歷史、現實、革命的理論闡釋，這與《中國的紅星》以及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配合在一起，讓左翼理論能夠深入地與歷史現實交融在一起，成為巍然不可顛覆的一段大歷史、大思想，而他自小以來對白色恐怖下中共左翼革命者慘烈事蹟的耳聞目睹，又讓他更切身地靠近了、感受了這段激越輝煌的歷史。

這是他思想和情感建構的核心與基礎。這一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中國化、在地化的馬列主義，是結合中國當時的國情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闡發，馬列主義就只能是一些關於社會、經濟、革命的世界性的一般論述，既沒有當下現實的針對性，更沒有內在的歷史連帶感，也缺乏歷史和精神的活生生的血肉，很難對陳映真產生如此之大、之徹底的震撼和改造。而他多次提到的普列漢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則在根本性的問題上，深刻地改變了他對文藝的認知，確認文學藝術起源於勞動，與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密不可分，文藝具有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文藝創作與社會革命之間有著深厚的聯繫。這種思想理論的不斷思考，才能讓他真正理解自己聽聞過的被殘酷鎮壓的台灣左翼革命者的歷史及精神抉擇。

在1963到1966年間了，他的左翼思想持續深化，這一思想的核心進一步明確為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並初步形成了台灣解放和祖國統一的思想，開始嘗試邁向實踐。「一九六五年，他在幼稚的文件中寫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台灣解放和祖國統一最確實的指導思想』，終於無法挽回地走上了投獄之一途」（《後街》），可以看出，這一「台灣解放和祖國統一」的理想，無論是從思想理論的具體指導上，還是在革命歷史的繼承和銜接上，都只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作為這一革命組成部分的台灣左翼革命史、革命精神為源流。

1967年到1968年入獄之前，「他陸續讀到了關於在六六年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日本左翼的評論的報導」，接觸到「繼續革命」的理論，陳映真事實上也是在台灣的具體環境下，進一步深化了原有的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某種理解和認同。1968年入獄，1970年轉往台東泰源監獄，在那裡，「他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縲絏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這些政治犯都是當年新民民主義革命脈絡下所殘存的革命者，在獄中因緣際合，他深入學習了中國社會史，尤其是集中閱讀了三零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文章，這進一步深化了他的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為核心的左翼思想。

在台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圖片來源：藍博洲翻攝

從《陳映真全集》來看，這些基本思想、理論方法和核心成分，在陳映真此後的半生中，哪怕經受了文革後的社會主義信仰危機，但其思想的基本立場和體系，都沒有改變，這成了陳映真思想、情感、信念的基石。指出這一基石，是為了進一步探討陳映真的文學觀及其文學創作的基本來源及特性，因為在陳映真的思想和文學之間，存在著主動的深刻的交融、互動。

陳映真全集。圖片來源：人間出版社

二

從源頭的層面來說，眾所周知，毛澤東於長期的革命實踐、軍事鬥爭、根據地建設中發展出的這一套新民民主義革命理論，以馬列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革命為核心，在哲學、歷史、社會、革命、文化等多個層面，形成了完整而徹底的思想體系。我們必須以簡要的方式指出這一思想體系的基本要點及其內含的文化理想、文藝思想。

這一文藝思想，集中體現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裡。該文繼承了馬列主義中既有的文藝思想，並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進行了創造性的深化和發展，形成了後來習稱的「延安文藝」、「大眾文藝」或「人民文藝」的文藝思想 。在這一思想體系的下的「人民文藝」，簡括起來主要有十個特點：

一，人民文藝以國家獨立、人民革命、民族解放為理想目標的引領的文藝思想和實踐，是中國廣闊的左翼革命歷史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人之解放」為最終目標，文藝是其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是近似於「革命功利主義」的「文學工具論」 。

二，人民文藝具有立足於受壓迫階級之上的「人民性」。強調文藝的階級性和人民性，這兩種性質是融合在一起的，文藝源於人民、屬於人民，要有深厚的人民立場，切實站在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上，懷著深厚的革命覺悟和思想情感進行創作 。

三，人民文藝的創作者是革命文藝工作者，他們需要深入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並善於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靈活地分析革命形勢和人民生活中的一切現象，他們的文藝創作成為革命與解放的內在助力乃至動力。

四、人民文藝工作者要融入人民，真正轉變自己階級主體、生命主體，形成深厚的階級立場和人民立場,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最終獲得自己的階級主體的轉變。

五、人民文藝工作者與群眾的關係，既是啟蒙者，更是被啟蒙者，既是老師，更是學生。歸根結底，是要站在人民立場上，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引導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啟蒙自己。

六、文藝工作者在文學創作中如何表現人民的態度問題。基本態度是立足人民立場，描寫他們不斷改造自我的過程，促進他們的進步，這一立場與一般的文學或現代文學中注重「暴露」民眾黑暗面、以為非如此不能體現深刻思想的文學不同。

七，因為文藝的物件是人民群眾，因此，在創作風格上，要能夠立足革命現實和民族風格，要瞭解群眾，寫出的作品才能為群眾所理解，同時，要能夠兼顧普及與提高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指向了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文藝方向。

八，人民文藝要吸收此前一切文藝的有益因素，面對中外文學遺產，要有深厚的人民立場，秉持批判性地繼承的態度，在此基礎上獨立創造新的人民文藝。

九，人民文藝要結合人民的需求和時代、地域的具體特點，在文藝方式進行有針對性的變革和擴展，而絕不是保守地固化在原有的文藝、文學傳統形式中 。

十，人民文藝最終要達到政治與藝術的統一，人民性與藝術性的統一。這裡的「政治」，是指立足於作為歷史主體和革命主體的人民的立場，最終指向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實踐。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吳印鹹攝。圖片來源：中國文藝網

三

我們會發現，陳映真以他的敏銳的理論思辨能力、洋溢的文學才情，深刻地消化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左翼革命理論，以及在這理論之上發展出來的人民文藝思想。歷史地看，上述以毛澤東《講話》為中心概括出來的「人民文藝」的十種品質，每一種都非常深刻的體現在陳映真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中：

比如，陳映真向來就是把文學與自己一生的左翼志業統合在一起的，他也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在台灣參與創立過各種各樣的包括台灣「勞動黨」在內的組織，他的文學創作是他畢生追求左翼理想下的「人之解放」的一部分，他甚至公開承認自己的「文學工具論」，認為文學就是自己參與理想實踐、表達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藝術工具；比如，他在青年時代開始，就在左翼革命理想的激發下，持續、深入地探索自我主體轉變的可能性，這種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向進步的人民立場的轉變，在他的青年時代的作品中，形成了在掙扎中前行、在蹎躓中徘徊上升、在絕望中迴旋探索的獨特精神景觀，呈現在他青年時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在較能夠公開討論文藝觀的70年代後期開始，「人民」就成為了他思想和藝術評論的核心詞彙，他內涵的階級和人民意識，將「人民」包納在「自我」之中，實現另一種主體的「自我」存在，在他後期的文學作品凝聚了非常深厚的「人民性」……

陳映真手稿

比如，他一生高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來分析台灣的社會性質、階級變化，並融入到自己才華橫溢、視野廣闊的文學創作之中，理性和感性相互激發、對抗交融，以此激濁揚清，嘗試推動歷史朝理想的目標發展；比如，在他70年代左翼主體和人民文藝觀基本成熟後，他在文學作品中專注於對人民的刻畫，善於發現底層人民大眾身上的隱含的精神力量，探索人民之覺醒的可能，他的文藝創作，就是一部站在人民立場，既引導教育人民、又接受人民教育的文學史，他在很多文章、訪談中反復說過，不是自以為獨立、高貴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去教育民眾，而是民眾的現實生活和精神，教育了知識份子……

比如，他敏銳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化，結合一般民眾的特點，創造性地變革當代攝影和文學報導，開創了以《人間》雜誌為載體的「人民的攝影」與「人民的報導」的融合 ，聚焦「勞動人民」的「生活現場」，致力於站在弱小者的民眾的立場，去發現、記錄和報導台灣底層現實，發掘台灣民眾在苦難中的精神之光，以此進行自我教育和教育民眾；比如，他堅持政治和藝術、人民性和藝術性的統一，他一生寫作了大量的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一切的評論，無不是首先從世界觀、人生觀等「根本問題」上著眼，以敏銳的政治意識，看破作者在思想上的貧困、虛浮，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偏狹或迷悟，正本清源，為文學找到堅實的藝術根基；比如，正是在人民文藝的根本立場上，他堅持「遼闊的現實呼喚遼闊的現實主義」，他一直呼喚和堅守現實主義為基本方向，始終堅持對古今中外各種有益的文學技巧的批判性繼承，堅持直面時代的大問題、大困境，在時代的大問題中把握人性中的永恆的因素……

陳映真主辦的《人間》雜誌

他一生的文藝思想和文藝實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應該是非常典型的「人民文藝」的代表，而且，他直面台灣獨特的時代和現實，在堅持人民文藝基本的思想的基礎上，還對之進行了極富創造力的探索，成為上個世紀中國文學中「人民文藝」的最富代表性、成就最高的人物之一。

從整個流變的過程來看，陳映真從50年代末開始了真正的左傾。在1959-1965年間，他的作品中那些隱含著的面目模糊的理想，以及懷抱著這理想的人物的的蒼白、猶豫、掙扎、絕望、死亡，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從投入文學創作之初，他就他對台灣現代主義進行持續的反思乃至批判，也需要從這個角度加以把握。從這一時期開始，想像與實踐、思想與文學、革命與文藝、自我與人民（民眾）之間的矛盾和掙扎，細膩地展現在陳映真生命和文學的多個層面，幾乎延續到他一生的各個時期。

1966、67年，主要受到文革思潮的激發和推動，加之長期的左翼地下閱讀和思考，他的思想、感情漸漸變得更加寬厚，漸漸在文藝觀和文學創作上跳出了早年的窠臼，初步形成了他的「人民文藝」的一個稚嫩的雛形，但依然沒有解決他個人在文藝思想和寫作實踐之間的矛盾。1968年被捕入獄，七年的牢獄，對陳而言，不僅僅是和革命的歷史「接上了頭」，也是情感和主體的進一步錘煉、鍛造，加之他在獄中深入地閱讀了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爭論的相關材料，因此，在左翼思想上也有進一步的開拓。應當說，陳映真的左翼主體基本成熟於七年牢獄之中，內在的文藝思想和情感，其實也轉變於這一時期。這是一個從烏托邦走向現實、從理想主義走向歷史、從自我辯詰與矛盾走向更高程度的整合的過程，也是一個從自我走向人民（他者、革命主體、歷史主體）的過程。

80年代後期以來，在這個全世界都向右轉，籠罩下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種種文藝理論話語的時代，陳映真變得更為孤獨。他一再痛心並疾呼於「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失去了馬克思主義的變革理論的視野」、「自我精英意識高漲」 ，他豐厚的人民文藝話語，仍然有待後來者理解與發掘。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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