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台灣社會性質論是陳映真在1990年代後開始求索的課題，如馬臻老師文中所說：是陳映真進入九十年代後思想危機的產物。1993年4月陳映真邀請一批志同道合的戰友，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由陳映真擔任初代會長。

陳映真研究台灣社會性質論，是為了回答「要走怎樣道路？」的問題，是陳映真主張並試圖以社會性質論指導黨的路線爭論，因此希望「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並與研究會在十年間進行大量的不懈的努力。

長期關注台灣左翼歷史的馬臻老師，在閱讀陳映真全集時，依其所思所想對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整理出四重意蘊和五重挑戰，回顧陳映真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的背景與其努力，並點出階級矛盾作為左翼立場與思想的核心，全世界左翼都面臨了階級矛盾表現形式與傳統馬列主義的經典定義有諸多不同的難題。而這正是陳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中對社會核心矛盾最根本性的挑戰和困境，也是陳映真為何在台灣如此孤獨的原因。馬臻老師指出，因為他是這個時代真正的、全面的、核心的對壘者。

兩岸犇報特轉載此文，以饗讀者，因篇幅因素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上篇。

◎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陳映真在南勢角故居書房，拍攝於2001年。圖片來源：陳文發攝影

寫下這個標題，不免有點悲傷，無端聯想起杜甫「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之類的古老詩句。當然，對自己替別人（陳映真們）感到寂寞，又不免覺得矯情。

真正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本來就極為稀少，主要就是陳映真和當年參加陳映真的讀書會的幾個同志，他們基本已不在人世。陳映真本人自不必說，就是前幾年在悼念陳映真的文章中心心念念、一再呼籲這個問題的曾健民醫生，也已於前年去世。

更重要的是，在可見的未來，這一問題估計也很難引起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和探討。

我在閱讀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對這個問題有一點非常粗淺的感想，寫了一點筆記。以下，我不採取那種「把簡單的問題搞複雜」、「把複雜問題搞得看不懂」的所謂「學術」方式，而是把筆記略加整合，以儘量簡單的方式，呈現自己的想法。

一、歷史背景

顯然，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是陳映真進入九十年代後思想危機的產物。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定位這種危機：

一是思想的危機與挑戰。進入九十年代，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情狀有了巨大變化，大陸的市場經濟突飛猛進，台灣島內的台獨思潮洶湧橫行、幾乎淹沒一切，國際上以蘇聯東歐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土崩瓦解，凡此種種，都對陳映真原有的左翼理想、思想構成巨大挑戰。他必須要重新探索，否則更本無法應對洶湧的各路思潮，給予更為深刻的反思和反擊。

說得更明確些，就是他八十年代的那些有關於台灣社會和第三世界的一般性的評論和分析，已經無法滿足他的思想需求，支撐他再走下去。他曾說：

……社會科學的派別是零星的，僅有局部的研究，而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像這種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總的反省，來尋求上接日據時代以來，比較radical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人做。這是為什麼我這個搞文學的人，最近辛苦的找了幾本書，有關政治經濟的書來翻譯，這本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覺得沒弄就走不出去，就是些幼稚的話搬來搬去，老實說，嚴格的意義上，台灣沒有左派，一直到有一個台灣資本主義論、台灣社會性質論……

他所能接觸到的各種思潮，包括洶湧進入台灣的各種後現代思潮，都「是些幼稚的話搬來搬去」，無力於解釋台灣的社會現實。所以，他必須探索台灣的歷史和現實，分析台灣社會性質，「沒弄就走不出去」。

如果說這還不夠明顯的話，我們可以從他90年代以來的戰友曾健民醫生的回憶中，得到更鮮明的資訊：

這段時間，也就是陳映真沒有創作的十年，他曾經告訴我，如果沒有經過這一番的努力研讀，他很難再走下去，可見得陳映真的思想，以及對於台灣社會研究的努力，是與他的文學創作結合在一起……

陳映真自覺到，如果不是「社會性質論」的探索，「他很難再走下去」，原有的思想，確實已經不足以支持他了。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社全體同仁。圖片來源：《人間》雜誌39期，黃淇攝

二是時代的孤獨與壓力。八十年代末之後，進入九零年代，時代風氣和思潮都有了很大變化，學界文壇的風氣也變化迅速。陳映真在台灣迅速邊緣化、日益孤立化，許多原來的朋友和同行者，都被台獨和獨台席捲而去。他迅速成為一個落伍者和邊緣者。趙剛老師曾回憶：

某雖不敏，向來對「後學」對不上調，但我也在美國學得了一套「新左派」拳法，再加上外省人焦慮吧，於是我也在1990年代初之際，突然覺得陳映真是個落後於時代的「老左」了，而這不過是兩三年之間的變化，1988年暑假我還專程去拜訪過他呢。

陳映真絕不是像普通的作家那樣，喜歡玩弄和顯擺自己的「孤獨」、「寂寞」的人。但是，他有時候還是會在一些散文裡，非常節制的提到一兩句。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陳映真在90年代以來的懷念故去的親人師友的文章中，提到自己巨大的孤獨。這種孤獨的背後，在我看來，是時代給予的深沉的壓力。在紀念姚一葦、戴國煇以及他的父親時，在寫作《後街》等散文時，他一再提到「遺世獨立」、「洶湧的孤獨」、「宿命的寂寞」（後兩個是他紀念姚一葦和戴國煇的文章的標題）。

我們可以說，「洶湧的孤獨」、「宿命的寂寞」，是他90年代以來心底的情緒的重要特徵。他完全被時代風氣和學界思潮所隔離和邊緣化了。

二、四重意蘊

陳映真在八零年代中後期，就有了研究台灣社會性質的想法，並逐漸開始著手研究和思考。1992年，陳映真透過其主持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其中包括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塗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陳玉璽《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硏究》等政治經濟學名著。

也差不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陳映真嘗試系統地提出他對台灣社會性質的歷史分析。在探索的過程中，陳映真對台灣社會性質的分析日益深入和精細，把握也越來越深刻，迄今留存在《陳映真全集》裡的、與「台灣社會性質論」有關的文字，至少不下五十萬字，這可能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產。

在我這種普通讀者眼中，陳的台灣社會性質論或許至少有四重意蘊：

一、台灣社會性質論是一種綜合性的歷史、現實把握，這絕不僅僅是在學術界內能研究、能解決的問題。它是不同學術領域的綜合和提升，是一種對於歷史、時代、文化和現實的綜合把握。是在歷史中去尋找可以變革和撬動歷史的矛盾。它與當代學術研究體制是很難相容的。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可能就註定很難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和回應。而且，這是一件無法僅僅通過知識生產和理論生產所能解決的難題。

正如陳映真自己所說，他做台灣社會性質論，「是對當面台灣的社會構造體作出分析，並加以定性，規定當面台灣社會矛盾構造的核心及其性質，找出人民為自求解放時應該加以否定的構造以及與這構造相應的階級，找出變革歷史的指導力量和輔助力量，已結成變革運動最強大的統一戰線」，這根本就進入了歷史、現實和實踐相互交叉的領域，迥異于書本上的思想生產和學術生產，是需要某種類似於「思想家」的人才能進行綜合把握的。而尋找一個社會本質性的主要矛盾有多難，我們舉幾個例子對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比如齊澤克，是當下世界最有名望的哲學家之一，他也自稱是老牌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革新運動的思索著、追求者。此君大名鼎鼎，著作等身，才華橫溢，文筆非常迷人（連我都覺得很迷人），風靡歐美學術界、思想界。他也一直在探索新的世界結構下，左翼變革的力量何在。他在很多書裡面持續提出過自己的思考，主要呈現為「無產階級」與「象徵階級」這兩個新概念，認為這兩個階級是「階級鬥爭的新座標」。「象徵階級」主要包括經理人、銀行家、學者、記者、律師等，虛擬的象徵世界是他們工作的領域，貧民窟居民則是「象徵階級」的對立階級，是新的無產階級。齊澤克還為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務提出了一個歷史譜系：19世紀是政治化的工人階級打破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壟斷，20世紀是亞洲和非洲廣大農民的政治覺醒，21世紀則是將貧民窟居民（「非結構化的大眾」）政治—組織化，其組織形式醞釀著未來社會形式的種子（可參看林哲元《空無與行動》一書中相關梳理）。

只要稍微對世界現實和左翼思想史有所瞭解，就能夠感受到，齊澤克這一套想法，看似講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才華橫溢，其實則是邏輯混亂、幼稚不堪，是子虛烏有的烏托邦，是非常可笑的。可是，這就是西方「理論大師」、「哲學大師」觀察世界、總結現實的水準。

齊澤克

又比如阿蘭·巴丟，也是大名鼎鼎的左翼哲學家、思想家，是左翼變革運動的思索者、追求者。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判斷：「從許多方面看，我們今天更切近於19世紀的問題而不是20世紀的革命歷史。眾多而豐富的19世紀現象正在重新搬演：大範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財富儀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份子的奴性屈從，探索表達共產主義設想的眾多小團體的實驗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圍追堵截的實驗精神……無疑就是因為這種情況，和19世紀一樣，今天最關鍵的不是共產主義假設的勝利，而是它的存在條件。」批評起來頭頭是道，可是，面對現實時具體的變革之矛盾、力量何在呢？

他說：「處在目前壓倒性的反動間隔期之中，我們的任務如下：將思想進程——就其特質而言總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經驗——總是地方性的和獨一無二的，但畢竟是可傳播的——結合起來，從而使共產主義設想得以復生，既在我們的意識之中，也在這片大地之上」（阿蘭·巴丟《共產主義設想》）。此類貌似高深的說法乍看很像一回事，仔細一想，又很含糊，最多可以理解為——這不就是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嗎，但是，又講得何其空洞、膚淺、大而化之！

又舉一個我國台灣地區的例子。劉紀蕙教授是台灣交通大學的教授，在太陽花運動前後，她很關注台灣社會運動的願景和展望。那麼，關於台灣社會發展，她的思考是什麼樣的呢？她說：

台灣應該採取的立場，應該是在地政府以及人民持續地介入與制衡，爭取平等貿易與自主空間，協助在地企業的提升，並且在長遠的目標上讓本地企業以及經濟模式脫離發展主義、市場自由競爭，以及資本累積擴張與私有化的惡性發展，以便能夠建立更有多面向活潑交往而不被意識型態或是資本權力壟斷的公共社會。
是否可以放棄這個框架，而重新思考一個可以促成解放動力的共同理念，以便達到和平共處並且多項交流的自由人聯盟或是小社會聯邦？（劉紀蕙《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中國」理念》）

只要瞭解世界、中國和台灣地區的現實，就會發現，這種比烏托邦還要烏托邦，比空中樓閣還要子虛烏有的「自由人聯盟或是小社會聯邦」，是邏輯錯亂、也是非常幼稚的。可是，這就是學術界中人言之鑿鑿的未來。

只有在這種對比之上，才能理解陳映真立足於台灣歷史現實，所要探索的「台灣社會性質論」，以及「規定當面台灣社會矛盾構造的核心及其性質，找出人民為自求解放時應該加以否定的構造以及與這構造相應的階級，找出變革歷史的指導力量和輔助力量」，有多麼難。

因為台灣社會性質論的綜合性、現實性、實踐性，所以，這是個不可能由陳映真和他的同志們獨立解決的問題。陳映真在做一件自己幾乎做不到的事情。

在台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圖片來源：藍博洲翻攝

二、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是迄今為止，我所能看到的關於台灣近代以來歷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最系統的最好的綜合性說明。或者說，這是一份最好的最簡明的台灣近代以來的通史。

這種感覺，必須放置到整個通史領域來對比，才會有清晰的感覺。台灣地區主流的觀點和史著，當然已經台獨化，雖然在很多細節和領域有深度拓展，但是，在整體思想和脈絡上有太多扭曲、遮蔽之處，在一個連「日據時代」都要改為「日治時代」的風氣中，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就是大陸最近這幾年出版的台灣通史類著作，比如陳支平主編的六卷本《台灣通史》、張海鵬主編的兩大本的《台灣史稿》，按理是彙集了大陸這方面的前沿學術成果，但閱讀時很容易發現，這兩套書根本無法對台灣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的歷史，提出基本的深入、連貫、系統的解釋，無法真正有立場性地深刻地呈現台灣歷史。對台灣近代以來的歷史的敘述，呈現出破碎化、表面化、無力化的特點，根本不足以幫助讀者深入理解台灣的歷史，也無法真正有力應對、反擊各類台獨和獨台的歷史思潮。甚至，在相關的歷史階段，主編人員都無法給予一個綜述性說明和序言，只是任由那些瑣細的歷史章節來填補歷史闡釋的空洞（比如陳支平主編的第五、六卷）。連我這種普通讀者，都覺得有一種粗疏的、「慘不忍睹」的感覺。

如果兩岸有讀者要站在社會主義祖國的立場，簡明而深刻地理解台灣百餘年來的歷史，對重大歷史事件和轉折有清醒而深刻的認知，對各種矛盾和變化有較為恰切的把握，顯然，他最好閱讀陳映真有關「台灣社會性質論」相關文章。

這並不是說陳映真說的都是對的。陳的思想自然也有待商榷。但是，他確實提供了一個閱讀、思考的系統解釋。以我現在狹隘的視野而言，在海峽兩岸，沒有別的替代品。

而且，我們甚至可以提出一個「武斷」的觀點：如果有一天真正有人編出一本台灣二十世紀的歷史，這本書的脈絡，就必須是在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的基礎上和延長線上，是對陳映真的拓展、深化和發展，否則，只會是一段虛假的歷史、或堆砌表象的歷史。

三、陳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傳承，是在思想、實踐、路徑等等各方面的傳承和探索，是他一生的思想探索的凝聚、定型乃至總結。

正如邱士杰所說：「『社會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論述最突出的概念之一。雖然這個概念並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後形成的一整套理論傳統。這套傳統提示著：只有正確認識革命者所身處的社會，才能制定正確的革命理論，從而指導運動實踐。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分析內涵的論述，而知名左翼作家陳映真乃是當代最熱情呼應這套理論傳統的人物。」

關於這一點，要放置到陳映真一生的思想發展的歷程中去看。眾所周知，陳映真在青年時代就接觸到了左翼革命理論書籍，承繼新民民主義革命的歷史脈絡而來，並不斷發展自己的思想，革新自己的藝術創作。八十年代，陳映真開始發展出一套第三世界理論，九十年代，陳映真推出了自己關於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歷史演變的系統思考。

我們可以說，這一理論是陳映真晚年思想探索的逐漸定型的階段，是對八十年代的第三世界論的深化和發展，是陳映真思想的地基與核心，由此出發，陳映真的思想和問題才能得到解釋。

只要稍微加以思考就會瞭解，沒有「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所謂「第三世界論」，根本就是避開對台灣深入地思考和分析，就是空中樓閣，不接地氣。九十年代的社會性質論，賦予了八十年代的「第三世界論」以地基和血肉。當下，台灣有些左翼學者提倡和發展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論，而忽視乃至無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這根本就是在緣木求魚，做一些空虛無根的知識生產，看起來似乎很高大、很正確、很新潮，但註定不可能有所突破。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恰恰是因為進入九十年代後，陳映真深感自己八十年代的思想已經不夠用了，「走不下去」了，才花費了十來年的功夫，去研究和探索台灣社會性質論。

1980年陳映真參加台灣保釣運動。圖片來源：兩岸犇報

四、社會性質論是台灣統左派的理論地基、思想地基，甚至也是兩岸統一的思想基礎之一。在這一認識上如果含糊了，就會陷入思想混亂的狀態中。這是一個核心的思想基礎，陳映真心心念念，就是想要給兩岸的後來者留下這一個堅實的基礎。

在陳映真流傳下來的未刊發的手稿中，有一篇長達30頁的《台灣反帝·人民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初論》，寫於90年代中葉。雖然不是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論的最終結論，但卻最系統、全面地展現了陳映真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風貌。在文章中，陳映真反思左翼統一運動的低潮和「失敗」，提到：「『左翼』『中國統一派』在這次大選中，也象徵性的表現了七零年代中期後繼五零年代肅清運動後重新興起後的最低潮。它在政治、文化、工運、社運各條戰線上呈現思想混亂、認識模糊、失敗主義、離心離德、組織渙散、紀律蕩無、士氣空前低落的情況。」他也批評自己：

過去運動的失敗和不發展，在於對台灣社會及「國家」性質認識的空泛、幼稚，甚至長期沒有認識，以致在認識、行動、組織上陷於癱瘓，實踐力低下，主觀主義、唯心主義、事務主義和失敗主義不斷嚴重化。我個人在這些方面完全犯了嚴重的錯誤，蹉跎敷衍，問題益為嚴重。

關鍵就是無法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思想。因此他說：

由於思想上沒有焦點、沒有統一，形式的整頓，無補於事。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是試著以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和觀點，對當前台灣「國家」和「社會」進行一次科學的分析。易言之，就是對當面台灣的社會構造體作出分析，並加以定性，規定當面台灣社會矛盾構造的核心及其性質，找出人民為自求解放時應該加以否定的構造以及與這構造相應的階級，找出變革歷史的指導力量和輔助力量，已結成變革運動最強大的統一戰線；規定當前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變革之社會經濟上的性質、方向與路線，從而據之以展開學生、環保、文藝、文化、原住民解放、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

理解了這一點，就理解了為什麼晚年的陳映真那麼致力於台灣社會性質論的研究探索，就理解了在2006年他最後離開台灣之前，還心心念念惦記著這一點。

（未完）

下篇：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四重意蘊和五重挑戰（下）

◎作者：馬臻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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