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陳映真在南勢角故居書房與魯迅像合影，拍攝於2001年。圖片來源：陳文發攝影

一

陳映真先生是我國台灣地區著名的作家，雖然英語、日語都很嫺熟，但並非專業的翻譯家。1994年，他突然翻譯了聶魯達的一首詩《獻給黨》：

您給了我兄弟骨肉的情份，
去愛我所不認識的人。
您把眾生的力量團結在一起。
像送給我一個新生的嬰兒，
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

您讓我擁有一個孤單的個人所不能體會的自由。
彷佛點燃篝火那樣，
您教會我把心中的愛與溫暖燒旺。
您授與我凡樹木所必要的正直。
您教導我認識到人的共性和差異。是您讓我明白：
個人的痛苦如何在全人民的勝利中消失。

您教會了我在咱窮苦兄弟的硬板床上酣睡。
您把我打造在現實的根基之上，
如同在堅實的磐石上。
您讓我知道要仇恨敵人、抵擋獨夫。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
也看到人類幸福的可能。
您使我堅不可摧，
因為我與您同在，
我雖死而猶生。

據台灣老詩人施善繼回憶，陳映真於1994年左右，經施善繼推薦，在一張音樂專輯中看到這首詩。在聆聽樂曲的過程中，他深受感染，乃至掩面哭泣，在感動流淚之中立即著手翻譯了這首詩。

這首詩中，有「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的民族、理想的覺悟；有「在咱窮苦兄弟的硬板床上酣睡」的立場和情感；有從革命解放運動中所感受到的「愛」與「團結」的讚頌；有「認識到人的共性和差異」的辯證法；有「個人的痛苦如何在全人民的勝利中消失」，將個人融入人民時的幸福與有力；以及「把我打造在現實的根基之上」，「看見人世的光明」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理想主義憧憬；在黨組織的引領和團結下，「使我堅不可摧」「雖死猶生」的領悟與超越——這都意味著，陳映真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組織和精神，有深入骨髓的領悟與繼承，並由此讓他獲得了思想、精神乃至整個生命的昇華與超越。而處於這一段歷史、精神的核心處的毛澤東，則恐怕佔據了某個思想和情感的重要位置。雖然陳映真半個多世紀以來，都無法明言這一關鍵。

只有理解了這一關鍵，才能理解陳映真的思想與感情的特質。這與個人崇拜完全無關。這是一種理想、歷史、思想、精神的深刻覺悟與超越。

二

陳映真在南勢角故居書房，拍攝於2001年。圖片來源：陳文發攝影

陳映真，原名陳永善，我國台灣地區著名的統左派人士。1968年7月台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包括陳映真等「民主台灣聯盟」成員共36人，陳映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並移送綠島。1975年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的特赦，而提前三年出獄。

學界談及陳映真，喜歡將之與魯迅聯繫起來，相關的研究積累已經很多。因為，陳映真自少年時代就熟讀魯迅，並在多篇回憶文章中談及魯迅對自己深刻的影響。相關研究也顯示，魯迅在精神、思想、文學創作上，對陳映真有多方面的影響。但是，雖然陳映真在回憶文章中提及，自己從50年代末葉開始即接觸毛澤東的作品在內的左翼思想文化書籍，並深受影響，60年代中期以來，更是以中國左翼革命理論及其核心——毛澤東的思想，不斷深化他的思想、藝術探索，但是，學界很少有人談及毛澤東對陳映真的深刻影響。

原因很簡單，在台灣80年代末葉解除解嚴之前，左翼革命一直是恐怖和禁忌，陳映真無法提及毛澤東。而在90年代以後，在台獨全面的去中國化思潮之下，陳映真也很難在公開的文章中按自己觀點提及毛澤東，這已經變得非常不合時宜，受到文化界強烈的誤解和排斥。所以，如果我們以台灣人間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23卷本的《陳映真全集》來看，陳映真極少提到毛澤東，偶有幾處提及，也極其簡略，形成了一種意味深長的沉默與空白。

所以，毛澤東雖然對陳映真有著深刻的、甚至關鍵性的影響，但是，卻沒有人有意識地去探討陳映真與毛澤東的關係。

三

但是，陳映真與毛澤東，在精神上有著某種深刻的呼應。

陳映真出生於一個基督教氛圍極為濃郁的家庭，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陳映真本人在青少年時代，也是一名基督徒。雖然陳映真在成為中國左翼的信仰者和追隨者之後，就已經不再是一名基督徒。但從源頭來看，陳映真對左翼革命的理解和信仰，本就既有政治的、社會的、革命的一面，又有基督教的深切的精神涵養。終其一生，陳映真堅持社會主義信仰，是中國左翼革命在台灣的追隨者、探索者和實踐者。但是，他一生又對基督教信仰有著深切的關注和理解，對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表達，這融化在他大量的小說和評論之中。

從最早的影響來看，無論是高中時代以史懷哲為精神偶像，還是50年代末在大學期間閱讀《西行漫記》（《中國的紅星》）所受的巨大震撼，並以之樹立自己的左翼想像與信仰，這其中，都有著強烈的對人的精神深處的真誠、愛與情操的體會、融入，陳映真回憶初讀《西行漫記》：「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淚直掉，渾身發抖，我忽然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訪談）再燃上一支蠟燭》）。趙剛曾分析：「陳映真在閱讀《西行漫記》時，看到紅軍、黨員，與群眾，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卻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愛、學習，與向上的人格與實踐，並熱切相信中國與人類必將解放……，他能不想像這是彼岸天國在此岸大地上的真實實現嗎？能不想像『祖國』，或『革命』，是『耶穌』這個象徵愛與真理的普世能指，在當代的具體呈現嗎？」

圖為1938年、1948年出版的《西行漫記》。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筆者想要指出的是，《西行漫記》恰恰是從日常的生活、行為、交往、言談的層面，以生動的細節，來自然呈現日常生活中的紅軍的精神面貌，它之所能如此巨大地震撼乃至改造陳映真，恰恰是因為它不是抽象的、口號的、政治經濟的、革命思想層面的表達，而首先是生活、人格、情感、倫理的細節的點滴日常的呈現。而在《西行漫記》中居於核心的毛澤東的革命者形象，應該就成為了陳映真理解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解左翼革命者的一個典型，是陳映真受到感召的精神之源。

在陳映真的感覺深處，事實上，左翼革命也就包含了基督教福音的深刻元素，它與革命交融一體，並非完全衝突。陳映真在80年代後曾經關注過基督教中興起的「解放神學」，他是站在受壓迫民族、人民的解放立場，來批判傳統基督教的墮落，並熱切呼籲「解放神學」的。這一左翼的民族解放立場，是陳映真一生不變的根基，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共領導下的政治、文化的革命，「中國人民」的政治主體性的重塑，確實是「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

四

呂正惠在《1960年代陳映真統左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曾提出：「基本上我們可以斷定，陳映真一生思想的根底在1960年就已成形了，以後只是不斷發展、不斷深化而已」，「陳映真是新中國革命黨人在台灣的遺腹子，我覺得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才能理解陳映真一生的作為」。

1957年，時為成功高中學生的陳映真（右二）參加反美示威，抗議駐台美軍士兵無故槍殺劉自然。圖片來源：國家人權博物

但陳映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氛圍下，唯讀過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出版的小冊子，是無法接觸到毛澤東的完整的著作的。轉機出現在1964年，「他結識了一位年輕的日本知識份子。經由這異國友人誠摯而無私的協助，他得以在知識封禁嚴密的台北，讀到關於中國和世界的新而徹底（radical）的知識」（陳映真《後街》），據後來者回憶，這些書籍包括《毛澤東選集》、馬克思《資本論》、列寧《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日文書刊 ，1965年「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大正末年一個著名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寫的入門書《現代社會之不安》為他的讀書小圈增添讀物」。 值得注意的是「新而徹底」的這一評語，這意味著《毛澤東選集》等書籍，不僅彌補了此前較為零散的左翼閱讀的不足，帶來了新的知識，而且，這是知識思想是「徹底」的，這一修飾語顯示出，陳映真被這些思想完全而徹底的說服。

左翼思想的持續發展帶來實踐的強大要求，哪怕面對著可怕的白色恐怖。1964年，「他的思想像一個堅持己見的主人對待不情願的夥計那樣，向他提出了實踐的要求……讓幾個帶著小資產階級的各樣軟弱和缺點的小青年，不約而同地，……走到了一起」，組成了一個「讀書小圈」 。「一九六五年，他在幼稚的文件中寫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台灣解放和祖國統一最確實的指導思想』，終於無法挽回地走上了投獄之一途」（《後街》），可以看出，這一「台灣解放和祖國統一」的理想，無論是從思想理論的具體指導上，還是在革命歷史的繼承和銜接上，都只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作為這一革命組成部分的台灣左翼革命史、革命精神為源流 。

這裡的關鍵在於，毛澤東的作品，與一般的馬列主義書籍不同。因為它能具體地引導陳映真分析中國歷史、社會性質和革命的方方面面，具體地面對中國的壯闊的革命歷史現實，並提供系統的中國歷史、現實、革命的理論闡釋，這與《中國的紅星》以及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配合在一起，讓左翼理論能夠深入地與歷史現實交融在一起，成為巍然不可顛覆的一段大歷史、大思想。而他自小以來對白色恐怖下中共左翼革命者慘烈事蹟的耳聞目睹，又讓他更切身地靠近了、感受了這段激越輝煌的歷史。

這是他思想和情感建構的核心與基礎。這一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中國化、在地化的馬列主義，是結合中國當時的國情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沒有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的闡發，馬列主義就只能是一些關於社會、經濟、革命的世界性的一般論述，既沒有當下民族現實的針對性，更沒有內在的歷史連帶感，也缺乏歷史和精神的活生生的血肉，很難對陳映真產生如此之大、之徹底的震撼和改造。

1967年到1968年入獄之前，「他陸續讀到了關於在六六年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日本左翼的評論的報導」，接觸到「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他後來回憶，自己的「認識還是幼稚的」，但「這些外語材料給予他思想和情感的震動，有如山崩海嘯。」直接影響和推動了他進一步改造自我、超越自我，走向實踐。1968年入獄，1970年開始接觸到台灣地區殘存的被關押20年以上的左翼革命者，這對他是非常巨大的衝擊。這些長期深陷縲絏、倖免於難卻處於漫無盡頭的監禁中的革命者，是中國大陸共產黨革命的餘脈，這讓陳映真的思想、精神、歷史、生命等各個維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產生了更為深刻的關聯，他不再是一個遙遠的「追隨者」、「悼念者」，而成了一個「置身其中」的參與者、繼承者。

在台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圖片來源：藍博洲翻攝

在這個層面上來理解，毛澤東對他而言事實上不再只是一般的革命理論家，而是一個在思想上、組織上、人格上的引領者。台灣地區有一些學者曾經關心過陳映真到底有沒有入黨，也曾討論過陳映真以及台灣老一代統左派身上那種強烈而高尚的「黨性」——強烈的政治敏銳感，以集體、大局為重，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事業為重，無私、忘我。要理解這種精神品格和「革命覺悟」，事實上，必須放置到他入獄前長期地閱讀、思考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中國左翼革命理論書籍，並不斷以之來鞭策和改造自己這個層面來看。而在獄中與殘存的左翼革命黨人的融合，以及在這種相遇之後的自我反省和鍛造，則意味著這種改造的基本成型。

他已經不再是一般的左傾的、或左翼的知識份子。在某種程度上，他是一個有歷史、思想和組織背景的、左翼革命的繼承者、社會實踐者。這重塑了他的自我之主體。

五

這種思想、精神上的影響，是全面的。

舉一個例子，很多論者所習稱或批判的陳映真的「民族主義」，大多是站在論者立場所想像和臆構的「民族主義」，基本沒有結合陳映真整體的思想理論來分析，事實上並無具體的思想內容，只能說是一種心靈和情感基礎，不能成為一種思想理論。如果一定要討論陳映真的民族主義思想，其理論化的根源，應該還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毛在抗戰初期、中期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對國家、民族的性質、革命方向的清晰定位與分析，需要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視野下來理解，其中也已經包含了後來的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的價值立場、思想立場。

熟讀《毛澤東選集》的陳映真，如果有所謂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也主要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體系中發展的民族思想。陳映真一生能夠堅持的民族統一立場，除了從小奠定了對祖國、民族的深厚感情之外，更關鍵的是因為他有一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發展而來的思想體系，後來發展成了較為完備的第三世界理論。這一理論體系以「人民」為中心，致力於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立足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的獨立和解放，給予他清晰、宏闊、透徹的思想支撐，因而，哪怕是在70年代末遭遇文革結束後的社會主義信仰危機，還是在80年代滾滾而來的台獨大潮中，他都絲毫不為所動，看穿了當時主流思想界的各種有關現代化、民族、殖民、後殖民的台獨流行理論的虛浮混亂，斥之為頭腦不清的胡說八道、奇談怪論。

1980年陳映真參加台灣保釣運動。圖片來源：兩岸犇報

當然，陳映真是一個優秀的作家。左翼的革命思想理論、文藝理論，最終要與他的創作，也就是這種文學創作背後的情感、想像、形象等等融合起來。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會發現，陳映真一生不斷探索左翼的革命理論、文藝理論，並以敏銳、富有才華的創作，對中國左翼革命中發展而來的文藝思想，尤其是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發展出來的「人民文藝」，做了精彩的探索和發展。

比如，陳映真向來就是把文學與自己一生的左翼志業統合在一起的，他也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在台灣參與創立過各種各樣的包括台灣「勞動黨」在內的組織，他的文學創作是他畢生追求左翼理想下的「人之解放」的一部分，他甚至公開承認自己的「文學工具論」，認為文學就是自己參與理想實踐、表達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藝術工具；比如，他在青年時代開始，就在左翼革命理想的激發下，持續、深入地探索自我主體轉變的可能性，這種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向進步的人民立場的轉變，在他的青年時代的作品中，形成了在掙扎中前行、在顛躓中徘徊上升、在絕望中迴旋探索的獨特精神景觀，呈現在他青年時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在較能夠公開討論文藝觀的70年代後期開始，「人民」就成為了他思想和藝術評論的核心詞彙，他內涵的階級和人民意識，將「人民」包納在「自我」之中，實現另一種主體的「自我」存在，在他後期的文學作品凝聚了非常深厚的「人民性」……

比如，他一生高度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來分析台灣的社會性質、階級變化，並融入到自己才華橫溢、視野廣闊的文學創作之中，理性和感性相互激發、對抗、交融，以此激濁揚清，嘗試推動歷史朝理想的目標發展；比如，在他70年代左翼主體和人民文藝觀基本成熟後，他在文學作品中專注於對人民的刻畫，善於發現底層人民大眾身上的隱含的精神力量，探索人民之覺醒的可能，他的文藝創作，就是一部站在人民立場，既引導教育人民、又接受人民教育的文學史，他在很多文章、訪談中反復說過，不是自以為獨立、高貴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去教育民眾，而是民眾的現實生活和精神，教育了知識份子……

比如，他敏銳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化，結合一般民眾的特點，創造性地變革當代攝影和文學報導，開創了以《人間》雜誌為載體的「人民的攝影」與「人民的報導」的融合，聚焦「勞動人民」的「生活現場」，致力於站在弱小者的民眾的立場，去發現、記錄和報導台灣底層現實，發掘台灣民眾在苦難中的精神之光，以此進行自我教育和教育民眾；比如，他堅持政治和藝術、人民性和藝術性的統一，他一生寫作了大量的文學和文藝評論，這一切的評論，無不是首先從世界觀、人生觀等「根本問題」上著眼，以敏銳的政治意識，看破作者在思想上的貧困、虛浮，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偏狹或迷悟，正本清源，為文學找到堅實的藝術根基；比如，正是在人民文藝的根本立場上，他堅持「遼闊的現實呼喚遼闊的現實主義」，他一直呼喚和堅守現實主義為基本方向，始終堅持對古今中外各種有益的文學技巧的批判性繼承，堅持直面時代的大問題、大困境，在時代的大問題中把握人性中的永恆的因素……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社全體同仁。圖片來源：《人間》雜誌39期，黃淇攝

他一生的文藝思想和文藝實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應該是非常典型的毛澤東所呼籲的「人民文藝」的代表，而且，他直面台灣獨特的時代和現實，苦苦探索左翼理想照耀下的現實之路、文學之路，在堅持人民文藝基本的思想的基礎上，還對之進行了獨特的、極富創造力的探索，成為上個世紀中國文學中「人民文藝」的最富代表性人物之一。

六

這裡要特別提到，70年代末葉，文革的黑暗面在台灣得到空前集中的報導。陳映真的社會主義信仰受到深刻打擊與挑戰。於是，1980年到1983年左右，我們會看到，他在各類文章、評論中，集中地、劇烈地批判大陸的黨和政府，聲援當時大陸的批判性知識份子，那麼，這可以理解為陳映真從社會主義信仰和毛澤東思想的戰線下「退卻」下來了嗎？

兩岸的不少研究者，或多或少地誤解了陳映真這一階段的性質。在此，可以簡單指出三點：一是陳映真堅持的社會主義立場、新民主主義革命視野下的「中國人民」立場一直沒有改變，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日益深入和強化。他是站在這樣一種中共領導下的人民革命的立場，來批判大陸政府的種種負面問題的。這是他左翼立場的深化期。二是他的批判思想，完全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思路、成果來進行批判，階級視野、人民立場、實事求是、民主解放、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第三世界論，凡此種種，莫不深刻關聯。這是他的左翼思想的成熟期。三是他的根本指向，是朝向左翼人民民主革命下的兩岸統一，是在反帝、反殖的視野中，與大陸批判性的知識份子的相互呼應，在當時，他所支持的大陸知識份子，大多仍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理論話語，因此，被陳映真視為「同道」。

從70年代末的劇烈批判，到80年代末葉那場震動世界的政治風波，陳映真其實一以貫之，他的立場和思想沒有任何轉變。許多或善意、或惡意的研究者，對此多有誤解。80年代末葉的那場政治風波後，陳映真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在台灣這樣的遍地的反共、反中的意識形態洪流中，巋然獨立，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清明的理性、深刻的反帝反殖思想，對80年代末的政治動亂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反思、反擊海內外洶湧的反共反華聲浪，並在次年率領中國統一聯盟到訪北京。這尤其了不起。

翻攝自《人間》雜誌（1989年6月號）。

這一清醒的立場抉擇，也讓他遭受了大量的誤解、污蔑和攻擊，日益變得孤獨起來。很多被台獨思潮和西化思想洗腦的人，以此污蔑陳映真，說陳映真受到大陸種種政治好處，此類無恥的謊言當然全是睜眼瞎說。只要稍微瞭解陳映真的生平遭際，稍微瞭解陳映真所生活的台灣社會，就能夠很清楚地看到，陳映真在80末的抉擇，從現實層面來說對他是太「糟糕」了，讓他迅速邊緣化、聲譽大受「打擊」，種種壓力倍增。但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80年代的陳映真一脈貫穿的探索史，表明了他是一位中國立場鮮明、有著深刻的馬列主義立場和社會主義信仰的人，有著極為深刻和堅決的政治覺悟。

90年代以來，陳映真與島內的統左派（社會主義統一派），一直是最堅定的中國統一的支持者、踐行者。他不僅要迎戰各種非左翼的思想，甚至還要迎戰左翼內部各種分裂的思想主張。他的處境，甚至比魯迅三十年代的「橫戰」還要糟糕和孤立。

當時，海外及台灣的部分激進的左翼革命的支持者、信仰者，或者說自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認定大陸的社會主義已經變質，由此否定了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並主張「一島革命論」等，變相地支持台獨或獨台。這些人被稱為「毛派」。陳映真和統左派的同志們一起，多次撰文批判過毛派，他對毛派的錯誤觀點的批判，在我看來，並非是對毛澤東的否定，而恰恰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肯定與維護。

「毛派」的思想，其實是從毛澤東的後期部分思想中有選擇性的「發揮」、「創造」出來的，既沒有照顧到毛澤東思想的整體構成和關鍵要素，更是忽略了毛澤東一生所追求的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理想，以至於從客觀上是站到了民族分裂的立場上（或許並非主觀有意為之），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大背離。

在我看來，陳映真對「毛派」以及左翼內部其他各類台獨、獨台思潮的批判，恰恰展現了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以及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深入把握和領會。

七

縱觀80年代以來，他與台灣統左派傑出的同志如陳明忠、林書揚等人一起，創辦《人間》、籌建「中國統一聯盟」，參與夏潮聯合會、勞動黨，進行台灣社會性質的研究和討論，無不表明他是一位左翼革命的精神傳承者、實踐探索者、組織引領者，他身上既有濃郁的知識份子氣質、藝術家氣質，這是他的天賦所在；同時，他又具有濃郁的中共引領下的革命實踐者的氣質。這二者相互激發，融為一體，並不矛盾。

1991年陳映真（左）與時任台灣左派政黨勞動黨副主席的林書揚走在「五一」遊行隊伍的前列。林書揚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坐牢最久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犯，系獄時間長達34年又7個月，2012年亦病逝於北京。圖片來源：李文吉攝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身上既有魯迅的知識份子氣質，又具有毛澤東的革命實踐者的氣質。知識份子敏感、高雅、才華橫溢，獨立，乃至浪漫，「自我」意識複雜、深刻而強烈；革命實踐者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重大局，重組織，無私忘我，「人民」意識坦蕩渾厚。這二者融匯在陳映真的心靈深處。

從時段來說，早年的陳映真更近於魯迅的左翼知識份子氣質，但他強大的理性氣質，以及深厚的政治關懷、人間關懷，則又推動著他不斷去探索中國左翼革命的思想、精神和歷史，不斷進行艱苦的自我「革新」，於是，他的內在之中又有了革命者的雛形。出獄之後，陳映真人到中年，思想、氣質和實踐更近於毛澤東這樣的革命者，但他又有非常特色鮮明的、敏感穎悟的知識份子的才華和天賦，二者相互深化，支持著陳映真不斷向前探索。台灣作家藍博洲在一次研討會上，曾敏銳地指出過：陳映真有著魯迅式的知識份子、藝術家的氣質和天賦，但想追求和實踐的，卻是毛澤東那樣的革命者的事業。

從寫作上來說，陳映真青年時代以來，就不僅擅長寫想像豐富、人性幽微曲折、人間關懷濃郁的小說，也善於寫堂堂正正、清晰深刻的議論類文章，他的小說受魯迅影響頗深，但論文則更近乎毛澤東詩的清明和理性，而沒有魯迅雜文那樣的短小精悍、旁逸斜出、刁鑽尖銳，將雜文打造成了另類的「文學」樣本。

從哲學上來說，陳映真的人生哲學，既有知識份子的敏感、憂鬱、孤獨、正直，又有毛澤東式的革命者的通過思想來引領人生的清醒、闊大和堅決，這兩種人生哲學在他的生命深處迴旋，交響出宏大的人生音樂。那是一段中國左翼革命所傳承下來的堂皇之音。

那麼，魯迅和毛澤東，這兩種表面上不同的氣質和路徑，真的是矛盾的嗎？我想不是的。在實踐上，時代固然沒有提供給他一個合適的現實空間，來順利地展開他的左翼社會革命實踐，這是台灣殘酷的現實限制；但在精神和藝術上，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藝術家的自我鍛造，我以為他是成功的，也是和諧的。他的曲折頓挫的經歷、豐富多樣的寫作、複雜尖銳的內涵，比那種純粹的一般的所謂「藝術家」，比那些流行的空洞矯情、自以為是的寫作者，要豐富深刻得多。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海峽兩岸乃至海外的研究界對他的理解大多還很隔膜和膚淺，雖然他的故鄉台灣在不斷扭曲和遺忘著他的形象，但這樣一個真正的大寫的人，必然在此後的歷史中得到不斷的紀念和迴響，給予後來者以真正的人生、歷史的啟迪。

到今年，陳映真已經去世六年了。但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發展而來的思想、精神、文藝，還在感染著一批又一批讀者。

用聶魯達的《獻給黨》裡面的詩句來說，「您重新將祖國賜給了我」，「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我與您同在，/我雖死而猶生。」

◎作者｜馬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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