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
◎原文出處｜馬振衣的書房

1983年，王安憶與她的母親茹志鵑於美國愛荷華合影

中國當代作家裡，王安憶和陳映真的關係很有意思。

1983年，陳映真(1937-2016)、茹志鵑(1925-1998)、王安憶(1954-)等人，在聶華苓(1925-)、安格爾(Paul Engle,，1908-1991)所規劃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邀請下，共同在美國愛荷華一同生活、研習、創作了三個多月。王安憶與陳映真多有交集。

當時王安憶還是出道不久的青年作家，而陳映真卻正值盛年，從此後二人的文字來看，顯然王安憶受陳映真的影響要大得多，而陳映真說不上受到王安憶的什麼影響。1985年，陳映真寫過《想起王安憶》，向台灣文壇推介王安憶及其作品，筆調之間，就像關懷一個鄰家小妹妹。但此後，陳映真就甚少提及王安憶，80年代之後則更是諱莫如深，翻遍《陳映真全集》，也不見其談及王安憶。

但王安憶則恰恰與此相反，她在1991年寫出《烏托邦詩篇》，以中篇小說的篇幅、散文的抒情筆調，寫出了自己對於陳映真深長而又複雜的「懷念」。2003年撰寫《英特納雄耐爾》一文，再憶陳映真。2008年，在陳映真病倒後，作為著名作家的她，甚至還參加在台灣舉行的陳映真研討會，提交長篇論文體文章《陳映真在<人間>》。這三篇文章後來彙合成一本書《烏托邦詩篇》，2011年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王安憶回憶陳映真的文章，後來在文壇學界、網絡媒體流傳甚廣，有不小的影響。

因為多年來，基本上是王安憶追懷陳映真，所以，我們所談論的「王安憶與陳映真」，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就是王安憶眼中的陳映真。

1983年愛荷華，在聶華苓和安格爾的客廳，前排由左到右依次為安格爾、陳麗娜、聶華苓和王安憶，後排由左到右依次為陳映真、茹志鵑和許世旭夫婦

一、1991年，對「烏托邦」的「懷念」

據事後二人回憶，1983年的愛荷華之行，雙方都有良好的印像。陳映真撰文，稱王安憶真實誠懇；王安憶則在多篇文章中表達了對陳映真深長的仰慕和懷念。不過，這種「懷念」與一般的朋友之情並不相同，在《烏托邦詩篇》裡，王安憶寫過：

「可是在我，對這一個人的懷念卻變成了一個安慰，一個理想。他離我多遠都不要緊，多久沒有回應也不要緊。對這個人的懷念，似乎在我心裡，劃出了一塊淨土，供我保存著殘餘的一些純潔的、良善的、美麗的事物；對這個人的懷念，似乎又是一個援引，當我沉湎於紛紜雜沓的現實的時候，它救我出來瞭望一下雲彩霞光，那裡隱著一個輝煌的世界；對這個人的懷念，還像一種愛情，使我處在一雙假想的眼睛的注視之下，總想努力表現得完善一些。」

在這段著名的敘述中，王安憶的「懷念」，顯然超出了友情的範疇，而近似於對於「偶像」的追懷。王安憶在文中說得很清楚：「我選擇了這個人作解救我的力量」，事實上，她是將陳映真當作精神上的前輩、偶像和理想，來進行追懷和想像的，並以此作為矯正、提升乃至解救自己的力量。

在《烏托邦詩篇》中，王安憶以動人的筆墨，穿插敘述了他們在愛荷華的種種交往，並且以帶有小說意味的語言和想像，不斷在回憶和現實之中曲折來回，勾勒自己離別歸國後的種種遭際，尤其是寫作上、心理上遭遇的困境，並將這對這種困境的體驗、追索和克服，引向對陳映真的思考和共鳴，甚至將之擴大成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一種長遠的追尋。她說：「我的懷念逐漸變化為一種想像力，驅策我去刻畫這個人。這是一種要將這種懷念物化的衝動。這是一個冒險的行為，因為這含有將我的懷念歪曲的危險。」

在她這裡，陳映真象徵了一種精神的高貴神奇的存在，在有些時候，她將之比擬為「神靈」，而自己則是「世俗」之女子，她說：「因為我覺得這個人的情感是一種類似神靈之愛的情感，而愛情是世俗之愛，世俗之愛遍地都是，俯手可得。像我這樣生活在俗世裡的孩子，有時候卻也會嚮往一種超於俗世之上的情境。」這種「神靈」般的純化，是一種想像和感覺——

「有一段時間，我真的很懷念他。懷念他的這一種心情，有時會使我覺得，開始往那個神靈世界接近了。這純粹是一種感覺……」

這種精神性的抽象書寫是有挑戰性的，是困難的，她感慨：「要物化一種精神的存在，沒有坦途，困難重重。」但她又必須去寫，因為她要借此來叩問自己的命運和方向。王安憶說：「其實我正在走向這個人。我的一切努力，其實都是在為認識這個人做準備。」他對陳映真的追懷，被誇張地推向了命運的程度。

這種小說化的沉溺於其中的追懷與想像，昭示著王安憶要將陳映真從一個具體的人、具體的作家，提純到一種精神、命運和方向的高度，乃至是寫作的救贖的高度。有幾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值得注意。一是全文從不提及「陳映真」這個名字，而是用「這個人」代替；二是幾乎不正面描寫陳映真的具有內涵性的細節、言語，有意將陳映真的形像抽象化、提純化，也就是說，陳映真在這裡，不是作為一個現實的、具有豐富的血肉氣息的人出場的，而大多是作為一種象徵和高度、想像和理想而出場的。三是裡面提到了其他一些人物，王安憶也做了類似的處理，比如其中出現的張承志、小孩等等，都如此。

從《烏托邦詩篇》本身的效果來看，我以為王安憶基本達到了她設定的目標。在這個作品的後半部分，當王安憶沉溺在自己的困境和拷問之中時，為了對自我的內心和精神進行深一層的挖掘，她不僅反復書寫陳映真，甚至還拉出了黃河與張承志，用她與張承志之間的「誤會」，來書寫張承志「燃燒」的理想主義精神，並以之為襯托，更加彰顯出陳映真的理想之高邁、精神之純粹感人。

但是，陳映真在王安憶的筆下，到底具有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呢？我們仔細閱讀相關文字，就會發現，陳映真的形像在某種意義上被抽象化了、理想化了，同時也就是模糊化了。王安憶只是含糊地說：「我承認世界本來是什麼樣子的，而他卻只承認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我以順應的態度認識世界，創造這世界的一種摹本，而他以抗拒的態度改造世界，想要創造一個新的天地。」

因此，即使在1991年的《烏托邦詩篇》的結尾處，她肯定了陳映真及其精神，並以之來校正自己的精神方向，「我不知道這個世界能否如這個人所良善願望的那樣變化，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個人的心裡，應當懷有一個對世界的願望，是對世界的願望。我的源泉來自於對世界的願望，對世界的願望其實也發生於這世界誕生之前，所以，這願望也是起源。」但是，這個良善「願望」其實是含糊的，從整個文章來看，是糾結而無力的，借由對陳映真的追懷，她雖然超越了原有的心理困境，但是，卻沒能真正提示出什麼具體的方向。王安憶一方面準備追尋「良善願望」，說自己充滿了「古典式的激情」，嚮往著「河流」與「燃燒」；但另一方面，卻一再承認著：「文學無法將我從經驗中解救，我的文學沒有這樣的力量，我的文學充滿了急功近利的內容，它渴求現世現報，得不到回應它便失去了意義」。

這為後來他對陳映真的疏離和否定，埋下了伏筆。

陳映真先生與魯迅像。圖片來源：陳文發攝影

二、2003年的，時代的「落伍者」

正如王安憶自己所說，她向來是一個很「現實」或「世俗」的人，與現實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有著同頻共振的一面。而1991年左右的中國大陸的主流文壇，經歷著一場深刻的改變——從原有的高蹈而空虛的理想主義，走向世俗的市場經濟的時代。

我們會發現，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王安憶寫出的一系列作品：1988年的《神聖祭壇》、1990年《叔叔的故事》、1991年《烏托邦詩篇》以及1992年的《紀實與虛構》等，都致力於探討了寫作與現實、歷史、未來，尤其是與個人生存的關係，以深刻的自剖性與連續性形成了「作家的故事」系列，似乎是想通過對自己所身處、所觀察和思考的文壇作家的拷問，實現自我理解的深化，最終獲得自我的轉變與成長。是在這種氛圍下，她寫下了《烏托邦詩篇》，不過，正如這個標題及其內容所顯示的，這注定是她自己營造和想像的「烏托邦」而已。

十二年後，她在2003年，用《英特納雄耐爾》一文，向我們驚心動魄地展示了她內心營造的「烏托邦」的潰散與覆滅。

《英特納雄耐爾》是一個內涵矛盾的文本，十分有趣。一方面，王安憶依舊深情回憶陳映真，有著真實的情感涌動；但是另一方面，她也非常現實地提到，「這些年裡，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也就是說，自1990年陳映真來大陸，王、陳二人倉促間第二次相會之後，他們就早已發現了彼此其實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或者說，在本質上就不是同一類人，因此，90年代以來雖然兩人其實見面機會很多，但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他們之間疏離的原因很簡單，並非如王安憶在文中所說的「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這種「負擔」，恐怕大多是王安憶單方面的感受吧，我覺得真實的原因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在該文中，王安憶用深情的方式，徹底否定了陳映真，也徹底否定了自己當年所營構的「烏托邦詩篇」。她描述了自己與陳映真之間微妙的歧異與爭執：

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內容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的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內容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王安憶的創作和邏輯，是牢牢立足於現實和世俗的，她的感覺以及思想立場，用她自己當年在《烏托邦詩篇》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我承認世界本來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承認背後，有著順隨和描摹的意味，在這篇文章中，她也一再感嘆：「尋根已無法實現，我這一個孩子，無根無底」。無論是當年的「烏托邦詩篇」，還是如今的挽歌似的「英特納雄耐爾」，其實，王安憶都沒有展示出任何具體的超越乃至反抗世俗的理想、目標，也沒有任何堅定的世俗之外的精神立場（她自己稱之為「無根無底」）。

因此，我們會看到，在《英特納雄耐爾》中，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指斥是非常膚淺的：「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言下之意，是陳映真應該放下自己的立場和理想，順隨現實和世俗，回到社會中「多數人」的精神和思想立場上來。她之所追懷陳映真，只不過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並非她真的對陳映真的理想和追求有深刻地理解和認同！而她懷著「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更是站在陳映真的對立面，將陳映真排斥出所謂「天下」的主流系統之中；恰恰是在這樣一種主流的沾沾自得的心態中，她認為自己看出了陳映真的孤獨和「孱弱」，畢竟，王安憶和王安憶們代表了時代的主流和大多數，而陳映真，只是孤獨的少數。王安憶不認為陳映真的堅守是一種精神品格、人格力量的展現，更無法理解陳映真的堅守和探索有著超乎時代的意義——她反而將之看成是可供憐憫的「孱弱」。說實話，這其中的思緒，令人驚訝。

而他引述的所謂的陳映真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也讓人覺得淺薄到匪夷所思：

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說明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講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說：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

在這樣的描寫中，我們能夠體會到王安憶根本性的思想和立場。比如，「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在這一語境下，現實的邏輯就一定是合理的、無可置疑的，她還用「都說是」，更見得是順隨社會潮流，沒有真正的主見；比如，用陳映真吃麥當勞漢堡的例子，似乎是想說明陳映真自相矛盾，但是，拋開這個故事的真假性不管（陳映真喜不喜歡吃麥當勞、真的吃了漢堡嗎），即使陳映真午餐時吃了漢堡，就意味著他不能批判漢堡背後的資本主義邏輯和文化了嗎？而批判就意味著陳映真全面地無條件地否定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切了嗎？王安憶甚至用「機智俏皮」來形容這個促狹而可笑的故事，也讓人莫名其妙。

在這種思路和情緒之下，陳映真最終只能是被排斥和「孤獨」的人了。文中寫道：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台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裡，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這中間的稱呼，有著微妙的轉折。文中，王安憶對陳映真的稱呼，有「他」、「陳映真」、「陳映真先生」三種。在這最後的段落中，稱陳為「陳映真先生」，在冷然的嚴肅的敬意中，已經讓人感到了一種遙遠的疏隔。在這樣的敘述中，王安憶顯然站到了讓陳映真「顯得寂寞」的那一群人中間。在她的眼中，陳映真也只能孤伶伶地「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而她從1991年乃至更早之前所營構的「烏托邦詩篇」，當然也就「熟極而膩」、煙消雲散了。

說實話，王安憶所營構和想像的「烏托邦詩篇」，本來就是空中樓閣式的烏托邦，是自我的需求和想像，與真實的陳映真的思想和追求，其實並沒有深刻的關聯。這主要是王安憶單方面的想像和寄托。這樣的烏托邦，在1991年乃至更早之前，就已經空虛得很，應當說——早就「落伍」了。

從《烏托邦詩篇》來看，王安憶正是因為要療救自我的「空虛」，才營構了這樣一個矛盾的、糾結的、脆弱的詩篇。

陳映真主辦的《人間》雜誌

三、2008年，人間的「愛」與「戰鬥」

不過，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態度有複雜之處。因為2008年，她寫出了論文體的《陳映真在<人間>》。

在這篇長文中，她仔細梳理了陳映真在80年代中後期創辦的《人間》雜誌。既從欄目和內容的角度，仔細分梳雜誌本身的流變；也從雜誌背後的風格和方向的轉變，來探析陳映真的思想精神的演變。應當說，這是一篇較為詳實、深入的文章。

她將《人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5年11月創開始，至1986年11月總13期止；第二階段自1986年12月總14期始，至1989年1月總39期止；第三階段為1989年2月至1989年總47期。」在仔細研究三個階段的內容演變的基礎上，她對陳映真的思想和精神的變化，有著較為深切的理解和共鳴。比如，她在分析第二階段時，說：

一切顯示，台灣的政治社會，正發生著重大事變，而《人間》亦將目光舉向風起雲湧的中心舞台。……單純的專輯日益增多，系列報道也增多，兩者漸漸取代欄目，標明專題性質加強。可以見出，問題漸漸變得具體和集中。在眾多的主題中，漸漸提煉出主要的項目，其中尤為彰顯的就是回顧檢討台灣歷史，不只是歷史事件本身，族群生存、兩岸分離、環境損害、經濟畸形，都企圖從中找出根源。1988年11月第37期，通篇為「《人間》三周年特別企劃」，總題「讓歷史指引未來」，將台灣自1945年至1985年的歷史梳理剖析，重新認識。在此，《人間》公然表明擔負歷史進步的自覺性。其時，回顧陳映真「創刊的話」，不禁能體會到那時期《人間》的款款溫情，在社會劇變中，磨礪得越來越尖銳，而且強悍。

又比如，她在分析第三階段時，說：

《解放與尊嚴》不惜嚴格地檢討道：「《人間》不應該只沉迷在『反壓迫勇者』，『弱者的代言人』之類的社會造型中，它為自己豎起新的標杆，『在批判國際冷戰歷史尋求解放與尊嚴的運動中，重新建設新歷史時期的台灣——從而中國以及亞洲的新人和新文明。』我們應該視作為《人間》有了更大的抱負，將更大的使命負於己任。」

「現實迫人，陳映真在《創刊的話》裡宣布的信心，希望和愛，都變得過於溫婉和間接，必要有更為實際的主張，才能拯救。」

他對陳映真在《人間》時期的表現，嘗試著較為體貼的理解。凡此種種，說明了2008年的王安憶，又有了新的轉變嗎？

當然，總是與時代同頻共振的王安憶，是一直在轉變的。從2003年到2008年，她自己的創作也一如既往地在題材和風格上轉變著，這種轉變與陳映真有關嗎？有論者曾做出過猜想：「（王安憶）始終都對自己不滿，但也始終惦記著有一個所傾慕的人對自己不滿（注：指陳映真），讓自己維持著緊張與期許，很難說不是一種良好的自我更新和寫作狀態。我認為這是王安憶能夠長期寫作的秘密力量之一，也是她在2000年後，能夠日漸寫出更具有底層與更大現實關懷的《富萍》與《啟蒙時代》的一種條件。」說實話，僅憑《烏托邦詩篇》和《英特納雄耐爾》中的描寫，就斷定王安憶對陳映真的傾慕，造成了王安憶對自己長期的不滿，以及讓這種不滿強大到成為「長期寫作的秘密力量」，還是一個過於大膽的判斷。從王安憶寫作的內在線索和轉折來看，似乎也看不出明顯的痕跡。

我的判斷則是，王安憶在情感上，始終對陳映真有著深沉的仰慕；但是，無論是思想層面的人生觀、世界觀，亦或是更為內在的對於世界的體驗、把握和感覺的方式上，王安憶和陳映真都絕不是同一種作家。因而，那種對陳映真曾有的深長的傾慕和懷念，那種由陳映真所激發的對於世界的「良善願望」的理想，都形成了某種抽象的、難以和王安憶認可的現實交融的「烏托邦詩篇」。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王安憶之撰寫《陳映真在<人間>》，一方面是因為此時陳映真已經病倒入院，很難再康復，因而王安憶心懷歉疚；另一方面，則是王安憶通過對《人間》的梳理和回顧，再次肯定了他所能認同的一部分的陳映真。當然，正如我們能夠看到的，王安憶筆下的《人間》陳映真，也絕非陳映真的全部。

我讀《陳映真在<人間>》，在筆觸之間感到一點枯澀和淡漠。這種筆調和情緒，是迥異於《烏托邦詩篇》或《英特納雄耐爾》的。也許，這是因為王安憶所撰寫的是論文而非散文吧，所以沒了前兩篇的深情。王的情緒，只能從這樣的句子中感受出來：

第40期人事變更，……陳映真從此輕裝上陣，親臨前線。在這最末8期中撰寫的文字，遠超過之前39期的總和，反著重推出的特輯、專集、特別企劃，都有他的點睛之筆，直切要害。……在這一個家國情懷的時代，委婉的表達不夠用了，要的是更直接的行動，莫過於把血肉之軀投進去，義無反顧。

我以為，王安憶對晚期陳映真的「把血肉之軀投進去，義無反顧」，在有著認可和贊許的。但這種贊許，只是一種情感和精神上理解，而不是思想和方向上的理解，更絕非王安憶所願意或者所能走的道路。王安憶應該早就洞察到他和陳映真不是同一類人。正如我們引述過的《英特納雄耐爾》中王的自述：「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了解。」相互之間的交流，已是如此困難。王安憶是一個真實之人，她沒有必要為了迎合陳映真，而掩飾自己真實的想法，她承認自己「沒了信心」。

從這一個角度，我們益發能夠感受到陳映真晚年的孤獨。他有過許多的傾慕著和贊許者，這些人在時代的潮流洗刷之下，漸漸潰散和走失。但是，他卻很少「知己」和「戰友」。2003年，當王安憶寫下《英特納雄耐爾》，並將之發表於2003年12月22日台北的《聯合報》，我相信，以當時陳與王的名氣，肯定會有台灣朋友告訴陳映真這篇文章的存在，陳映真應該看到了這篇文章。

我能夠想像到，2003年時本就越來越孤獨的陳映真，讀到這篇文章時益發的孤獨和寒涼之感。他對王安憶有著深厚的眷念關注之情。他是溫和悲憫之人，不會說什麼。滿頭白髮、步入晚年的他，只能默默掩蓋住自己的傷口。

也許，後來王安憶也理解到了這一點。

四、西出陽關無故人

回首這段友情，1983年二人初次相會於愛荷華，思想上其實就很不相同，甚至是矛盾的。王安憶對此已經多有回憶。此後，1990年間再次重逢，時代和生活的隔閡已經更深，而進入90年代以至於21世紀，則二人哪怕見面，都已經很難再談下去。

唐人有一句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安憶在《烏托邦詩篇》中多次感嘆1983年在愛荷華與陳映真告別，陳映真匆匆而去，留下一個倉促的背影，來不及做鄭重的告別。此後，王安憶幾十年懷念和書寫陳映真，所得到的，只是一個越來越縹緲的「烏托邦詩篇」，只是一個讓她日益「失望」的背影。她終究不曾真正與陳映真理解、共鳴，更不可能和陳映真走在同一條路上。

1983年，青春年少的王安憶，和正當盛年的陳映真——揮手間，西出陽關，已無「故人」。

◎作者｜馬臻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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