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闖將。他的作品猛烈抨擊日本殖民當局的黑暗統治為宗旨。圖為1920年代在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中坐者）

1924年，留學北京、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台灣青年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呼籲活在老早就應該改造的社會的台灣青年，與其坐而待斃，不如死於改造運動的戰場倒還乾淨，從而對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裏滾來滾去的台灣的詩文等舊文學展開抨擊。接著，張我軍又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批判當時遍佈全台各地的舊詩社及舊詩人不但沒有產出差強人意的作品，反而製造出一種臭不可聞的惡空氣，使得台灣的文學有如站在泥窟裡的人，愈掙扎愈沉下去，終於要溺死於臭泥裡！張我軍這篇文章發表以後隨即引起舊詩人反擊，揭開前後持續了十幾年的台灣新文學論戰的序幕。

建於台北板橋國小校園的張我軍石雕頭像。

第二年，也就是1925年，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一文時開宗明義宣稱：

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十年前，中國文學界起了一番大革命。……那一大座的破舊殿堂──舊文學的殿堂，經了這陣暴風雨後，已破碎無疑了。一班新文學家已努力地在那裡重建合乎現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學的殿堂。可是我們最以為憾的是，這陣暴風雨卻打不到海外孤懸的小島。於是中國舊文學的孽種，暗暗於敗草叢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舊的──以茍延其殘喘，這就是台灣的舊文學。

接著，張我軍詳細介紹了胡適的「八不主義」，最後以陳獨秀的三大主張作為結論：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通過張我軍從海峽對岸傳播過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變革思潮，台灣新文學運動從此在實踐上開啟了歷史的新的一頁。

圖為大陸《覺醒年代》劇照，圖中握拳站立者為李大釗。《覺醒年代》講述《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發生的過程。

1931年，台灣社會運動各條戰線上的反日組織遭到日本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以後，台灣知識分子就通過文學的結社與創作等活動，繼續展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一直到日據末期終而被全面禁止而喑啞了。

1945年，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取得了慘烈的勝利，殖民地台灣也脫離了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

日據時期，賴和、楊逵、朱點人、呂赫若……等作家在文學實踐上的成就，充分說明：在台灣人民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中誕生和成長，在形式、風格和思想上回應台灣人民的需要的作品，才是台灣新文學的主流。台灣光復後，清除殖民統治殘餘的皇民意識，於是就成為這些進步作家認真承擔的歷史任務。

然而，台灣人民雖然迎接了盼望已久的復歸祖國，祖國卻仍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亂中。法理上的祖國復歸，並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國民復歸，更不曾導致經濟解放；一切日據時代的官民營、日籍獨佔產業，悉數被接收政府全數點收，歸國家獨佔經營，而不是交給本地的愛國工商業去發展。由於當時來台接收的各級官僚大部分是無知愚蠢，恣意貪污的腐化官僚，終於造成了台灣政治、經濟的混亂與惡化。於是，台灣人民光復解放的狂喜卻因為接收官員的貪污腐敗而幻滅，迅速轉成不滿和怨憤。終於，在依附美國的國民政府在祖國大陸發動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之後的1947年2月27日晚上，對接收政權已經徹底失望的台灣人民，在台北市延平路緝煙警察的一聲槍響之後，點燃了反貪腐、要求民主自治的起義烽火。

黃榮燦秘密雕刻《恐怖的檢查》，以筆名力軍刊登在上海《文匯報》的〈筆會〉副刊。黃榮燦後因白色恐怖被情治人員逮捕並以叛亂罪名處死。

「二二八」事變的爆發和鎮壓，付出了整整一代台灣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的挫傷、抑忿、幻滅、噤默與離心，以及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和死傷者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這些昂貴的代價並且長期傷害了光復後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也大多對「白色祖國」絕望而一度限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

就在台灣青年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的徬徨時期，從大陸來台的進步的文學工作者與以楊逵為代表的本省籍的進步文學工作者，以省外知識分子主編的省府所屬的《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陣地，針對如何跨越二二八所造成的省籍鴻溝，加強省內、省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團結等問題，展開了長達三年、一系列關於台灣新文學建設的重要議題的討論；他們誠懇而深刻地討論了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聯繫，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和性質，以及人民文學等重要問題，至少達成如下共識：

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課題是和建設中國新文學的課題聯繫在一起的，也是今後中國新文學運動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台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戰鬥的分支，而台灣文學工作者和大陸的文學工作者都是中國新文學建設的一個戰鬥隊伍，他們的使命和目標一致，都是為民主與科學奮鬥。特別是在內戰全面爆發已經一年多的今天，文學家要在全國人民反內戰、要和平的民主化運動的浪潮中走向人民群眾，創造反映時代動向，人民所需要的具有戰鬥的內容、民族風格與形式的新文學，作為人民戰鬥的力量，為和平、團結和民主而奮鬥。這就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路線，也就是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一環的台灣新文學建設的方向。因此，在台灣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不分省內省外，合作共勉，深入台灣的社會生活與人民群眾，從而繼承和完成五四新文學運動未竟的主題：民主與科學。

1949年10月1日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紀元。在大陸內戰中全面潰敗而轉退台灣的蔣介石政權，秘密而廣泛地逮捕了包括楊逵等台灣進步作家在內的、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

黃榮燦版畫《農民作家楊逵》。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本身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歷史因而隨著世界兩極對立結構的形成而改變了它的軌道。台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之中。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變局，6月29日，台南鹽分地帶的進步作家吳新榮在日記上心情沉重地寫下這樣的明志文字：

深恐台灣將來的命運，對祖國有嚴重的影響，我們永久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中國人的台灣了，為此主張我願意犧牲我一生。

在這段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下所製造的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朱點人、簡國賢與呂赫若……等台灣的進步作家也相繼在馬場町刑場或荒寂的山林中仆倒。日據以來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傳統至此徹底斷裂，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價值觀，也隨著歷史的被刻意湮滅而在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被刻意遺忘了。

2019年在馬場町舉辦的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中，老政治受難人、家屬與來賓為犧牲烈士獻花。（圖片來源：兩岸犇報，攝影：陳崇真）

在嚴厲反共的社會氣氛下，台灣文學經歷了脫離現實的反共鄉愁文學、模仿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等歧路，直至1970年代才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國際及兩岸形勢起了絕對變化的動盪時期，通過現代詩批判與鄉土文學的創作及論戰，重新走回民眾文學的現實主義的光明大道。

進入1980年代以後，隨著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政策，兩岸統一問題日形突出；兩岸經貿關係首先以間接貿易的形式跨越海峽逐步展開。以「去中國」為目的，體現反共親美意識形態的台獨派的「本土文學」論，也搶搭台灣島內空前高漲的反獨裁、爭民主鬥爭的順風車，在長期反共而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文化洗腦的台灣文學界成為一時的主流。

1984年3月，以《夏潮論壇》革新版為陣地，繼承日據以來台灣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台灣統左派，也不得不對這樣的文學逆流持續展開總體批判。

1987年，封斷了近四十年的兩岸人民終於重新得以單向往來。長期隔絕的兩岸文學，也隨之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進行作品、理論與人員的往來與交鋒。

今天，隨著兩岸的互動交流，經濟融合，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歷史地形成的兩岸分斷體制，到了必須徹底揚棄的歷史時刻；隨著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簽訂，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大陸的經濟發展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共榮關係。

文學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歷史階段，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大陸的文學發展勢必形成不可分離的更緊密關係。如何在這樣的關鍵歷史時期重新打開台灣文學在創作與理論上的兩岸視野，重建日據以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主流價值，於是也就成為兩岸文學工作者不可迴避的歷史責任。

《文化交流》由王思翔與楊逵合編，台中中央書局代理發行，於第2輯排印中因遇上「二二八」事變而被迫停辦，因此第1輯是創刊號也是終刊號。

◎本文經作者本人同意刊載，原文標題：〈台灣文學的兩岸視野〉
◎文章發表於2012年4月28日，由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舉辦的【台灣文學的兩岸視野】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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