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美以伊戰爭改變了美國自20世紀以來在中東的布局，也鍛造出伊斯蘭共和國的新形態。美國《外交事務》7/8月一期就刊載了三篇文章討論這新局勢的變化，包括〈伊朗的新大戰略：重塑後的伊斯蘭共和國將如何重構中東格局〉、〈中東權力悖論：伊朗戰爭將如何改變美國的軍事角色〉、〈輸掉未來戰爭：新技術如何威脅美國的軍事優勢〉。對此，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編譯這三篇文章，指出新興技術如何侵蝕美國軍事優勢，以及彈藥消耗暴露美軍持續作戰能力的危機；而美以伊戰爭讓荷姆茲海峽成為伊朗的資產，更促發伊朗的全民族團結對美抗戰，鍛造出伊斯蘭共和國的新形態。在美國影響力消退與伊朗崛起下，未來中東新秩序將由多極化定義。全本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中下三篇，本文為下篇。

◎上篇｜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上）
◎中篇｜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中）

圖為伊朗德黑蘭一面訴諸團結的巨大橫幅看板。圖源：新華社

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伊朗的全民族團結對美抗戰

最後，伊朗領導人已經認識到，經濟困境才是其政治穩定面臨的最大威脅。他們從近年來席捲全國的抗議活動中得出的教訓是，經濟不滿會成為反對派力量的倍增器。4月停火協議剛一宣布，政府便立即推進一項經濟改革方案，取消若干補貼和受到政治保護的項目，而領導層則將此舉解釋為應對戰爭經濟後果的必要措施。政府急於宣傳基礎設施重建項目──橋梁、鐵路和醫院──表明政府正在邁向一種新的社會契約，這種契約將建立在已被證明的治理能力之上，而非意識形態之上。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公開展示了其在戰場上的技術官僚能力。它是否能夠將同樣的效率帶到經濟管理中，是伊朗新領導人如今正在思考的問題。

戰爭造成的破壞極其巨大：公共基礎設施、工廠、學校、醫院、歷史古蹟，甚至整個社區都淪為廢墟。隨著以色列和美國的炸彈與導彈不斷轟擊這片土地，川普威脅要武裝分離主義者、重新劃定伊朗邊界、摧毀其經濟並消滅其文明。這些軍事和言辭上的攻擊共同引發了一種跨越政治分歧的民族主義反應。公眾對政權的憤怒並未消失。幾十年來治理不善和鎮壓所積累的悲傷、挫敗感和怨恨依然存在。發生變化的是這些情緒得以表達的政治環境。如今，異議被反映到一場反抗外國敵人的民族鬥爭之中，而伊朗人將這一敵人與公元前4世紀征服波斯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7世紀入侵的阿拉伯軍隊以及六個世紀後到來的蒙古人相提並論。

2020年1月3日，伊朗第二大權勢人物卡西姆·蘇萊曼尼被美國刺殺，伊朗民眾在德黑蘭阿扎迪塔下悼念蘇萊曼尼。圖源：維基百科

與美國和以色列的預期相反，這場戰爭並未引發街頭示威。戰爭持續時間越長，政權受到民眾起義威脅的程度似乎越低。伊朗社會不是反對國家而動員起來，而是與國家站在一起，在全國各地舉行每日集會，組成人鏈保護發電廠，並聚集在受到川普威脅的橋梁上。1月時伊朗國家與社會之間尖銳的分裂變得模糊──這並非通過說服或鎮壓實現，而是通過共同經歷轟炸並目睹其破壞所形成的共同體驗實現的。

根據彭博社的一項分析，在停火前德黑蘭遭受打擊的目標中，有三分之二是住宅樓、商業建築和其他民用建築。在一次又一次採訪中，伊朗人描述了那些晝夜不停震撼身體的爆炸，以及由此留下的深刻心理創傷。在他們眼中，伊朗武裝力量不再是壓迫者，而是保衛者。在伊朗各地集會上為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助威時所高喊的一句口號，體現了這種情緒變化：「打擊吧，因為你們打得如此精準。」正如伊朗哲學家和異見人士穆罕默德·邁赫迪·阿爾德比利（Mohammad Mehdi Ardebili）在戰爭第五周於德黑蘭所說的：「在這一時刻，伊斯蘭共和國和伊朗已成為同一個東西。如果伊斯蘭共和國倒下，伊朗也會倒下。」

美軍2026年2月28日襲擊伊朗，伊朗女子小學遭波及，造成包含學童至少165人死亡。伊朗外長阿拉格齊3月3日在社交平台發布相片，指人員正在為遇難學童挖掘墳墓。圖源：X@araghchi

這種情緒還延伸到了戰爭期間國內治理的方式。伊朗人注意到，而且有時帶著驚訝地注意到，在經歷數周轟炸和海軍封鎖之後，並沒有出現食品或燃料短缺，日常生活基本上沒有中斷。「除了炸彈之外，感覺並不像是在打仗，」一位德黑蘭居民說，「如果伊斯蘭共和國一直都能如此高效地管理社會，我們平時也不會對他們有那麼多抱怨。」這樣的觀察並不意味著支持，但它們確實反映出伊朗人看待其領導人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這個國家已經進入一場民族戰爭，而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正在形成。」

伊斯蘭共和國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族性而非伊斯蘭性

伊斯蘭共和國一直試圖與其人民建立一種社會契約，但這種契約的內容在其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早期，這種契約建立在革命性變革和財富再分配的基礎上。到了20世紀90年代，它轉向以經濟增長和有限社會開放換取政治順從。二十年前，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將石油收入分配給窮人，以換取他們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忠誠。他的繼任者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則承諾通過核協議和制裁解除實現經濟增長。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建立國家與社會之間穩定的關係，雖然原因各不相同，程度也有所差異。

如今所提供的是一種民族主義──技術官僚主義式的契約，在這種契約中，國家合法性建立在已被證明的保衛國家和重建國家能力之上。這種契約的基礎是民族性的，而非伊斯蘭性的。國家媒體正在製作相關內容，使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女性並肩而立的形像變得正常化，將伊朗身份定義為一種文化身份而不僅僅是宗教身份，並努力接觸那些最徹底拒絕伊斯蘭共和國的社會群體，例如青年和城市中產階級。

4月29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民眾參加遊行集會，表達對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哈米尼的忠誠，並展示國家團結。圖源：新華社，沙達提 攝

國家如今承認，它需要一個遠比單純伊斯蘭意識形態所能提供的基礎更廣泛的社會支持群體。伊斯蘭共和國越來越不像一個神權國家，而更像一個右翼民族主義威權國家。伊斯蘭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但它已經服從於民族團結這一更高要求。政治忠誠的檢驗標準不再是「你夠不夠伊斯蘭？」而是「你夠不夠伊朗？」清真寺依然存在，但如今年輕人和老年人佩戴在項鏈和胸針上的主要政治象徵已經變成了國家地圖。在保衛祖國的政府集會上，甚至吸引了政權的批評者參加，其中一些人過去曾因異議而付出沉重代價。這些集會已經成為一種民族主義的焦點，其核心是維護伊朗文明，並慶祝在壓倒性力量面前依然有尊嚴地生存下來。

美以伊戰爭鍛造出伊斯蘭共和國的新形態

對於伊朗統治者而言，戰爭結束後解決經濟不滿將是至關重要的。華盛頓認為，德黑蘭仍然有興趣通過談判換取制裁解除。但伊斯蘭革命衛隊並不寄希望於外交；它已經不再相信美國會解除制裁。相反，它尋求的是一項結束戰爭、鞏固伊朗所得成果，並為通過荷姆茲海峽海上交通徵稅創造經濟收益的協議。

華盛頓將這種新姿態解讀為源於意識形態僵化和德黑蘭內部派系競爭的頑固態度。德黑蘭這種強硬姿態既不是意識形態僵化的體現，也不是派系內鬥的結果。相反，它體現的是伊朗新獲得的自信以及從戰爭和此前多輪談判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伊朗領導人明白，美國試圖通過談判獲得其在戰爭中未能獲得的東西，而且華盛頓追求的不是協議，而是伊朗的投降。

此前已經有兩次──去年6月和今年2月──美國與伊朗的談判被美國和以色列的打擊行動所打斷。而在4月12日伊斯蘭堡談判破裂後，華盛頓立即實施海軍封鎖，隨後再次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伊朗領導人已經宣稱自己贏得了戰爭。他們不準備放棄已經取得的成果，也不準備回到戰前所處的遏制牢籠之中。這種自信──建立在戰爭使伊朗變得更強而非更弱這一信念之上──正在塑造他們的國際視野。同時，它也是他們試圖在國內獲得合法性的核心。他們的外交最終目標必須體現伊朗通過抗爭在戰爭中贏得的成果。

2026年3月29日，伊朗德黑蘭建築物冒出濃煙。圖源：新華社

伊朗在國內明顯轉向民族主義，並不意味著德黑蘭會放棄其地區盟友。它不會從根本上重新定義與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以及也門胡塞武裝的關係。但它將以更強的戰略紀律和更少的意識形態浪漫主義來管理這些關係。新的伊朗領導層不會為了革命團結而犧牲伊朗利益。這些聯盟將作為一個連貫地區戰略的一部分被運用，以維持伊朗面對持續美國和以色列壓力時的戰略縱深。

這場戰爭是一座熔爐，鍛造出了伊斯蘭共和國的新形態，也帶來了自建國以來第一次重大的代際權力轉移。權力已經不再掌握在創始人手中。第二代掌管軍事和政治事務，而第三代和第四代則負責傳播和國際聯絡工作。

在霍梅尼（Khomeini）執政初期，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革命國家：圍繞意識形態改造而組織起來，其合法性來源於最高領袖的個人魅力權威以及其執行真主意志的主張，對外政策則以輸出革命為導向。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直到改革時期以及哈米尼領導下強硬派重新整合權力的階段，共和國一直是一個後革命國家，不斷在創始意識形態與治理需求之間進行平衡。領導層通過鎮壓、利益輸送和有限開放來管理一個日益懷疑的社會。它將反對美國影響力視為一種反帝國主義使命，但歸根結底，它仍然首先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由創始一代統治，並被其內部鬥爭所驅動。

美國對伊朗設定的多項「紅線」，正是德黑蘭過去一再拒絕的條件。圖源：新華社

由美以戰爭催生的新共和國，其定義因素已不再主要是意識形態，而是民族主義；不再主要是革命，而是治國理政；不再主要是神職人員的個人魅力，而是新軍官階層的自信和技術官僚精神。從比較角度來看，它更類似於20世紀由軍方主導的民族主義國家，從伊斯蘭化轉向世俗化──例如後期凱末爾主義時期的土耳其，以及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領導下的埃及──在這些國家中，意識形態依然存在，但服從於國家利益和國家權力的要求。

這種遠離教條、轉向務實治國理政。西方分析人士過去常用來描述其不同派別的那些分類──強硬派與溫和派、意識形態派與改革派──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準確。新伊斯蘭共和國的優先事項，以及它追求這些目標的方式，將由其與以色列和美國兩場戰爭中的具體經歷所塑造：伊朗所遭受的損失、其領導層所獲得的信心，以及戰爭使之成為必要並成為可能的新社會契約。

（全文完）

◎上篇｜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上）
◎中篇｜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中）
◎下篇｜史詩狂怒之後：美以伊戰爭重塑伊朗與美國的中東困局（下）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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