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中國式現代化：革命與工農聯盟〉（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英文原文內容，源於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呂新雨教授《新自由主義還是新集體主義鄉村中國》（Neoliberalism or Neocollective Rural China）一書英文版（張殷豪翻譯（Palgrave Macmillan, 2024）），美國社會主義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摘取該書精華編輯成短文版後於網站上刊出。

呂新雨教授《新自由主義還是新集體主義鄉村中國》（Neoliberalism or Neocollective Rural China）一書英文版

呂新雨老師在文中指出，西方意識形態不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國家，卻也因此無法理解中國為維護國家主權，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第三世界國家為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枷鎖，大多尋求社會主義作為發展道路，卻在實踐中遭遇許多問題。但中國為何能在眾多社會主義國家中取得成功？呂新雨老師表示，農業與工業間的相互關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關鍵，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經驗。

然而，台灣作為美國反共第一島鏈的最前沿，在20世紀冷戰時期加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長期處在「親美反共反中」的意識形態框架，毫無批判與反思地將西方現代化奉為圭臬，對於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追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毫無任何思考與想像，也無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成為許多南方國家參考的新道路，進而，也無法看到當前為何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台灣問題為何處在大變局的重中之重。這是台灣失去左眼下所沒有的視野。

對此，長期關注西方左翼資訊的習晚老師，將〈中國式現代化：革命與工農聯盟〉一文編譯成中文以饗讀者，希望能讓台灣找回左眼能看到的視野。本文經過中翻英，又由英翻回中，若有錯漏之處，由編譯習晚負文責，若有疑慮請以呂新雨老師原文為主，文末附上《每月評論》文章連結與原始中文版全文連結，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照。全文因篇幅關係分為上下篇，本文為上篇。

圖為充滿中國社會主義風格的科幻作品《中國2098》中，插圖呈現中國在這場沒有終點的長征中堅定前行。圖源：觀察者網；作者：李煥宇

中國式現代化：革命與工農聯盟（上）

◎作者｜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中翻英｜張殷豪；英翻中改譯｜習晚

中國，儘管革命遺產的痕跡仍然存在，但在西方意識形態中，卻不再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目標已經取代了革命目標，這個轉變在穩定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換言之，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有助於鞏固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因此，現代化與革命、全球化與革命就被表現為民主與極權、自由與專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這種二分法可以視為冷戰意識形態在1990年代的政治延伸，並被巧妙地嵌入「全球化」和「現代性」理論之中。當今世界仍受二元對立思維的束縛，這種二分法是所謂「新冷戰」思想和意識形態延續性的基礎，很大程度上也是分割南北半球的邊界線。但這種思維無助於理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國家主權的發展道路。

回顧20世紀，農業模式的弱點是蘇聯社會主義遭遇結構性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對而言，美國發展的農業企業體系，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取得勝利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二戰後，美國逐漸取得全球霸權，糧食武器化是鞏固霸權的手段之一，這種做法系統性地瓦解了全球南方國家的農民經濟，並加劇了全球經濟的兩極化。

顯示南北分界線傳統定義的世界地圖。圖源：維基百科

從1929年開始，隨著美國大蕭條的爆發，全球糧食價格急劇下跌。當時蘇聯正處於工業化的關鍵階段，嚴重依賴農產品出口。蘇聯為了獲得機械設備必須支付雙倍於原計畫的原料和農產品。雪上加霜的是，蘇聯整體農業產量也在下降。

經濟學家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vgeny Preobrazhensky，1926）在《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中論證，工業化時期將付出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Primitive socialist accumulation，或「原始剝奪」original expropriation），包括剝奪農民的殘酷代價，這是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嚴峻時期。有些像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人，則主張採取比較漸進的手段。儘管如此，所有分析家都同意，蘇聯作為一個面對西方強敵的欠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除了一定程度剝奪農民的土地，沒有其他選擇。從而不可避免地發生國家與農民之間的激烈衝突。

經濟學家葉夫根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著《新經濟學》（The New Economics ）。圖源：Internet Archive

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1929年發表的講話《大轉變的一年》（A Year of Great Change）中闡述道，不發展重工業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工業落後國家的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量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世界各國資本主義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拒絕向我們借款和信貸，他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我們在改革重工業問題上必定失敗，因而不得不向它們低頭，受他們盤剝。」（注1）解決之道是，透過和資本主義初期「原始積累」相同的手段，依靠剝奪農民的農業剩餘，實現發展。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這種卡爾·馬克思所說的「原始剝奪」已經發生很長一段時間，並且是透過殖民主義進行的全球掠奪體系促成的。

蘇聯的工業化過程採取了高資本積累率、低消費、集中發展重化工業的政策。並迅速建立了以國防工業為主導的工業體系。這個依賴外資的農業國成功轉型為世界工業強國。（注2）一戰期間，工業落後的沙皇俄國被工業化的普魯士德國打敗。二戰期間，蘇聯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勝利，但也付出了兩千萬人生命的代價。蘇聯能取得這場勝利和戰前不惜一切代價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戰略，直接相關。

「在集體農場強化工作紀律」，1933年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的蘇聯宣傳海報。圖源：維基百科

然而，犧牲農業發展工業也要付出代價。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繼史達林之後，進行了一系列分散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農業改革。但1963年，就在赫魯雪夫正推行這些改革的時候，蘇聯卻再次遭遇糧食短缺，短缺現象嚴重到國家不得不恢復戰後廢除的配給卡（ration card）。赫魯雪夫執政十年期間，集體農莊農戶獲得作為勞動報酬的糧食，逐年減少。農業收入低於農業投入，物價上漲，糧食收購數量卻不斷增加。農業條件持續惡化。1963年，集體農場獲得的糧食報酬不到戰前的一半，最終導致農業改革的失敗。（注3）

蘇聯時期推廣農業的海報，圖中俄文意思為：運用先進的勞作方法和先進的設備，為獲得豐盈而鬥爭。圖源：網路圖片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執政時期，蘇聯的農業問題已經十分嚴重。為解決糧食短缺，勃列日涅夫大力改革新經濟體制，進一步擴大農場的自主權，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完善集體承包制度。此外，國家也大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和財政補貼。然而蘇聯農業產值卻大幅下降，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的連鎖反應。糧食產量持續下降，被迫依賴進口。

1972年，蘇聯耗費860噸黃金儲備，從世界市場進口了2,800萬噸穀物，其中，從美國進口了1,800萬噸。幫助美國解決了二戰後長期存在的糧食過剩危機，有力地促進了美國農業的發展，卻也引發了一連串的悖論。（注4）1973年，蘇聯首次成為糧食淨進口國。

1950年代，蘇聯大量開墾荒地以求糧食增產。圖源：網路圖片

1981年至1982年，蘇聯大規模購買小麥，再次撼動世界市場。穀物成為蘇聯對外貿易僅次於機械設備的第二大進口商品，導致外匯緊縮。有限的外匯無法為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提供足夠支持，從而限制了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由於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原料都來自農業，農業危機妨礙了工業生產的擴大。市場製成品供給不足，阻礙了人們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者需求得不到滿足，導致儲蓄增加。儲蓄和零售間週轉率的扞格，預示了繼之而來的通膨。（注5）

由於美國嚴酷的遏制政策和軍備競賽設置的必要性，蘇聯形成了相對忽略農業和輕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經濟模式。從赫魯雪夫到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經濟改革，都未能解決農業發展停滯以及重振經濟的難題。因此，在這些年的經濟停滯下，農業部門的失敗成為促使蘇聯解體的關鍵。

中國與蘇聯面臨許多同樣的問題，但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回顧中國的整個歷史。農業與工業之間的動態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素。

20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宣傳畫。圖源：網路圖片

重訪工農聯盟與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經常被批評為極權國家（an authoritarian state）的背後，存在著一個飽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農業社會，能否透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工業化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構成了早期共產國際內部最重大的理論辯論和意識形態鬥爭。如何處理好農村問題成為決定第三世界工業化和現代化走向的核心，其中又以農地改革最為關鍵。自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農地改革是最複雜的問題，引發了城鄉面貌的深刻變化。今天，這項改革仍在繼續，最終並將形塑中國未來的情勢。

對後發國家來說，妥善平衡工業化與農業的關係至關重要。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成功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意義。這個洞見來自於慘痛的歷史教訓，顯示任何偏離「工農聯盟」的舉措，都會導致社會和政治危機。尤其是中國，被迫不斷尋找新的航道來渡過這些挑戰。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發展策略在「左」與「右」之間擺盪，「工農聯盟」就是擺盪的中軸線。

1975年的宣傳畫，大力支援農業鞏固工農聯盟，繪者徐文華。圖源：chineseposters

「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並審議通過了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的意見。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在毛澤東領導下的1950年至往後的十年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1964年底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擁有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年全國人大第四屆第一次會議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這一願景，並提出了兩步走的設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和經濟體系，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將議題焦點轉移到「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會議決定「啟動農村改革，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以此為標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普遍認為這些措施解放了農村經濟的生產力，意味著中國工業化發展走出了戰時經濟模式、不再依賴農業徵用。隨後，中國採取了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

這些變化的核心是1980年代經濟改革時期，建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不取消土地集體所有的情況下，賦予農民承包和經營土地的權利。這制度強調土地歸村集體所有。如果有人離村或退出集體，他們的土地經營權將歸還給集體，並根據人口變化情況在其他村民中重新分配。在這個框架下，村集體可以自主決定土地耕種的面積和模式，以獲得最大效益。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契約。圖袁：新華社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轉變，讓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七億農民得以從集體回歸小農家庭的生產模式，糧食產量獲得大豐收，農村和城市獲得了雙赢。

然而，必須認識到。只有靠毛澤東時代的農業現代化成就，並以此為根基，這些改革才有可能。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華後，中國抓住機遇，進口了4種化學纖維和13台化肥生產設備。與傳統棉紡織品相比，採用合成紡織品使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於種植穀物。同時，化肥的廣泛使用也迅速提高了糧食產量。

向「石油農業」的轉變，依靠1960年代毛澤東時期石油工業的長足發展。包括大慶油田的開發，有助於確保石油自給自足和富餘。此外，在毛澤東時代開始發展的優良作物品種，像1975年袁隆平雜交水稻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每英畝農作物的產量。極大緩和了中國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緊張，基本解决了中國人的吃飯和穿衣問題。這也標誌著中國成功擺脫資本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模式，走出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新經濟政策──所謂「剪刀差」對農業掠奪，造成工農業價格差距擴大──引爆經濟危機的時代。（注6）

1990年10月27日，湖南農科院，袁隆平在水稻田調查。圖源：湖南日報，攝影：谷一均

然而，重要的是，不能忽視這些改革的有害影響。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與國家力量從小農經濟中退出，導致工業和農業發展脫鉤，並迅速成為中國城鄉分裂，東西部發展失衡的動因。農業的現代化處於嚴重停滯和倒退狀態，小農經濟在短暫的復甦後很快陷入破產。1984年，中國的糧食豐收帶來的卻是農民賣糧難的問題。随之而起的是中國糧食自给率不斷下降，鄉村凋敝，土地閒置，民工潮洶湧澎湃。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工業和農業關係的認識也不斷改變，從中國的國家政策視角來看，中共中央曾經在1982－1986年，連續五年發布以「農業、農村、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在推行15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時，取消了執行30年的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結束了毛澤東時代以榨取農業剩餘價值推動工業化、促進重工業導向的經濟格局，當時農民的口號是：「給國家上足份，給集體留一份，剩下的歸自己」。

這個時代的另一個關鍵變化是2001年，中國以農業貿易的重大讓步為代價，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其深遠影響至今仍可見。由此產生的貿易動態最終導致大量小農破產，引發嚴重的社會和生態危機。城鄉分裂加劇了東西部省區之間的不平等擴大，環境和生態的挑戰突出。顯然，僅僅依靠西方的發展理論，不能有效解決中國面臨的危機。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第143個成員。圖源：新華社

正因為如此，2003年，在胡錦濤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即確立「科學發展觀」。強調要「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2007年，中國共產黨正式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

2004年「三農計畫」─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重要內容，體現了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實上，連續20年，農業和農村工作一直居中國政策的首位。每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包含廣泛的具體內容，從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水利建設，到持續加大對農村資本投入的總量……等等措施。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廢除農業稅條例，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社會福利，這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取消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是中國歷史的界標，九億農民從此告別了這一古老的經濟負擔。但這些努力並沒有扭轉中國糧食自給率持續下降的危機。農村荒涼、土地荒廢、移工大潮洶湧，迫使中國在眾多選擇中，確認一條最適合的發展道路。

2005年12月29日，大陸不再針對農業單獨徵稅，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圖源：新華社

2017年黨的十九大再次明確「新時代」的任務就是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並把「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2020年5月，中國政府宣佈實施「雙循環」策略，刺激國內需求和創新，促進技術和資源方面更大程度的自主發展，同時保持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開放。

在以舉國之力進行「精準扶貧」後，2022年全國徹底消除了絕對貧窮，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即在「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在美國發起「新冷戰」的遏制不斷趨於極限的壓力下，中國能否解決1980年代以來的農業問題、扭轉農業生產下滑的態勢，成為實現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戰略目標的關鍵；而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因應新冷戰遏制戰略、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則成為中國作為「一國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

新疆機械化採收棉花。圖源：天山網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第三世界國家通過社會主義打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封鎖的發展道路，可以作為替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另一種可能途徑，對於尋求擺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枷鎖的南方國家來說尤其重要。

中國強調內循環，意味著需要重建工業和農業的互補關係，建立良好的城鄉流動結構。1990年代，國企改革導致數百萬工人失業，數億農民湧向城市尋求就業，工農聯盟面臨巨大挑戰。今天要恢復強大的工農聯盟，必須重建農村特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

毛澤東領導的農村革命，透過「群眾路線」成功地將中國共產黨嵌入到農民群眾之中。整合了日益瓦解的鄉村社會，讓鄉村變成革命力量的不竭泉源。毛澤東的農村革命完成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鞏固全國政權的歷史任務。

1949年後，社會主義中國把工農聯盟寫入憲法，透過建立新型城鄉關係，大大加速了工業化進程。這種關係使政府吸收農業剩餘以支持工業化，同時透過自上而下的政府措施向農業、農民和農村地區提供回饋。例如，醫療下鄉、知青下鄉等運動，旨在縮小社會主義中國境內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工業與農業、工人與農民之間的「三大差別」。

工農聯盟的宣傳海報。圖源：網路圖片

然而，1980年代後的經濟改革，急劇拉大了這些差別。資源迅速向城市集中，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工農聯盟的有效性受到危害，極有可能名存實亡。1980年代，鄉村社會逐漸解體，國家不能深入農村的現象再次浮現。毛澤東時代，儘管存在「剪刀差」，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充滿不合理，但是城鄉之間的情感聯繫和物質聯繫仍然保持著，孫立平稱之為毛澤東時代「行政主導的二元結構」。（注7）。如今，由於市場經濟的緣故，城鄉之間出現了斷裂，孫立平稱之為「市場主導的二元結構」。他認為，在市場關係下，中國城鄉、農業和工業的連結已經被割裂，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無法逆轉。毛澤東時期「行政主導的二元結構」旨在消除這三大差別，但這一目標在「市場主導的二元結構」框架內已經落空。

解決突出的「三農」問題，亟待在都市化進程中重塑城鄉間的互利關係。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快速城鎮化是以城鎮土地公有制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前提的。首先，地方政府對公共土地的資本化是都市化的重要推手，也是城市公共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第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沒有廢除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村土地分配仍然按照人均平均分配，為農村居民提供了社會保障。在城市失業的移工還可以返回農村，依靠土地維持生計，以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貧民窟問題。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化，農村土地很快就會被村外的資本控制，農民工將無家可歸，導致農村社會的迅速解體。所以，中國市場經濟要運作好，集體土地所有權必須保留，不能廢除。

1992年，大陸各地的年輕人如潮水般地來到深圳找工作。圖源：網路圖片

重新評估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對市場化發展的貢獻，有一定的價值。這個體制讓農村成為城鎮化過程中巨大的勞動力儲備庫，勞動力根據需要在城鄉之間流動。此外，小農經濟養活了最大的人口群體──農民自己，使中國不需依賴全球糧食市場養活14億人口。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關鍵要素。今天的挑戰在於，保留這個因素是否可以為中國農業現代化超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創造條件。

農村問題和城市問題相互關聯。上海、北京等中國主要城市的常住人口均超過2000萬，超過了許多歐洲國家的總人口數。2017年，北京發生驅逐「低端人口」的爭議事件，這是一個非常歧視性的用語，引發了強烈的批評。在低收入地區發生火災後，北京市政府為消除安全隱患，許多低收入農民工被驅逐出城。解決流動人口大量聚集地區的安全問題，不能只靠微觀管理，宏觀層面的城鄉關係協調尤其必要，否則，城市問題還會以不同的形式不斷爆發，難以徹底解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相較諸多南方國家的獨特之處，在於土地集體所有制及在此基礎上實施的鄉村振興策略。

2017年4月13日，浙江嘉興的一處工地，一位90後女農民工。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熱衷於推動農村土地私有化，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土地私有化會促進城市快速擴張和大規模土地資本化。其次，可以替資本主義農業鋪平道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農業是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渴想但尚未實現的目標，他們設想的私有化將把農村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使農村居民要麼成為農業工人，要麼成為城市中心的移民。但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最終只會損害中國的農業和農村。

杜哈回合貿易談判（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的失敗，顯示已開發國家不願放棄包括高額補貼、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門檻在內的農業保護主義政策。即使中國將土地私有化，在與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時，農業仍會陷入困境，最終破產。中國資本購買農村土地的唯一動機，是城市擴張升值預期，而不是農業生產。因此，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土地私有化並不利於農業現代化。

自習近平擔任領導，中共十八大採取了包括嘗試重建「群眾路線」和加強工農聯盟等舉措。特別突出「精準扶貧計畫」，派遣了三百萬中國共產黨幹部下鄉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且動員了成千上萬國有和私營企業、學生、教授、醫務人員和其他社會部門，確保將近一億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

2012年1月16日，春運期間的貴陽火車站。圖源：視覺中國

為解決城鄉差距問題，中國戮力於消除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三大差別。當前，中國以「城鄉一體發展」的概念來應對這項挑戰，尋求防止都市化加劇城鄉差距、從而促進城鄉融合的解決方案。建立新型城鄉關係形成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重建的過程中，鄉村重建至關重要。

當代農村集體經濟首要關注的是，培育農村集體經濟的內在活力。中國共產黨的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規劃代表了這一方向的兩種不同戰略方針，精準扶貧就像給農村輸血，注入資源幫助農民脫離貧窮；鄉村振興則旨在培育農村內生經濟成長，使農村能夠自我維持，換句話說，能夠自己「造血」。

註釋
1. Joseph Stalin, Sidalin Quanji (Collected Works), vol.1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5), 112–20.
2. Lu Nanquan, Jiang Changbin, Xu Kui, and Li Jingjie, Sulian Xingwang Shilun (Theoretical Analyses on Rise and Fall of Soviet Unio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406–9; Sun Zhenyuan, Sulian Sige Shiqi de Nongye Tizhi Gaige (Four Periods of Agricultural System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119.
3. Lu, Jiang, Xu, and Li, Sulian Xingwang Shilun, 562–63.
4. Lyle P. Schertz et al., Meiguo Nongye de Youyici Geming (Another Revolution in US Farming?), trans. Wang Qimo (Beijing: Agriculture Press, 1984), 35.
5. Lu, Jiang, Xu, and Li, Sulian Xingwang Shilun, 634–37.
6. Chen Jinhua, Guoshi Yishu (Memoirs of National Affairs) (Beijing: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blishing House, 2005), 1–32; Wang Shaoguang et al., “China in the 1970s,” Open Times, no.1 (2013): 70–73.
7. Sun Liping, “Duanlie: Zhongguo Shehui de Xinbianhua (Rupture: The Urban-Rural

（未完）

◎下篇｜左眼看世界｜中國式現代化：革命與工農聯盟（下）

◎中文原文版全文連結｜
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一）
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二）
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三）
乡村、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南方为视角（四）

◎作者｜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中翻英｜張殷豪
◎英翻中改譯｜習晚
◎原文連結｜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犇報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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