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起世界工廠的農民工 正迎來世代變化的城鄉進退挑戰
2020年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達到50.1%,從事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稱呼引起了廣泛熱議。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在新時期,農民工又能給鄉村帶來怎麼樣的發展契機?
◎文章來源:瞭望智庫
◎作者:崔赫翾(瞭望智庫觀察員)
不久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網發佈的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達到50.1%,從事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新生代農民工」的稱呼引起了廣泛熱議。
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隨後這一稱謂逐漸地被廣泛使用,但「農民工」常常被視為一種帶有情感色彩的稱呼。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作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在新時期,農民工又能給鄉村帶來怎麼樣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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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皮袋背起的致富夢
1989年的春節前夕,中國南方的各大交通樞紐突然宣佈告急,售票視窗前擠滿了人,站前廣場人滿為患。一股波瀾壯闊的人口流動浪潮給鐵路等交通運輸造成巨大的壓力。這年春節後,有三四千萬農民工湧入城市。
上世紀80年代,「進城打工」成了當時中國農民發家致富,然後回鄉建房成家的一大途徑。而在之前是這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農民有了自主支配剩餘勞動時間的自由,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多了起來。同時,鄉鎮企業迅速崛起,急需大量勞動力。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鄉鎮企業就業,實現「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不過當時城鄉戶籍壁壘森嚴,政策不允許農民進入城市就業。
真正解封是在1984年。
那一年,中共中央一號檔《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不僅肯定了農民的流動,還為農民進城就業打開了一扇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選若干集鎮進行試點,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
此時,中國沿海城市有大量工廠的興建,外資持續流入開工廠,尤其是當時有「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說法。作為最早引進外資企業的廣州,也是最早允許外省農民流入的地方。
一方面,這裡的外資企業、私營企業風生水起,勞動密集型企業快速擴張,企業需要大量外來勞動力從事生產。每年春節過後,廣州火車站每天都會湧來潮水般的肩扛蛇皮袋的打工族,他們擠出出站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紅色海洋一般壯觀的接站牌:「接湘潭×××」「接瀘州×××」「接萬縣×××」……
另一方面,進廠曾是那個年代時髦的字眼,對於剛剛走出農村的打工者而言,「包吃包住」更具有吸引力。哪怕老闆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條件都是最低限度的。
1985年春,剛復員不久的廣東潮汕農民陳樹生隻身來到廣州打拼。在區環衛局,勞資科黃科長對他說:環衛這行最髒最累,最被人瞧不起,工資獎金每月加起來只有120元,福利還暫時沒有。陳樹生用一口濃重潮汕口音的普通話答道:不錯了,一月抵得上家裡一年多的收入了。
廣東大埔的余福田不甘固守那一畝三分地去挨窮,1987年,35歲的他告別了家鄉來到廣州電筒廠幹起了搬運工。搬運工雖苦,但再苦也是8小時,況且每月170元工資,在家鄉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僅是省內流動,1988年初春川西平原油菜花開始綻放的時候。家住四川金堂竹篙鎮的王紅瓊穿戴整齊,背上背包,與49名差不多歲數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闖廣東的旅途。從大客車換到綠皮火車,王紅瓊剛上火車就被擠丟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車去找,幸好被帶隊的竹篙中心校校長吳宛平一把拉住,才沒與隊伍失散。
從80年代開始,多地農民不約而同用腳做出選擇,走出家門、奔向城市,令人矚目的「民工潮」出現。1992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有序流動。」
隨即公安、勞動等部門放寬了戶籍管理、流動人口管理和勞動就業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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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時代,撐起世界工廠
從1985年以來,農民工數量總體上幾乎呈直線上升的趨勢,1985年農民工數量為6713.6萬人,1993年突破1億人,2000年突破1.5億人。在中國加入WTO以後,2003年到2008年短短5年的時間,農民工規模迅速膨脹到2.2億。
這一時期,農民工群體的迅速龐大不是沒有原因。入世後我國在大宗農產品方面的比較優勢已經消失。舉個例子,加入WTO後,中國的小規模農戶面臨歐美大農場主的競爭。中國農民將被迫讓出300多億元的糧食和棉花的國內市場份額。並且2000年農民從種植業中得到的純收入比1992年已下降了17%。
這促進了我國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在此背景下農業勞動人口轉移變得無法避免,有近千萬的農業人口將轉向非農業部門,大批農民工轉向製造業。
2000年前後,河南信陽退伍軍人郭明志辭去鄉里治安隊工作,把6歲的兒子寄養在岳母家,帶著妻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來到東莞。直到同學給他介紹了保安的工作,給妻子介紹了流水線上的工作,兩人才安頓下來。
此後妻子一直在流水線做女工,流水線的下班時間要依照訂單量與完成程度而定,加班到11點是普遍現象。只不過加班是令工人們高興的事情,因為能多拿錢。
鄭小瓊也曾是東莞一名普通的流水線女工,先後在烤漆廠、玩具廠、電子廠等工廠打過工。東坑五金廠是她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差不多快5年,工作內容就是在機臺上取下兩斤多重的鐵塊,擺好,再按開關用超聲波軋孔,然後取下,再擺……最多時,她一天要打13000多個孔,像她這樣的女工不計其數。
2005年國際自由工會聯盟秘書長簡禮達說:「多數人只看到中國的經濟成果,而忽視了對中國企業為什麼能夠生產出售價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機的懷疑。」 改革開放以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支撐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基礎製造業大國,生產出了全球20%的終端消費品,可謂是農民工撐起了「世界工廠」。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成長起來的一代農民工,似乎已經不願意在製造業中摸爬滾打。
2008年,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達到41.6%,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僅為27.3%。招工難、用工難成了很多企業的心病。
「現需求包裝工100名,工作輕鬆,月薪5000元以上,年齡不限、學歷不限……」這是某電腦品牌發出的一則招聘公告,只是這是該工廠自復工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招工。
招工情況並不樂觀,企業負責人面試完幾名應聘者後,看著手裡的資料對同事說:「今天來的年齡最大的已經52歲了,最年輕的也有44歲。10年前,我們廠裡工人平均年齡不會超過32歲,可現在平均年齡已達到43歲以上。」不過該負責人還是想,只要有年輕人來應聘,條件還可以放寬一點。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 2020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41.4歲,比上年提高0.6歲。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9.4%,比上年下降,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比上年有所提高。
年輕人,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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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的優勢
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5億人。但是通過資料我們可以知道,農民工代際轉換正在加快,新生代農民工隊伍的壯大成為趨勢。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涉及價值判斷,只是一個事實描述: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以後,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與工種無關,主要是戶籍狀態。
那麼,新生代農民工有何不同?
第一, 訴求變了。
與第一代農業轉移人口相比,新生代群體受教育水準較高,強烈的留城意願使他們不僅關心經濟收入,還開始強調就業平等性、重視工作環境,要求改善在城市中居住環境及子女教育等問題,其多元化思想觀念、多樣化利益訴求對原有的社會政策提出了挑戰。
95後農民工鄒彬是2020年兩會最年輕的代表之一,他身邊有95後乃至00後的工友,就像曾經的鄒彬一樣,這些人奔波在一個又一個的工地,對未來感到迷茫。鄒彬希望社會能給他們更多成長的平臺、培訓和學習的機會,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與此同時他說「新生代農民工特別需要歸屬感」。
第二, 投身新業態,不少人收入不菲。
進入新時代,農民工這個群體正在從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中的勞動大軍成長為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其發展出現了許多值得關注的新趨勢。比如,20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量投身新業態之中,支撐起新業態的發展。
一份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沖上熱搜。2020年「從事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而且這部分從業者的「月均收入為10571元」。
在這個行業中,90後農民工表現更加突出,其從業人數占比,比整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高出3.7個百分點,顯示進一步向「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聚集趨勢。當「月薪過萬的碼農」與「新生代農民工」出現交集,就打破了人們對「農民工」群體的刻板印象。
第三,比起老一輩農民工,更有競爭優勢。
彼時,老一輩農民工缺乏一技之長,局限于傳統的建築業、低端製造業、初級服務業,且流動性較大。在《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中,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中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占比為21.2%,比上年提高7.9個百分點。其中,大學本科學歷的占比為20.0%,研究生學歷的占比為1.2%。
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不斷提高,使他們擁有了更多追求夢想的能力,也在職業發展的道路上擁有了更多的選擇。他們肯吃苦、能耐勞,對理想追求、對工作負責、對業務鑽研,用奮鬥和拼搏練就一身過硬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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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重重
一代又一代農民工們用智慧和汗水支撐了中國製造、實現了中國奇跡,推進了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在農民工發展的歷程中,也造成了一部分難題。一方面是鄉村逐漸「空」了,這扼住了鄉村「想發展卻難發展」的咽喉。另一方面不破除城鄉戶口的差異化問題,大量的農民工仍然會被「擋在」城市之外,也就無法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待遇。
不少農民工徘徊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
2003年,27歲的川妹子鄧燕決定南下打工。在佛山順德區容桂鎮,第一年,鄧燕每個月有850元的收入,這對於當時的她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為了紮根順德,夫妻倆積攢了一點錢,加上東拼西湊借款10萬元,2012年買了一輛貨車幫企業拉貨,每月開始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鄧燕覺得,自己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也千方百計想留下來。
除了遙不可及的房產,只有社保這一條路。後來她來到一家有社保的企業。然而,厄運降臨。沒多久工傷讓她永遠地失去了左前臂。突然成為殘疾人,給鄧燕的「廣東夢」蒙上了陰影。留城還是回鄉?這個家庭走到一個難以抉擇的十字路口。
從小成長于順德的女兒是回鄉的最大反對者。家鄉四川在她心裡已是異鄉,那裡雖有親人,但卻沒有朋友,兒時在四川的印象早已模糊。每年春節,鄧燕都把兩個女兒帶回老家,摩肩擦踵地坐一整天的火車到達成都,然後乘長途汽車輾轉奔襲南充,再坐摩托過盤旋山路。另外,還有無法通行的道路需要步行,兩個女兒早已苦不堪言。
春節長假在老家,無論飲食和生活習慣,鄧燕和丈夫都已經無法適應,女兒們更是歸心似箭。
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來說,這個情況同樣存在。
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認為,很多新生代農民工是從學校畢業後就直接外出打工,基本沒有務農經驗,甚至連農業常識都缺乏。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情感上遠離農村。
在深圳工作6年的李生,已為人父,孩子落戶、上學等壓力讓他萌生了「以後肯定要回老家發展」的想法。但最讓他煩惱的是,「現在很迷茫,不知道回老家能幹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去。也只能先幹著,走一步看一步」。
此外,華中科技大學曾到貴州、湖南等地農村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出行交通不便、社會治安秩序欠佳、公共衛生服務缺失、商業環境落後等現狀,使得在外務工的年輕人在老家農村感到了諸多不適應。故鄉,更多呈現在春運目的地、思鄉對應物的精神意義。
而從長遠來看,由於產業的不斷轉型升級,用工量也在減少。用工量的逐步減少是發展的需要,是科技前行的見證,也是不可回避的一個過程,更是告別傳統發展模式,向現代企業進步的一個過程。
如何讓農民工進退有據,既可以踏實進城,也可以安穩留鄉,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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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進退有據
如何能讓農民工進退有據?
一方面,城市要做的是用更公平的制度設計、更精細的公共服務來增加農民工的幸福感。企業要做的是,改善就業環境,增加職工福利,向農民工讓利。具體來說,一是滿足其培訓學習、職業發展的需求,使其成為新型技術工人;二是提供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使其成為城鎮新市民。
另一方面,給農民工創造返鄉創業的機會也顯得尤為重要。
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發展富民鄉村產業,積極鼓勵各類人才返鄉下鄉創業創新,穩定農民工就業。
「留人」最核心的機制是產業,富民鄉村產業從橫縱兩方面極大拓展了農業產業的內涵外延,可以最大限度達到富民增收的要求。從橫向來看,除發展農林牧漁產業以外,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豐富了農業產業內涵。從縱向來看,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保障供給鏈,完善利益鏈,拓展了農業產業外延。
陝西延安脫貧靠蘋果產業,江西贛南脫貧靠臍橙,貴州、雲南、四川很多貧困地區靠茶葉、水果、藥材等特色產業,以及觀光休閒、電商等新產業實現了脫貧致富。
福州則是立足農業資源多樣性和氣候適宜優勢,把培育壯大富民產業作為群眾致富增收的著力點。2020年福州水產、畜牧、水果、蔬菜、食用菌、茶葉、竹木花卉等七大特色產業全產業鏈總產值超2000億元。
這其中也吸納了不少人返鄉。以德清縣的仙潭村為例,近幾年村裡大力發展鄉村旅遊。在外經商人員、大學生們紛紛返鄉創業,現村裡共有民宿120家,80%是由返鄉創業人員開辦的,2017年村民人均收入已經突破3.4萬元,比五年前足足翻了一番。
江西小夥陳觀明家於2014年被評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為了擺脫拮据的生活,他和哥哥在外打拼。次年脫貧後,他便留守家裡,邊種茶邊照顧罹患肺部疾病的父親。
2018年,陳觀明建起了50畝茶葉合作社,吸納的10戶貧困戶除了每年400元左右的分紅,還可以在基地掙得務工收入。茶葉生意做有聲有色,後來他還購置了殺青機、揉撚機、烘乾機等制茶設備,茶葉線上線下同步銷售,除了批發、銷售自己做的手工茶,也幫助貧困戶代銷,日子越過越有盼頭。
這一切也離不開組織的助力。陳觀明基地被評為村級示範基地,享受6萬元產業補貼。
貴州威寧縣涼山村海拔2600多米,每天早上,馬敏訓一家會一起開車去自家承包的高山冷涼蔬菜基地上班。一年前,馬敏訓在外務工,如今他回鄉嘗試承包蔬菜種植基地。
威甯地處烏蒙山區,海拔高、山地多,適合蔬菜種植,但是因為缺水,產業發展困難。為了解決產業發展的後顧之憂,2020年初,威寧啟動了「供水保障」工程,在全縣鋪設了各類供水管道近1萬公里,覆蓋了28萬畝蔬菜基地。
有了硬體的保障,加上管理得當,馬敏訓今年第一季蔬菜就獲得了豐收。貴州大學的農業專家也會定期來到村裡,指導大家科學種植。如今,這裡的蔬菜不僅滿足了貴州本地的需求,還賣到了湖南、廣東、東南亞等地,涼山村戶均增收9000多元。
為豐富產業結構,近年來雲南猛省鎮芒陽村嘗試種植火龍果、百香果、沃柑等特色水果。因為光照充足,今年剛種下的這批火龍果,已經成功採摘三次,共賺到3萬餘元。嘗到甜頭後,不少村民主動聯繫上村委會,提出將自己土地流轉出來用於種植。
同時,好的政策也吸引著越來越多外出務工青年返鄉創業。2013年,19歲便去昆明打工的李江龍毅然辭去工作,回鄉創辦了養雞場。創業初期,李江龍遇到過不少困難,當地村委會特地邀請養殖專家對他進行輔導培訓。「如今,我每年可售出1200多隻土雞,年毛收入超過5萬元。」
從苦口婆心勸說村民參與,轉變為大家主動加入,他的實際行動讓大家看到了產業發展的光明前景。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放下鋤頭,離開鄉土,風風火火加入進城運動,他們被稱為中國的新工人群體,為城市的建設、服務奉獻了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整個中國改革。
如今,這些外出打工者的需求應被放到發展戰略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賦予和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權利,尊重他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自主選擇,也是新農村建設的必經之路。
【參考資料】
1.光明網評論員:「新生代農民工」為何有人詫異丨光明網,2021-08-18;
2.奉獻青春與汗水,城鄉巨變立大功 ——我國農民工發展40年概覽丨中國勞動保障報 2018-11-01;
3.農民工對經濟增長貢獻與成果分享丨中國人口科學,2021-12-01;
4.經濟、政治、文化、服務協同:空心化背景下的農村社區重建丨求實,2014-02
5.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鄉進退有據丨經濟日報,2019-05-06;
6.【走進鄉村看小康】富民產業帶來新生活丨央視網,2021-07-13;
7.加入WTO後再看「民工潮」及對策丨西北人口,2003-02;
8.在「世界工廠」打工的第24年丨北青深一度,2021-02-08
【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兩岸從過去的隔絕對峙,逐漸走向和平往來,然而兩岸資訊因傳播媒介、傳播文化等差異,讓兩岸社會的資訊並不如想像中流通。犇報「微信公眾號搬運工」將微信上新奇有趣的公眾號資訊,以轉載的方式分享給台灣民眾,有興趣的朋友可關注相關公眾號,持續追蹤最新資訊。
◎文章轉載:別瞧不起農民工
◎文章來源:瞭望智庫
◎作者:崔赫翾(瞭望智庫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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