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學者: 我所知道的斯里蘭卡崩潰的真正原因
近來,斯里蘭卡宣布國家破產,深陷經濟危機,斯里蘭卡總統拉賈派克薩更已下台,斯里蘭卡賈夫納大學社會學學者阿希蘭·卡迪加馬在受訪時,指出1970年代和2009年後的兩波新自由主義浪潮對斯里蘭卡經濟的影響,並探討經濟危機如何演變成為政治危機以及當前民眾抗議的特徵和走向。
◎來源|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作者|Ahilan Kadirgamar
◎翻譯|李半田 & 述垚
◎來源|Himal Southasian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犇報編按
近來,斯里蘭卡宣布國家破產,深陷經濟危機,斯里蘭卡總統拉賈派克薩更已下台,大量抗議者湧入並佔領總統官邸。然而,斯里蘭卡經濟危機早於2019年便開始發酵,三年下來,歷經全球新冠疫情、俄烏衝突,和斯里蘭卡國內政策問題疊加影響下,讓我們見證一個經濟基礎脆弱的國家走向崩潰的過程。
2022年,斯里蘭卡外匯儲備幾乎見底,在全球供需鏈遭遇問題下,面臨嚴重的食物、救生藥物、能源、水泥等各方面生活必需品的短缺。7月,斯里蘭卡總理單方面宣佈國家破產,不久,「總統必須下台」的號召演變成佔領總統府和總理府的抗議行動,斯里蘭卡總統拉賈派克薩更已下台。
本文為大陸微信公眾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訪問斯里蘭卡賈夫納大學社會學學者阿希蘭·卡迪加馬的兩篇訪談構成。上篇介紹斯里蘭卡在1970年代和2009年後的兩波新自由主義浪潮對斯里蘭卡經濟的影響,自由化和金融化政策增加了經濟的脆弱性,卡迪加馬指出斯里蘭卡的主要風險來自經濟新自由主義化以及與全球金融資本的融合,過於依賴IMF的援助和政策處方,未能提供有效的發展替代方案。
訪談下篇討論經濟危機如何演變成為政治危機以及當前民眾抗議的特徵和走向,中產階級罕見地參與了抗議,甚至泰米爾社群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也參與其中。鑒於目前抗議運動的領導權仍然模糊不清,作者不無憂慮地指出,呼籲「總統必須下台」的抗議運動,在總統下台之後將何去何從?是否能提出積極的危機解決方案?兩岸犇報特轉載「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文章,供讀者思考。訪談原刊於International Socialism和Himal: Southasian,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1
重新思考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
問:您如何描述斯里蘭卡今天面臨的經濟挑戰,斯里蘭卡政治經濟中哪些長期趨勢能幫助我們理解當前局勢?
卡迪加馬:這是斯里蘭卡自1948年獨立以來所面臨的最具破壞性的危機。目前形勢1930年代相似,當時斯里蘭卡不僅受到大蕭條的打擊,而且面臨一場痛苦異常的瘧疾危機。儘管新冠大流行引發醫療緊急情況和經濟大衰退,但目前斯里蘭卡的經濟危機比大流行更廣泛、持續時間更長。
自1970年代後期自由化以來,斯里蘭卡經濟一直很容易出現危機。它是南亞第一個進行結構調整並走上新自由主義軌道的國家。賈亞瓦爾德納(J.R. Jayewardene,1977年到1978年任斯里蘭卡總理,1978年到1989年任斯里蘭卡總統)政府推進「開放經濟改革」的方式是鎮壓少數族裔和打擊工會與左翼。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解雇,新建的自由貿易區幾乎沒有勞工組織的空間,工人運動至今仍未恢復。
在西方資本流入的推動下,始於1970年代末經濟開放的經濟泡沫在1982年開始逐漸消退。1983年7月的可怕大屠殺(譯注:1983年,僧伽羅人因報復猛虎組織襲擊活動而發起對泰米爾人的屠殺)是賈亞瓦德納政權試圖轉移人們對經濟衰退的關注。然後,隨著內戰爆發,新自由主義政策無法繼續全速前進,因為國家的優先事項轉向管理戰時經濟。在此背景下,在長達26年的曠日戰爭中,全球資本對斯里蘭卡失去了興趣。2009年底,隨著戰爭結束和拉賈派克薩政權強加的威權穩定,全球資本大量流入,儘管是出於投機目的。
十年前,我將內戰後的政治經濟變化——威權政權及其親市場政策——描述為斯里蘭卡的第二波新自由主義。正是第二波金融化浪潮將斯里蘭卡推入了當前的危機之中,儘管新冠疫情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問:關於經濟危機的公開討論似乎涉及從農業政策、貿易法規到貨幣政策和外國信貸等許多廣泛的問題,是否有可能將經濟衰退的某些症狀與其原因區分開來?
卡迪加馬: 過去幾十年的一攬子經濟政策幾乎影響了每個部門,影響經濟不同方面的各種問題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以自由化之後的農業政策為例,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在持續下降。此外,這些政策降低了農業生產的增長率,農業貿易的自由化增加了農產品的進口。斯里蘭卡的宏觀經濟政策試圖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在外國資本的支持下為旅遊業進行房地產投資,但卻損害了小規模農業和糧食自給率。因此,我們需要分別看待農業等各個部門的情況,但也要理解這些部門的變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配套的結果。
問:似乎普遍認為,斯里蘭卡本已脆弱的經濟地位因疫情而顯著削弱。本屆政府為應對疫情採取了哪些宏觀經濟和政策立場?您如何評價這些政策?
卡迪加馬:即使在疫情對經濟的壓力已經變得明顯,政府仍在浪費寶貴的時間。他們不斷重複2019 年選舉宣言——「繁榮與輝煌的遠景」,就好像大流行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毫無影響。這可能是他們最大的錯誤,因為他們似乎只熱衷於鞏固權力並推動他們認為通過金融化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例如斯里蘭卡第20次修改憲法擴大總統行政權力,並頒佈《港口城法案》,旨在填海建出一座金融城。直到2021年年底頒佈下一年財政預算的時候,他們才終於承認,整個國家正處於危機之中。
感知到危機的人們開始尋找其他途徑來穩定他們的經濟狀況,包括轉向農業,但2021年初突然禁止進口化肥的政策削弱了這種努力。在疫情和封鎖中,勞動人民、尤其是日薪家庭,因收入流的減少而遭受重創,但是斯里蘭卡人民獲得的救濟極低,即使是和其他南亞國家相比。
問:經濟學家、政策制定者和意見領袖是如何討論和辯論這場危機的?觀點是否出現了兩極分化,反映出國家內部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分歧?
卡迪加馬: 關於經濟的實質性辯論很少。雖然政府公開聲稱不會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協定,但他們實際上正在探索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觸的途徑(譯者注:截止當前,斯里蘭卡已經與IMF成第一輪談判,為獲取IMF援助,斯里蘭卡將於8月向IMF提交債務重組計畫報告)。大多數政治家甚至分析人士都像往常一樣相信IMF和中印的支持可以解決斯里蘭卡的嚴重危機。然而,鑒於這場危機規模之大——堪比1930 年代大蕭條時期——我們需要徹底拋棄過去的政策。但這並沒有發生。斯里蘭卡的經濟學家變得懶惰,只會依賴IMF、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機構提出的政策處方,他們已經失去了應對這一歷史性危機的挑戰的能力。IMF可能只提供20億美元左右或最多30億美元的貸款,但2021年斯里蘭卡的貿易逆差為81億美元。那些推動IMF談判的人認為,斯里蘭卡可以從國際資本市場借款以彌補貿易逆差,直到旅遊業回暖。實際上,借貸成本將超出斯里蘭卡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在美聯儲將提高利率(譯者注:美聯儲6月份宣佈加息75個基點)、全球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此外,在資本市場上舉債和債務展期只會延長困擾斯里蘭卡的債務危機。
問:最近,關於「新自由主義」這個詞是否能準確描述當前政府的經濟政策,存在一些爭議,因為斯里蘭卡政府在某些方面實施了價格控制和貿易保護主義。您如何描述斯里蘭卡政府的經濟政策,它是否是大家認為的那樣非黑即白?
卡迪加馬: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斯里蘭卡缺乏政治經濟學學術和馬克思主義分析,因此很少有人從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化工作。只有當我們在全球背景中觀察本土情況,我們才能理解以新自由主義框架分析我們的經濟環境的價值。不幸的是,我們的學者和知識份子還沒有認真對待關於新自由主義的大量文獻。在全球南方許多其他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面臨一些阻力,尤其是在危機時期,關於替代方案的辯論也隨之出現。例如,在印度,新德里經濟研究基金會管理的MacroScan網站所發表的研究,提供了不同於經濟學中的保守和主流立場的另一種替代方案。在斯里蘭卡,這種替代方案幾乎不存在。
我認為,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里蘭卡歷屆政府一直在遵循新自由主義的一攬子政策,這種趨勢在2009年戰爭結束後加速。此外,儘管歷屆政府的政策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異,但新自由主義願景塑造的主旨仍然相同。例如,拉賈派克薩政權在福利主義和農村振興的言辭中隱藏了其對市場高度友好的政策。然而,當我們看到他們對金融部門的優待和對關鍵公共部門的低投資時,他們的新自由主義偏見不容忽視。
問:過去幾個月裡,國際媒體對斯里蘭卡的經濟進行了相當多的報導。你認為這些報導的可信度如何?你對此類報導有什麼有趣的觀察結果,尤其是考慮到印度洋地區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卡迪加馬:我一直認為國際報導過於重視地緣政治,重點關注印度和中國,而不是斯里蘭卡的實際情況。這是國際媒體和智庫的膚淺分析,當斯里蘭卡知識份子將其簡化為這樣的地緣政治框架時更是如此。幾年前,我強調,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中國的債務陷阱,而是欠資本市場的主權債務,因為斯里蘭卡欠中國的外債只有10%,但欠全球資本市場的主權債務高達40%。我認為,正是斯里蘭卡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化以及與全球金融資本的更大融合將把斯里蘭卡推入更深的危機。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這點,但在當前危機中,所有人都開始關注主權債券。
回到五個世紀前的殖民主義時期,斯里蘭卡的經濟一直受到地緣政治操縱的影響,它如今仍然是一個易受國際貿易影響的經濟體。因此,全球政治經濟的變化一直對斯里蘭卡有著巨大影響。雖然我們要在全球大勢中看到我們自身的處境,但問題是我們如何在具體情境中分析斯里蘭卡經濟在歷史上的每一個階段,而不僅僅是將其簡化為一個全球故事。我認為這也是左翼部分的問題,一些左翼人士認為,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就能夠解決斯里蘭卡的階級問題。
問:最近,評級機構惠譽和標準普爾下調了斯里蘭卡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據說這反映了斯里蘭卡無力維持足夠的外匯儲備。這樣的評估有多準確?我們該認真對待它們嗎?總的來說,您對評級機構的政治立場有何看法,以及它們對經濟政策會產生什麼影響?
卡迪加馬:評級機構、國際金融機構和全球的融資者是相輔相成的,特別是在過去四十年裡,全球金融資本一直處於霸權地位。因此,評級機構並非中立,而是在引導全球資本流動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它們的評級導致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因此,如果評級下降,斯里蘭卡無法獲得足夠的外匯,債券市場將要求斯里蘭卡債券獲得更高的溢價,從而更難獲得外國貸款。
問:斯里蘭卡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最佳選擇是什麼?政府是否有辦法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並保護那些可能因緊縮政策而面臨貧困的人?
卡迪加馬:斯里蘭卡的進口比出口多80%,這意味著,無論政策如何,如果任由外部市場自發調節,實現收支平衡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限制進口,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優先考慮食品、藥品和中間產品(包括生產、國內消費和出口所需的燃料)等必需品。為了優先處理此類進口,國家需要建立一個公共分配系統,由國家負責進口。從事進口的私人貿易商不會優先考慮(這類商品),如果奢侈品的利潤率更高,他們就會轉向進口奢侈品,就像過去兩年那樣。
拉賈派克薩在2019年選舉後不久採取的減稅行動使政府收入下降到占GDP 9%的歷史低點。因此,政府無法在這場毀滅性的危機中向人民提供救濟。在經濟衰退、收入減少、生活成本上升的情況下,無論是直接稅還是間接稅公眾來說都很難負擔,政府應該實施財富稅,進行財富的再分配,這樣既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也可以用於國家投資,創造需求,刺激生產,擺脫經濟危機。
這是一個可怕的時代,如果我們從全球歷史上借鑒的話,情況類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時世界只有共產主義革命和法西斯主義兩個選擇。在這場危機中,凱恩斯提供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經濟手段,一種以社會福利國家為頂峰的經濟政策,這實際上拯救了資本主義。現在的情況與當時何其相似,問題是斯里蘭卡是否願意跳出思維定勢。無論我們是否樂意,都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包括全新制度的出現,比如20世紀30年代危機後的食品補貼、免費教育和全民醫療體系,或是70年代危機後國家和社會的新自由主義重組。
我們已經目睹了各種不同主張和要求的瓦解,愈演愈烈的工會鬥爭和農民抗議都說明了這一點。未來的發展軌跡將取決於勞動人民如何提出挑戰,以及精英和統治階級如何應對危機。在斯里蘭卡,過去四十年裡,精英階層的揮霍無度,包括他們的不公正積累和炫耀性消費,是以在服裝廠、茶園以及作為移民家庭和非正式工人的勞動者的痛苦為代價的。但這條道路已經走不通了,這是一場隱藏在新冠疫情之下的階級鬥爭,它與經濟危機一起醞釀,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2
斯里蘭卡的民眾抗爭
(原編者案)斯里蘭卡正在經歷獨立近75年來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外匯儲備近乎枯竭,待償債務不斷攀升,貨幣盧比大幅貶值,斯里蘭卡政府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對普通的斯里蘭卡人來說,大多數必需品都處在短缺狀態——包括主食、燃料、奶粉和藥品等;進口也受到很大影響;經常停電12小時以上;更不用提各種商品價格大幅上漲。
從中產階級的熱門標籤#gotamustgo(「戈塔必須下台」)開始,針對總統戈塔巴雅·拉賈派克薩(Gotabaya Rajapaksa)及其領導下的家族政權的抗議活動每天都在上演。目前,抗議活動已蔓延至大部分工薪階級和窮人。政府將這視為一種特殊的威脅,並加大了鎮壓力度,動用武裝員警驅散和平抗議活動,並向拒絕離開街道的抗議者射擊實彈。5月初,戈塔巴雅的兄弟,也就是斯里蘭卡總理馬欣達·拉賈派克薩(Mahinda Rajapaksa),在一天的暴力事件後被迫辭職。在這起暴力事件中,執政黨相關財產受到廣泛攻擊,並造成5人死亡。數千名示威者不顧緊急狀態和宵禁,沖進總理官邸。官邸中的一輛卡車被燒毀,並有槍聲傳出。在另一起暴力事件中,一名議員向兩個人開槍射擊,致使一名27歲的男子死亡,該議員自己也沒能倖免於難。前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將此番抗議浪潮描述為類似「阿拉伯之春」。當騷亂在4月開始加速時,他曾說:「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場面。我見過暴亂,見過戰爭,也見過罷工,但這次不同。這是一種憤怒和痛苦的爆發......整個系統正在瓦解。」
維克爾馬辛格現在第五次重返總理職務,他正致力於組建新內閣以應對下一波危機——這一危機肯定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斯里蘭卡中央銀行的要求下出現新一輪的緊縮政策。但大多數政黨都清楚地意識到抗議活動尚未結束,並希望避免因加入新政府而受到牽連。還有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總統拉賈派克薩——在撰寫本報告時,其總統權力已受到完全削弱,但仍然在任(編發此文時拉賈派克薩已宣佈辭職)。
問:你能描述一下斯里蘭卡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為應對危機而興起的抗議活動嗎?
卡迪加馬: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抗議,主要是抗議正面臨著的經濟困難,但也是為了反對執政的拉賈派克薩政權。經濟陷入了困境,這是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時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目前,大多數必需品都出現了短缺——從燃料到食品和奶粉,所有東西都快要用完了,進口受到了巨大影響。同時,工資也在下降——尤其是那些拿日薪的人。
抗議規模和民眾情緒與兩年半前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戈塔巴雅·拉賈派克薩在2019年11月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總統選舉。如今的他完全喪失了合法性,面臨著民眾的一直呼籲——整個拉賈派克薩王朝都應該「下台」。這種感覺和阿拉伯之春很像。但是,這也給我們提出了問題:這種感覺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除了呼籲拉賈派克家族下台,還能怎樣?在這之後呢?
勝選後,拉賈派克薩的地位得到加強。他通過任命前將軍來領導文官部門,並將自己精心挑選的秘書委派到各個部門,從而使文官部門軍事化。儘管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國,但拉賈派克薩仍然堅持在2020年進行議會選舉,並憑藉強烈的反穆言論進行社會動員。在贏得議會選舉後,又試圖進一步鞏固總統權力。在斯里蘭卡已經擁有一個強力總統的情況下,拉賈派克薩還是通過了憲法修正案,通過調動議會中三分之二的多數席位來擴大總統權力。下一個重大行動是《可倫坡港口城法案》(Colombo Port City Bill),這是為離岸銀行等創建金融中心的嘗試的一部分。這種金融化一直是政府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在拉賈派克薩執政的頭一年半裡,阻力就已經越來越大了,因為政府完全無視民生疾苦。拉賈派克薩上台後四五個月,新冠疫情就席捲而來。看看2020 年的資料就明顯:許多其他南亞國家的防疫支出在GDP的 1.5% 到 2.5% 之間,但斯里蘭卡僅投入了GDP 的0.8%。人民被忽視了。社會上的無聲抗議越來越多,儘管大多數人沒有公開表達不滿,但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對政府的怨氣。有時候,即使是在疫情最危急時負責提供疫苗和實施封鎖的軍隊都面臨著農村地區的憤怒。社會氛圍越來越緊張,最後在政府試圖推動科特拉瓦拉將軍國防大學法案(Kotelawal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Bill)時爆發了。在斯里蘭卡,所有大學都是公立大學,也有免費教育的制度。但是,這個法案是希望將公立大學加以軍事化和私有化。教師工會帶頭反對這項新的立法,其他工會也加入了這場鬥爭。迫於強大的反對力量,政府不得不放棄了這項法案,儘管本可以利用議會中的簡單多數通過該法案。因此,在各種因素的疊加下,一場強有力抗議浪潮形成了。大概8個月前,拉賈派克薩政府就已經失去合法性了,領導層也一直試圖通過改組內閣來應對這場危機。
遺憾的是,如今斯里蘭卡的評論家們僅僅停留在對過去兩個月的抗議活動的關注,但我想說的是,其實這種不滿情緒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在不滿情緒的烘托下,人們逐漸加入了抗議活動。與以往不同的是,中產階級也開始參與,而此前斯里蘭卡的中產階級幾乎不會參與抗議活動。事實上,中產階級通常都會抱怨學生和其他抗議團體擾亂了交通秩序。但嚴重的商品的短缺讓中產階級加入到抗議活動當中。這場運動的波及面太廣了,這也使包括工人在內的其他群體也有了遊行示威的膽量。
直到前幾個月,工會還沒有真正介入並主導抗議活動,所以參與者主要是年輕人,除了「戈塔下台!」這個主要訴求之外,抗議活動一直都缺少方向指引。然而,在過去的幾周裡,工會已經開始適當參與。4月28日,超過1000個工會舉行了罷工。今年的「五一」抗議活動是對工會力量的考驗,有消息稱5月6日會進行大規模罷工。所有的這些跡象都表明,勞工運動正在介入並予以年輕人們支持。
工會的加入可以給抗議活動穩定性和方向性的指引。我擔心的是,如果抗議活動沒有明確的目標和策略,就有可能被各種力量劫持。關鍵問題是,如果總統真的下台了怎麼辦?然後呢?工會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非常關鍵。
問:種植園工人、農業勞動者和農民此時也加入了運動嗎?
卡迪加馬:公開地說,還沒有。到目前為止,鬥爭都發生在城市裡,我覺得部分原因是農民和漁民希望看到他們關心的問題(指經濟困境)能得到解決。但目前還不現實。「戈塔下台」是政治要求,但現在的抗議活動與解決經濟問題之間出現脫節。這場運動源自經濟危機,但在解決經濟問題時,大多數人,比如反對派政黨,都贊成繼續走拉賈派克薩家族的老路,這是相當嚴重的問題,這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貸款協定和緊縮措施進行談判時格外明顯。儘管如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對經濟發展方向提出任何的批評,工會也沒有。
問:是否有跡象表明運動中出現了新的領導層?
卡迪加馬:被懷疑的不止是拉賈派克薩家族,實際上是整個政治體制。這就是為什麼抗議者要求政治家不要到主要的抗議地點來。同時,各個政黨也都在進行社會動員,主要反對黨團結人民力量(Samagi Jana Balawegaya)和極左翼政黨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近幾個月都在組織大型抗議活動,他們都在為未來的選舉做準備,但不同力量的結合也導致抗議運動缺乏集中統一的領導。
現在的左派主要集中在工會中,因為包括蘭卡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和斯里蘭卡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Sri Lanka)在內的「左翼」政黨已經因為與拉賈派克薩家族的關係而飽受懷疑。學生中有強大的左翼勢力,特別是十年前從人民解放陣線分裂出來的前線社會黨(Frontline Socialist Party)。 這些學生一直都很激進,這也是為什麼斯里蘭卡仍然有免費教育的原因之一。他們最近組織了一場非常嚴重的抗議活動,包圍了總理官邸。 但是,他們沒有明確的方向,也沒能提出結束危機的解決方案。
問:抗議活動的民族構成情況如何?斯里蘭卡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多民族的抗議運動了。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嗎?示威活動是否將占多數的僧伽羅人、受壓迫的泰米爾社區和其他種族及宗教少數群體聚集在一起?
卡迪加馬:在可倫坡,僧伽羅社群是抗議活動的主力軍,鑒於其規模(僧伽羅人是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這並不令人驚訝。但同時也有很多穆斯林參與其中。這很重要,因為在過去十年裡,穆斯林在斯里蘭卡被描繪成敵人,社會中充斥著反穆言論,對穆斯林的人身攻擊,甚至還有大屠殺。如今,穆斯林群體和僧伽羅人一起參與抗議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些來自斯里蘭卡中部茶葉種植園的泰米爾年輕人也加入了這場運動。山區泰米爾人是過去二百多年來自印度的契約勞工的後代。但是斯里蘭卡泰米爾社區的抗議活動卻一直比較平淡。這是有原因的。首先,自2009年斯里蘭卡政府與分裂主義的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之間的內戰結束後,這些泰米爾社區已經高度軍事化,因此只有社會中最有組織的部分才會出現抗議活動。其次,泰米爾民族主義者們十分憂慮帶有國家和多民族議程的運動,因為他們一直認為泰米爾政治是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 因此,泰米爾民族主義政治家們要求泰米爾人不要參加抗議活動。因此,泰米爾人在抗議活動中參與度較低是由於他們在經歷戰爭之後不願再參與抗議活動,以及泰米爾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立場。但是,這種情況現在可能會有所改變。比如我所在的賈夫納大學(University of Jaffna)位於一個泰米爾人占多數的城市,但我們的教師協會和非學術人員已經舉行了抗議活動。 隨著危機的加劇,斯里蘭卡北部地方(泰米爾社區)可能會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問:統治階級是如何應對這場運動的?
卡迪加馬:拉賈派克薩政權一直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是僧伽羅民族主義佛教徒和軍人,但他們也試圖通過與左翼政黨結盟和收編工會來強化自身。現在,這個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在賈派克薩政權執政之前(2010~2015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工會的抗議活動開始增加。他們非常清楚,如果試圖鎮壓示威活動,他們將面臨更大的社會反應。現在也是如此,賈派克薩家族還是非常謹慎。他們知道抗議活動要求他們因腐敗而受到起訴,但這恰恰是他們不會辭職的原因,他們也知道自己不再有國家機器的支持。
更普遍意義上的統治階級——商業精英等——對拉賈派克薩家族的不滿也在逐漸增加,但斯里蘭卡缺乏印度那樣強大而獨立的資產階級。斯里蘭卡的統治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是買辦資產階級(comprador capitalist class),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掌控國家權力,為資本主義利益服務。相反,他們一直只是與當權者進行談判。目前來看,關鍵問題並不在此,因為他們同意政府正在推行的經濟政策和擬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但是,但是,如果抗議活動在經濟上發生更激進的轉變,對他們提出利益上的挑戰,那就說不準了,比如在涉及到改善社會福利的時候。
問:目前的運動規模在斯里蘭卡歷史上有什麼先例嗎?
卡迪加馬:類似的歷史事件是1953年偉大的「哈特爾」(hartal)——這個詞用於描述南亞次大陸的大規模罷工和非暴力抗議——發生在獨立後不久和朝鮮戰爭結束時。當時主要是因為朝鮮戰爭推動了橡膠價格的飆升,惠及了斯里蘭卡的橡膠工業,並得以從其它國家進口糧食。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斯里蘭卡陷入了非常嚴重的國際貿易與財政收支問題,與現在的危機類似。世界銀行和斯里蘭卡中央銀行都建議政府削減大米補貼,政府這樣做了,大米的價格一夜之間翻了三倍,從25美分到70美分。這導致了大概是斯里蘭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當時的內閣,甚至害怕到躲在一艘英國軍艦上會面。但很快危機就迫使政府改變政策,當時的總理辭職後,也開始了政治和經濟轉型,斯里蘭卡遠離西方,走向不結盟運動。此外,當時的抗議危機也讓當局改變進出口政策,推動稻米的自給自足化,並用了25年時間從25%的自給率發展到了90%,儘管在此期間人口迅速增長。
問:你說過,抗議活動可能會擴大,因此有可能變得更加激進,那麼強硬的右翼或軍隊有沒有可能重新控制局勢?
卡迪加馬: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漫長的危機中,政治變革也可能非常漫長。我擔心的是,我們可能會看到向自由派反對派的搖擺,他們的政策也是非常新自由主義的。如果他們給人民帶來更大的負擔,斯里蘭卡可能會在一兩年內轉向右翼民族主義。這一次,崛起的可能不是拉賈派克薩家族,而是一些其他的民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可以動員軍隊和其他沙文主義政客。
問:你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定可能會有什麼影響?是否會帶來新一波的緊縮政策?
卡迪加馬:新一輪的緊縮政策已經開始了。一個例子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斯里蘭卡盧比匯率浮動——現在已經浮動了——這導致了盧比的大幅貶值,從一美元兌200盧比貶至現在的350盧比。隨之而來的進口成本的提高已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結果是,汽油和麵包價格翻了一番,烹飪用的液化天然氣幾乎翻了三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通過提高利率來控制通貨膨脹,政府已經這樣做了——在過去的一個半月裡利率提高了一倍多,達到14%——這限制了農民的信貸。農村居民和城市工人階級的緊急資產是他們的黃金首飾,而典當品的利率已經上升到25%。因此,將會出現大規模的不動產剝奪,農民無地可種,珠寶也都被典當了。政府明確表示希望通過削減開支和稅收來平衡國家預算,這很可能意味著提高間接稅,包括增值稅等購買稅。這將再次給勞動人民和窮人帶來更多負擔。道路已經確定,財政部長已經發出通知,要求所有政府部門立即停止各種公共專案,並盡可能削減補貼。
*文章轉自Himal Southasian和International Socialism,限於篇幅,文章有所刪節,小標題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自擬。
◎作者|阿希蘭·卡迪加馬(斯里蘭卡賈夫納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斯里蘭卡大學教師協會聯合會國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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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斯里兰卡学者: 我所知道的斯里兰卡崩溃的真正原因
◎出處|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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