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中美的軟實力競賽誰將勝出?|海外通訊
在中國構想的世界裡,各國尊重彼此在發展道路上的選擇。所以,中國提出的「軟實力」新主張以不強迫別國所欲所求必須跟中國一樣為基礎。而是倡導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美國以霸道推動的「軟實力」正面臨衰退,中國基於王道思維所提出的中國倡議、中國方案是否能成為未來新型「軟實力」的內容,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Joseph Nye)1990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秋季號上發表《軟實力》一文,首次提出「軟實力」的概念,隨後又出版了《注定要領導:美國實力性質的變化》(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美國實力的悖論: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為何不能恣意妄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和《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of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等三本著作,對「軟實力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入闡述。
美國「軟實力」在全球的影響力
概括起來。「軟實力」是一個國家吸引他國追隨的能力,包括文化輻射力、制度吸引力、國際感召力和整體向心力四個方面。奈教授提出「軟實力」的時候,冷戰剛剛結束,世界實力關係正在經歷根本性的變化。他在文章中寫道。雖然美國當時的相對實力不如二戰剛結束時強大,但它擁有另一種獨特的、嶄新的實力來源。美國除了具有顯而易見的軍事實力──即脅迫性的硬實力之外,還擁有強大的「軟實力」。通過汲取和運用「軟實力」,美國將鞏固其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
奈教授歸納美國「軟實力」具體分為三大類別:文化類、意識形態類和制度類。他認為在這些領域,全世界都爭相仿效美國。「軟實力」被定義為通過在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吸引別國模仿,使其按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能使其權力合法性得到別國認可,它在實現自身意願時遭到的阻礙將較小。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那麼其他人將更願意遵循。如果它能夠建立與本國社會一致的國際規範,那麼它將不太需要被迫做出改變。如果它能通過支持某些制度,使別國願意按主導國偏好的方式應對或限制行為,它將無須動用代價不菲的脅迫性實力或硬實力…….同化性實力就是要讓別國追求你的追求,「軟實力」的來源是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國際制度。」
奈教授進一步為美國的「軟實力」定性,稱其具體內容包括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以及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實質上就是自由主義。
在「軟實力」概念被提出後的二十餘年裡,世界大勢與奈教授的預測基本吻合。在冷戰獲勝後,內嵌於美國價值觀的自由主義風行全球。有一段時期,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渴望成為美國,渴求美國所擁有和追求的一切,以至於弗朗西斯·福山創造出了「歷史終結論」,稱世界政治發展已經到達終點,其形式就是自由主義民主。
按照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統計,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新世紀第二個十年,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數量從60幾個增加到近150個。根據《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排名,自由市場經濟體的數量從40多個上升至近100個。許多國家放棄了本國原有的政治和經濟體制,轉型成為與自由主義價值觀相一致的新政權,用奈教授的話來說就是追求美國的追求,這是史無前例的現像。
在國際關係領域,正如奈教授所倡導的那樣,在美國引領全球化的驅動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得以建立和擴張,並成為國際制度基礎,而這樣的國際制度在結構上受美國的「同化性實力」的影響。冷戰結束後,美國利用其天然具有「排他性」的同盟體系來鞏固國際制度安排。希拉蕊·柯林頓在擔任美國國務卿時,曾將歐巴馬總統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歸納為: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藉以管控新興大國(中國)的和平崛起,以推進普世規範和價值。
30年前當約瑟夫·奈動筆寫關於「軟實力」的文章時,他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中國。在當年那篇刊登於《外交政策》的文章裡,中國的出場率極低。即便偶爾提及,中國要麼與蘇聯併做一個整體,要麼被視為一個軟硬實力皆缺、對西方主導地位毫無挑戰的典型,或者作為地緣政治大背景中的一點反思。
中國「軟實力」的崛起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經過30年的艱苦奮鬥、改革開放發展,中國已躍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21年9月1日刊登的《美國權力的未來》一文坦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若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中國的經濟體量將是第二位的美國的3倍。當今的中國已然是世界第一工業制造大國,全球120多個國家或區域的最大貿易國,70多個國家或區域的第二大貿易國,連續15年穩居世界第一大外彙儲備國,連續5年多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大貢獻國,30年來中國已使近8億人民脫離極端貧困。隨著綜合國力的發展,中國跟著建立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隨著硬實力的顯著提升,中國的軟實力也跟著水漲船高。
當今世界,「硬實力」與「軟實力」已然成為國家間綜合實力競爭的重要因子。「硬實力」就是指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力量。一個國家的人口、領土、自然資源、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等強制性、支配性能力自然而然作為「硬實力」的構成要素而存在。「硬實力」就是「軟實力」有形的載體,「軟實力」是「硬實力」無形的延伸。
「硬實力」是對構成綜合國力各個組成方面的物質力量的統稱,而「軟實力」則是能夠統領「硬實力」、使其發揮特定功能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等影響力、吸引力、同化力的統稱。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軟實力」必須靠「硬實力」做背後支撐,倘若沒有「硬實力」,「軟實力」就猶如建在沙灘上的房子一樣沒有了生存根基,不復存在是其必然的結果。
反過來說,「硬實力」也要靠「軟實力」輔佐,沒有「軟實力」,「硬實力」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總而言之,「軟實力」與「硬實力」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補充;更進一步說,就是「硬實力」支配並作用於「軟實力」,「軟實力」影響並提升「硬實力」;兩者相互磨合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硬實力」與「軟實力」有如雙手缺一不可,都必須過硬。
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發展「硬實力」遠超「軟實力」,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百餘年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就是「救亡圖存」,因此其首要任務就是要發展「硬實力」。建立了鞏固的「硬實力」基礎後,才能徐圖發展「民族復興的「軟實力」。在西方強盜憑借「船堅炮利」就能逼迫你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的劣勢下,生存都成問題,根本談不上「軟實力」。
在當今中國已經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已經有充分的底氣說:「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彭德懷語);「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毛澤東語),才能夠談「軟實力」。
中國發展「軟實力」的寶庫:傳統文化
約瑟夫·奈表示,中國的「軟實力」體現非常多,其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就是強有力的「軟實力」體現。「中國『軟實力』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時代。我可能創造了『軟實力』這個詞,但通過提升吸引力以影響他人則來源於古老的中國哲學。」
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國的孔孟之道講究攻心為上,以柔克剛,以德服人。甚至中國古代的兵法大家孫子也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約瑟夫·奈定義「軟實力」為「通過勸說和魅力而非威脅或軍事手段來影響別國的能力」,似乎與中國古代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今日中國已然建立文化自信的當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自然成為中國發展「軟實力」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盡藏寶庫。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說:「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他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習近平對於「文化軟實力」的闡釋,內容更為豐富,不僅包括文化,也將價值觀、制度等融入其中;不僅將文化視作政治、經濟、思想理念等的本源與底色,也將政治、經濟、思想理念等的成就,視作文化的能量來源。習近平的「文化軟實力」觀,可以解析為「制度為本、傳統為根、價值為魂」。其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習近平視野中的「文化軟實力」本體。
「文化軟實力」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制度軟實力,以制度軟實力為力量支持。制度的感召力、制度價值的影響力就是「文化軟實力」,中國制度實質上也是中國形像。在習近平看來,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他說,「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然要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從我國的現實條件出發來創造性前進。」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在曲阜考察,來到孔子研究院,他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2014年5月4日青年節,習近平在北京大學考察時,要求青年要自覺踐行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他強調,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在這個文化興國的時代,全球競爭在繼資源競爭、資本競爭之後,進一步演變為文化競爭。而「文化軟實力」的比拼,說到底是核心價值觀的較量。
習近平指出,核心價值觀事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中國的崛起絕不能只是硬實力的壯大,更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核心價值觀優勢與正能量。這是世界大國崛起之路的共同規律。只有在各種文化不斷交流、對話、博弈中完善中國核心價值觀的當代表達,彰顯文明、民主、開放、和諧與負責任的國家形像,增強中華文化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並為構建世界價值體系、引領世界價值走向做出貢獻,才能使「文化軟實力」確實硬起來,大國的地位真正立起來。
美國「軟實力」的衰退
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盛行之時,看來21世紀仿佛真的屬於美國的全球「軟實力」帝國。但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相反的,我們正在見證美國「軟實力」的衰退。
美國對其「軟實力」的效用與合法性抱有極大的信心,因此陷入狂傲自大,以至於願意動用「硬實力」來促成「軟實力」。最突出的證據就是美國假借反恐、民主、人權等口號發動了13場海外戰爭。在這種狂傲自大的心態作用下,美國著手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進行重大修訂,它並不滿足於自己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想要攫取不受限制的霸權。
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在《國家利益》雜誌(National Interest)發表文章「美國對中俄:歡迎來到第二次冷戰」(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對此進行過剖析。新保守主義思想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從理論角度闡述了美國霸權維持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必要性,也就是要以「軟實力」為名赤裸裸地動用「硬實力」。
美國「軟實力」之所以走向衰落,最根本性的原因或許來自其始作俑者。作為軟實力時代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革命非但沒有使「軟實力」的擁有者和運用者變得更強大,反而使它們遭到了削弱;非但沒有使它們更團結,反而造成了碎片化。在德國社會學家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看來,「軟實力」全球化的步伐「超出了各國社會和國際組織為經濟和政治治理建立有效制度的能力。包括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出現債務高昂、不平等現像和不穩定增長,意味著政治和經濟的可治性遭遇了普遍性危機。」
毫無疑問,今天的世界處於「硬實力」時代,為我們所熟悉的美國「軟實力」正在消亡。然而,回歸一個完全靠「硬實力」說話的世界是危險的。過去幾個世紀,世界完全以「硬實力」作為遊戲規則,導致人類蒙受了無法估量的巨大痛苦。單單在20世紀,「硬實力」的較量就掀起了兩場世界大戰和漫長的冷戰,人類幾乎走到了滅亡邊緣。未來的世界還能不能有更高的追求?「軟實力」能否獲得新生?
在「軟實力」風頭強勁的年代,中國是唯一一個逆流而動的國家。中國雖然融入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但堅定地拒絕成為後冷戰時期「軟實力」的附庸國。經過複雜的轉型,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走向了市場經濟,但拒絕讓市場凌駕於國家之上;國家仍然是塑造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中國拒絕了西方對於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定義,保留並鞏固了一黨領導的政治模式。在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等「軟實力」領域,中國都沒有變成一個想西方所想、求西方所求的傀儡。
結果呢?與多數經歷了「大皈依」(Great Conversion)的國家相反,中國迎來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高速增長。中國從貧窮的農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並在此過程中帶領近8億人擺脫貧困。中國達到了人類歷史上「三最」—在最短時間內使最多人口的生活水平獲得最大程度的提高。
和平崛起 vs 修昔底德陷阱
2003年,中共高級智囊鄭必堅首創「和平崛起」這個詞彙來表達中國的願景,多年來,這個提法屢遭挑戰和懷疑。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拉響了警報,稱中美兩國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大國(中國)的實力引發守成大國(美國)的恐懼,從而導致戰爭。
艾利森在《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書中指出,在過去500年裡,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共出現16次,其中12次以戰爭收場。
但如果我們退後一步停下來想想,就會發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是既成事實。歷史上幾乎所有大國的崛起,從雅典帝國到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從美國擴張時期的「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到現代史上法國、德國和日本的崛起,無不採取極度暴力的手段,通過殖民乃至種族滅絕政策對世界各民族進行大範圍征服和剝削。
中國崛起的規模和速度遠勝於歷史上的任何大國崛起,卻至今保持著和平,沒有侵略任何國家,沒有傷害到任何民族。也許如艾利森所說,我們在心理上還沒有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但在現實當中,我們已經邁過了這道坎。
事實上,經過數十年埋頭苦幹和不斷發展,今天的中國正在向世界前沿行進,提出新的主張,即習近平提出並已列入黨章和憲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倡議就是要建立一種政治互信、經濟共贏、安全互助、文明多樣、生態共享的國際體系共同體。
在中國構想的世界裡,各國尊重彼此在發展道路上的選擇。所以,中國提出的「軟實力」新主張以不強迫別國所欲所求必須跟中國一樣為基礎。中國強調的是從各美其美,達到美美與共。
中國傳統文明歷來講究霸道與王道之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這句話很明確的說明霸道是以仁義為標榜,但主要靠強大的武力來推動,以力服人。而王道則是真正的實行他所講的道德與仁政,以德服人。美國屬於前者。中華民族對外關係歷來講求「修文德」做到「近悅遠來」。今日,雖然中國取得了發展的巨大成功,對自身發展道路和模式充滿自信,但從來沒有輸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而是倡導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因此,中國可以說屬於後者。
美國以霸道推動的「軟實力」正面臨衰退,中國基於王道思維所提出的中國倡議、中國方案是否能成為未來新型「軟實力」的內容,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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