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生回家的省思 台東的日本地名探查

By 張卓如 / 2019-11-29 17:26:36 /
歷史
摘要:

池上、大原、鹿野村,都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所建立頗具規模的移民村。這一頁日本移民台灣的歷史,到光復後移民全部引揚(遣返)回國,似乎就告一段落。但是當初住在日本移民村的農民,尤其出生在台灣的「灣生」,經過一甲子之後,對「故鄉」台灣的強烈感情與依戀,卻不斷發酵。這些情節由歷史的片段成為文學的藍本,再轉化為影像的呈現,其中不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其實,當時移民村的設置,是建立在台灣民眾的血淚史上。

xxx從這張日據後期之《觀光的台東廳全貌》局部圖中,可看到右上的花蓮港、瑞穗到台東境內的池上、大原、鹿野等具有日本風味的地名。

從花蓮到台東的花東線鐵路直到近年全面電氣化,不只普悠瑪、太魯閣,連馳騁於西部、每站都停的電聯車也開到了這裡。所以,在列車上都有針對每一站到站前,以語音方式通報旅客站名的服務。和西部不同的是,除了國、客、閩南語之外,還多加了日語。日語並非是針對日本觀光客,而是包含原住民在內之老一輩。他們在日據時期大多可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例如,二十餘年前筆者在台北的棒球場,就親耳聽到閩南籍的球迷朋友和同輩的原住民球迷用日語溝通。

所以,上述語音廣播中的日語地名,是當地老一輩的記憶。如光復後改稱的「瑞源」(取祥瑞降臨大原之意)火車站站名,因日據時期在此設置大原移民村而得名,故以舊站名的「大原」日語讀音OHARA作為提醒。而以閩南語發音的「水尾」為今花蓮瑞穗的舊地名,因其日語讀音為MITSUO,和日本古代地名「瑞穗」的日語讀音MIZUHO近似,故在日據時期改稱,直到現今。針對花東地區的地名普遍的日本化,前台灣省文獻會主任林衡道曾呼籲政府當局應再一次修改。

上圖的池上、大原、鹿野村,都是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在台灣進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所建立頗具規模的移民村。這一頁日本移民台灣的歷史,到光復後移民全部引揚(遣返)回國,似乎就告一段落。但是當初住在日本移民村的農民,尤其出生在台灣的「灣生」,經過一甲子之後,對「故鄉」台灣的強烈感情與依戀,卻不斷發酵。這些情節由歷史的片段成為文學的藍本,再轉化為影像的呈現,其中不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其實,當時移民村的設置,是建立在台灣民眾的血淚史上。

清領時期的開山撫番和招墾

台灣東部由於位在中央山脈嶺脊以東,清領時期通稱為 「山後」或「後山」。1874年(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後,清政府始解除對「後山」長達152年的封山禁令,開始重視後山防務,於1875年(光緒元年)首次設立「卑南廳」,總管後山全境,並分北、中、南三路進墾後山。經過十餘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行的「開山撫番」、「移民拓墾」後,1887年台灣獨立建省的同時,在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建請下,將後山設為「台東直隸州」,於是,「台東」之名始見於文獻,並成為通稱。清代直隸州地位略等於府,1889年(光緒15年),台東直隸州內部進行行政區劃,劃為5鄉9堡,包括南鄉(轄今台東市附近卑南一帶到大武的台東海岸線各庄)、廣鄉(以成廣澳庄為中點,總管花東海岸線各庄)、新鄉(以新開園--今池上鄉錦園村為中點,包括秀姑巒溪以南各庄)、奉鄉(下轄水尾堡等),與蓮鄉(下轄花蓮港堡)。今池上的大坡池附近有「新墾地」的標示,即俗稱的新開園。因軍隊在此駐守,因而成為花東縱谷地區的重鎮,附近的開墾事業亦因此成功。但由於東台灣多高山深谷阻礙內外交通及原住民的抗拒等因素,致使成效不彰。平原地區的土地開拓,大部分仍維持未開拓的狀況。根據胡傳所撰《台東州採訪冊》,當時(約1890年)台東直隸州轄內人口總計5,939人,而其中平埔族人占大多數。至於未納入管內之原住民,總計為53,631人,佔台東地區總人口的十分之九強。

日本對台灣的攘逐企圖

日本為解決國內的經濟和人口過剩的問題,開始於1885年鼓勵向海外移民從事農業。其中,移居布哇(夏威夷)主要從事製糖業的日本人佔當地人的四分之一,比中國人還多。日本在馬關條約中逼迫清廷割讓台灣後,條約雖規定台灣人有兩年的國籍自由選擇期,可變賣產業,如兩年內尚未遷即被視為日本臣民。但是,對日本甚有影響力的學者福澤諭吉認為:「要把從敵國所得到的新土地加入並成為日本永久的版圖,有兩個方案。唯有取其地,豐富其地的資源,不用太在意當地人民的去留,去留就順其自然,同時催促我國民移居,讓多數的日本人居住至此,建立純然的新日本國。以台灣為例,是熱帶孤島,天然物產豐富,易於人居,想必移居至此的內地人會很多。所以我們只要領有土地,可以不用鼓勵當地人口的繁殖。」所謂「內地人」正是來自日本本土的移民。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也呼應福澤諭吉的言論,擬定《台灣攘逐策》。其中,關於鎮撫統治之政略要義於次:第一要威壓島民。第二要由台島攘逐減少支那民族。第三要獎勵我國民的移往。

同年8月,台灣總督府將台灣的統治從民政改制為軍政,賦予日軍大力鎮壓台灣西部住民反抗的權力。福澤諭吉認為:「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1896年4月日軍大致控制台灣西部後,將軍政裁撤,允許日本內地民眾渡航來台。但該年6月發生的「雲林大屠殺」,引起中外的震驚。《蘇格蘭人報》稱:「日本之政略,似乎在於將全島居民都趕出去。」因西部的台灣住民反抗的力量甚大,為顧及國際的觀感,當局仍逐漸採用同化 「本島人」(台灣本地人)的政略。所以,日本移民台灣是一種領土佔有的宣示,為殖民台灣的象徵。

日本計畫移民東台灣

1896年台東地區因抗日勢力猶存,依然在軍政之下。直到日軍全境佔領後,仍繼承前清的「鄉街庄社」的行政設置。由於地廣人稀,總督府財務局長祝辰巳視察後,主張大力開發,而開發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總督府屬意具有冒險精神的賀田金三郎,著手經營東部拓墾,種下賀田組與東台灣的淵源。

1899年,賀田組取得花蓮港至台東之間加禮宛(今花蓮新城鄉嘉里村、佳林村)、吳全城(今花蓮壽豐鄉志學村一帶)、馬黎馬憩原野(今花蓮鳳林鎮萬里橋一帶)、加路蘭(今花蓮豐濱鄉磯崎村)間原野二萬町步(約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公頃)的開墾權。賀田組的拓墾事業,主要為甘蔗、薄荷、菸草等農作物的栽植,以及製腦、畜牧與移民。

當時日本殖民地的移民村落制度,參考各國之例有密居和疎居兩種制度。在日本開拓北海道時,便仿效美國制度採疎居。在台灣東部開拓之際,面對蕃人(原住民)的自我防衛及衛生上等便宜行事,採用折衷制度,將30戶乃至40戶編為一團。

然而,賀田組事業在挑戰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情況下開展,因而與原住民衝突不斷,事業最後以失敗作收。1909年,賀田組不得不將拓墾事業的經營權轉讓給鹽水港製糖會社。賀田組試行移民失敗時,台灣總督府本計畫先在台東廳南鄉旭町推行官營移民,卻因「番情不穩」而遲未進展,恰好1908年爆發了七腳川的阿美族人抗日事件,七腳川社是花蓮最強盛的番社,有九社之最的威名。可惜抗日失利,被迫遷移池南、月眉、溪口及台東海端,總督府乃趁機將計畫轉移到七腳川。

日本官營移民的開始

台灣南部雖在二十世紀初,就有台灣製糖會社主導的日本本土移民計畫,包括工廠和自作農園分配使用,但因移民素質不良等原因歸於失敗。故日據時期台灣兩波官營移民(1909─1917,1932─1945),前期以東部花蓮港廳為重心,後期改以西部、南部的河川新生地為移民村建設地點,如雲林新虎尾溪畔的移民村。

1909年台灣總督府在台東廳內另設花蓮港廳後,開始了移民計畫。對東部進行土地調查,劃出原住民土地外,並選定適合移民土地。在此之前,台東廳管內人口約七萬,其中「內地人」尚未破千。除了從事農業的吳全城附近殘留的賀田組移民五十戶,其他大部分為官吏及官廳人員及其家屬,在卑南(今台東市)約三百戶;花蓮港三百五十戶;璞石閣(今玉里)大略在兩者伯仲之間。

1910年2月,在七腳川社鄰村「荳蘭社」(今吉野鄉宜昌村)設置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即是官營移民的開始。之後,隨著移民人數增加,原本七腳川社所在地過於狹小,於是總督府從繼承賀田組的鹽水港製糖會社手中,取回開拓預定地以開村闢地。

xxx吉野移民村

1913年,總督府在鹽水港製糖會社「鯉魚尾南方」之未墾地上,設立官營的豐田移民村。隔年,總督府命令鹽水港製糖會社歸還「鳳林及萬里橋原野」八百九十四甲的請墾地,在此開設了林田官營移民村。所以,三個移民村都是在賀田組拓墾的基礎上開闢而成的計畫性農村。

xxx豐田移民村

1913年設立的台東製糖株式會社,除了擔負製糖,也配合總督府當局對原住民領域的高壓統治與移民事業,如瑞源所在的大原原野,原為阿美族大埔尾社的勢力範圍,會社為取得大原原野土地所有權,急速申請開發。當局便強制收為國有地,成為台東製糖會社社有地,設立了大原移民村。並且在1915年興建製糖能力三百五十噸的卑南工廠和一百五十噸的新開園工廠,隔年起用運轉。另為供應製糖工場製糖原料,在卑南、里壠(今關山)間興築27哩之輕便鐵路,以運送鹿野、池上一帶移民村原料,成為今日花東線鐵路的前身。

xxx橋跨卑南溪(又稱新武呂路溪)聯絡鹿野鄉瑞源村的寶華大橋有阿美族原住民圖驣 。

移民村建立後,配合總督府當局的改名運動,在花蓮港台東兩廳下已開墾地及今後預定開墾的原野,仿日本本土內地村落之名而命其名。如上述的七腳川改為吉野村;吳全城改為賀田村。位於鯉魚山南端,稱「鯉魚尾」的村莊(今壽豐鄉池南村)改為豐田村。鳳林改為林田村。而當時台東廳下有新開園(池上)、加路蘭(富原)、呂家(旭村)、知本(美和)、鹿寮(鹿野)和大埔尾(大原)六處殖民適地,均為未開發的原野,也都正名為上述括號內的新地名。

以上東部移民村的設置,大多是將原住民攘逐出境後,在日本殖民當局大規模土地取得相對容易的情況下開展。對照日本在1910年吞併朝鮮後,開始沒收朝鮮農民的土地,並將其所有權轉讓給移民到朝鮮的日本農民。灣生可說和朝生(日本據韓時期所生之日本人)一樣,享受了內地人對殖民地人的優越心態。

日本移民村設置後,不乏失敗的例子。如池上村因池上圳道毀壞無法種水稻,糧食不能自給自足,日本製糖會社又強迫種植甘蔗,致使池上村移民陸續離開。日據末期,池上人口激增,湧入之移民以竹、苗內山客籍人士最多,成為池上開發的一股動力。據1941年當時的統計,台東總人口93,138人,包含日本人7,078人;花蓮總人口153,785人,其中日本人為20,914人,佔了近七分之一強,成為當時全台最日本化的地方。台灣光復後,眷村早期用地多為日本統治時期或日本移民村所遺留,1955年退輔會成立後,為了安置退除役官兵,在鹿野、池上等成立合作農場,開墾境內的原野,加速了人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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