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臻（長沙市明德中學教師）

葉榮鐘晚年攝於半壁書齋。（圖／翻攝自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語言，以及語言背後的歷史、思想、文化、精神，是建構一個人、一個群體之「自我」意識的重要地基。

台灣史專家戴國煇先生，在他的名著《台灣與台灣人：追求自我認同》一書中反思日本對台灣殘酷的殖民統治，曾說：「我早就有這種想法：殖民地統治的最大罪惡不是經濟基礎的破壞或物質的掠奪，而在於人性的破壞。語言上的三重生活，被剝奪了母語，自墮於奴隸的思考等，殖民地統治的罪惡之深，人們應該深深地知曉。」

所謂「自墮於奴隸的思考」，按他的說法，應該是指：「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的過程中，……侵蝕我們的語言，最終連我們的思考也被誘導陷入殖民者的圈套之中。從日本人亦即殖民者蔑視我們『母語』的狀況開始，到現在終於從我們自身之中創造出積極接納這種蔑視的買辦階級與階層。日語已不單單是手段，而變成我們價值的一部分，變成自己頹廢的媒介」，於是，當人們「需要以自己的語言進行深入思考的時候，就會陷入非常艱難凄慘的狀態」。

去年冬天，差不多讀完了二十年前在中國台灣出版的葉榮鐘全集。寫了幾萬字的讀書筆記，做了不少摘錄。一直沒有時間，主要是沒有心情來整理和細化自己的筆記，寫幾篇正兒八經的東西。

將部分筆記略作整合，湊成一篇，談台灣作家葉榮鐘先生的漢語書寫和民族主體建構的問題。請有識者批評。

一、語言反抗與主體建構

現有的關於葉榮鐘的文學書寫、史傳書寫的研究，大多是從局部著眼進行論述，從整體著眼的研究，並不多見。此外，由於台灣這幾十年來愈益深化的台獨和獨台意識，已經通過長年的政治運作，深入到了台灣學術界的深處，成為一種霸權性質的意識形態裝置，所以，大量的台灣地區研究葉榮鐘的論述，其視野、思想和立場，乃至這一「天然」的立場背後具體的思路、詞語、概念，都受到了很大的干擾，難以正常地理解葉榮鐘及其著述。尤其是他探索和構築的中華民族意識，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的漢語書寫的重要意義，沒有得到有效彰顯。

葉榮鐘（1900-1978），出生於台灣鹿港，一生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兩個歷史階段。在日據時期，他積極投身政治社會文化運動，追隨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參與當時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等，同時作為作家、記者和編輯，他也參與新舊文學論爭，推動台灣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與更新。他晚年回顧：「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

在日據時代，出於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和復歸中國的嚮往，他鑄煉了濃郁而深沉的中華民族意識。二戰後，台灣回歸祖國，他在戰後初期曾擔任「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總幹事，繼而隨林獻堂率領「台灣光復致敬團」訪問大陸。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省本地精英遭受國民黨的鎮壓與排斥，他此後退隱於金融界，晚年以「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回歸和記錄歷史，撰寫了《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史》（也稱《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彰化銀行六十年史》）以及大量的隨筆。

誕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葉榮鐘，一生經歷崎嶇，可以說，他的一生，從側面反映出台灣主體性探尋的崎嶇路徑。這從他一生的漢語書寫實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來。

葉榮鐘出生於日據時期，一直到他45歲，台灣才「光復」。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通過政治、社會、教育、宣傳、經濟等各種殘酷手段，對台灣的文化控制和母語剝奪，日益嚴重。他晚年撰寫《台灣民族運動史》等作品，多次批評日本殖民統治最惡毒的，就是文化愚民和教育愚民政策，這是最不可饒恕的。因此，對於葉榮鐘這樣的人而言，漢語書寫，用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進行書寫，首先就是一種絕境中的民族反抗精神，反抗日本殖民者殘酷的皇民化、奴化政策。

葉榮鐘曾有詩云：「一線能延便是功」、「著書留與後人看」，這個「一線能延」，就是延續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和精神，其實也就是延續「自我」及其真實的歷史的存在。

為了掌握好漢語，他付出了艱巨努力。回顧他的生平自述，尤其是關於青少年時代的自述，就會發現，學習、運用漢語進行表達和書寫，根源於他從小在生活和現實的壓迫中、從自我心性深處生長出來的一種反抗性。這種貫穿一生的反抗性，與他的寫作融為一體，是一個探索主體性的過程。寫作與他自身的天分融為一體，他向來有寫作的興趣、自覺和自負，知道這是自己一生事業所繫，但同時，他一生的歷史時代，都沒有給他一個寫作環境，讓他有機會、有條件去完成自己內心的使命。

他始終是在一種被統治、被壓抑的狀態下寫作。因此，要獲得一個自我的新的主體，就必須進行持續的抵抗、反抗。他的主體是在一種反抗和追尋、突圍中誕生的。這是葉榮鐘一生的歷史處境。要把他一生的處境歷程，和整個台灣的歷程聯繫起來，他就是台灣尋找主體性的一個歷史縮影。這個縮影，以壓抑和殘缺的方式，通過他流傳的文字，而保存了下來。

所以，在葉榮鐘這裡，漢語寫作的重量非同尋常。據他的晚年自述，他在青少年時代，已經有了對自我的奴隸處境的初步意識，並由此誕生了語言上的反抗。語言作為一種文化反抗、精神反抗，塑造了自我。漢語及其修養，讓他在反抗之中，內在之我更為豐富強大，能夠形成自己的文化主體和民族意識，並由此能夠確立自我，提升自我的主體性，而不是「失語」。他晚年能夠發表散文、雜文甚至史傳書寫，來批評社會、記錄歷史、回溯精神，不像同代人，處於失語狀態。這種漢語書寫，才是一種真正的反抗。

葉榮鐘從小就有反抗精神。小時候就喜歡打抱不平。對他而言，古典詩歌的閱讀吟詠，帶來了深沉的反抗情結，能增強自我的精神力量，產生了強韌的反抗精神。可以說，從青少年時代開始，那種立足自我、增強自我的獨立自尊的反抗精神，真正鍛造了他的自我。但如果僅僅只有青少年時代的古典詩文的吟詠，他的民族意識就無法與時俱進，他的漢語書寫就不足以建構出一個真正的現代之主體。回顧他的一生，從漢語書寫的角度著眼，我們可以說，對葉榮鐘及其所處的歷史而言，漢語書寫也就是反抗扭曲和壓抑的殖民統治、殖民文化，就是尋找、構建和樹立主體性的過程。這一過程在葉榮鐘的生命歷程中有三個時刻：

第一個是文化運動落潮之後的新文學研究運動階段，他早有記載歷史的意志，通過研究和論述新文學，與他青年時代參加的文化協會運動呼應在一起，成了他的主體性建構的第一個階段，他用現代的白話文，尋回了自己的現代主體。（政治史中文化協會一章結尾處的慨嘆特別值得重視。台灣留學生運動一章開頭探討自己這一代人的「祖國」意識的誕生，也很值得重視）。

第二個時刻是漢詩寫作，這種寫作的重要性不在20、30年代，這一年代的寫作只是青年時期的抒情。而是在1937年現代漢語、白話文被禁絕的情況下才出現的。古典詩歌寫作的成熟，意味著在空白的歷史階段，找回了自身的歷史文化主體，這種深深浸染著中國歷史文化熏染的詩歌文體，為他內心最微妙深刻的表達找到了渠道。

第三個時刻是晚年寫作的階段，這個階段應該作為做一個整體來看，尤其是台灣歷史書寫的三本書，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為他樹立和找回了內在於中國的台灣人的主體性（無論是寫散文來證明台灣人的白話文水準、還是批評時代現象來表達心聲、或者撰寫歷史探索台灣歷史的主體性，都是如此），只有這樣，才能理解他晚年和林莊生的通信，為什麼他和林莊生的對話其實不在一個層次上。

下面分別簡述這三個時刻。

二、中國新文學與民族意識的更新

第一個時刻，是通過深入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新文學，更新、深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識。讓傳統的民族文化和精神，進入了20世紀的現代世界和文化之中，由此，葉榮鐘跳出了台灣「遺老」式的傳統文化氛圍和精神反抗，成為了一個內在的「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這個時刻如果要一個時間的話，我認為是1929年寫下《中國新文學概觀》的時刻，更具體的話，則是1929年11月7日夜半，「脫稿於冷雨凄迷的高圓寺精舍」的時刻，這是一個富於象徵意義的時刻。

呂正惠老師曾撰文探討過葉榮鐘的漢語書寫問題。他分析葉榮鐘他的中文文筆那麼好，有好幾個原因。但有一個重要原因卻似乎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就是葉榮鐘全面、精心地搜集、閱讀乃至研究了中國新文學的作品，揣摩了白話文的寫作。他的《中國新文學概觀》，篇幅長，成系統，可以算作他早年的一部著述。

從這部著述來看，他的視野全面、分析深入、語言流暢銳利，在早期白話文中已經非常不錯，如果專注於文學研究與評論，應該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文學評論家和史家。他這並非出於一般興趣的泛泛而讀，而是有意的搜集和閱讀。從其中的「我國」等措辭，以及對中華民族的批評、贊美、期許來看，他這種閱讀的背後寄寓著深深的家國情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在殖民地環境下，探索、深化和理解自我的民族意識，並與時俱進，關注民族內部文化的發展和演化。在這種閱讀中，他獲得了民族情感的救贖，所以才會那麼激動，搜集材料來撰寫《新文學概要》。

我們可以明確，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誕生的新文學，讓他的民族意識深化了，不再僅僅是古典的傳統的民族意識。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尖銳批判、魯迅對傳統國民性的批判和悲憫，深化了他的民族意識。他自覺置身於五四新文化脈絡之中，與民族發展同頻共振，並由此來探索殖民地環境下的「民族」、「自我」及其表達。他晚年回憶林幼春，就慨嘆台灣人千萬不能自外於民族文化的發展之外，抱殘守缺。

在這一階段，他較深入地參與了台灣新文學、文化的論爭與建設，寫了一系列的文藝評論和社會評論，並參加台灣的文化協會，尋求在日本嚴酷的殖民統治下的民主、解放問題。這背後當然有著濃烈的民族尊嚴和氣節。但他顯然不是林獻堂式的舊式知識分子氣質的人。例如，在1928年開始的，對昭和日報和墮落的詩人的犀利的諷刺，顯然受到了魯迅的影響。他對喪失了獨立、尊嚴和人格氣節的紳士們有尖刻的批評。白話文學不僅影響了他的白話文寫作，深化了他的民族意識，而且推動了他的社會批評、對文學和社會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憤怒、壓抑和批判的情緒。

正如戴國煇在《台灣與台灣人：追求自我認同》一書中指出的：「台灣的語言問題——特別是隨之而來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與中國的近代化意向有部分的斷絕。又在近代的統一國家成立以前——當然標準語也未制定，其普及也沒能來得及當成課題排上日程——已被日本分割占據，台灣海峽自然的不連續性，加上人為的強權隔離政策等的結果，使得回歸祖國的同時，台灣便客觀地被加上語言生活的三元性了。」從葉榮鐘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語言、日本語、中國現代白話文學，成為了他「語言生活的三元性」，但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消化，尤其是對中國新文學的閱讀、學習和體會，讓他形成了新的、打破這種「語言生活的三元性」的基礎，而中國傳統語言書寫，並不具有這種可能性。

戴國煇還說：「我想，如果只作為傳達意志手段的語言機能成為問題，那還是單純的。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透過語言的悲劇含有價值的部分，變成如前所述所謂價值轉移的膠著狀態的一個原因。」也就是說，語言背後不僅僅一般的意志問題，更在於語言背後的「價值轉移」的問題。這個深層次的價值轉移問題，必須要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文學、新文化才能解決。

葉榮鐘超出同時代台灣文人的地方，很可能就在他對中國新文學的高度重視和領悟、將中國古典詩歌與個人生命的深刻交融、以及在晚年史傳書寫中重鑄台灣的歷史主體，這三個時刻，是他運用漢語寫作超越「語言生活的三元性」，超越台灣歷史的扭曲和暗傷，逐漸建構出深沉的民族意識和自我主體的時刻。這貫穿了他的一生。

三、1937年的古詩書寫和主體深化

我們會發現，1937年七七事變那一年，葉榮鐘人到中年，拿起了他停擱了一段時間的詩筆，重新開始寫作古典詩歌。而且，詩歌風格慷慨悲鬱，以七律為主，而他在此前的青年時代，是幾乎不寫七律的。從整體上看，從這一年開始，因為時代和心境的巨大衝擊，他的詩歌寫作，開始與早年的風格、內容、體式，有明顯不同。我認為，這是他的古典詩歌寫作開始步入成熟、形成一個深沉的「自我」的時期，是他的民族意識和精神更為深沉悲慨的時期，是他的漢語書寫和主體建構的第二個時刻。

正如我剛剛指出的，葉榮鐘對「五四」的認同和新文學的深刻洞察，有著非同尋常的情懷，值得體會深思。這其實也影響了他的古典詩歌寫作。我們會發現，他的古典詩詞創作，是以寫詩為主，詞很少，幾乎不寫詞，這是因為詞這種體式過於複雜繁難，對古典文學修養要求更高，更華麗多變，可能不適合他；其次，他的古詩，很少用典，力避晦澀；再次，不太重修辭和辭藻，沒有華麗，也不力求精致，大多是自然清新、抒發胸意的詩句，緊緊與當下時事深刻關聯。可見，「詩」對於葉榮鐘來說，是感時憂世、針砭時弊、即時抒發個人情懷，其中，「文化傳承」、典故修養、精致精細的一面不多，反倒是時代的、自我的、現實的、「匕首」的一面較多。我們或許可以將之概括為，不很追求傳統的詩意詩境，不形成一種意境，卻清新自然，追求介入現實和自我。

他的詩作，早年以絕句為主。中年以來，尤其是七七事變以來，憂患更深，沉鬱頓挫的律詩漸漸成為主流，比率大大提升。據統計，是律詩和絕句各一半。30年代末葉，日本法西斯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故國風雨飄搖，「憂患如山慘不舒」，他也迎來了一生中詩作的高峰期。他的代表性作品往往是在憂患中產生的。而描寫山水美景、人事歡樂的詩句，大多是絕句，而且占比少，從主題和深度上來說，也無法體現他個人特色。晚年之後則更顯平淡，七絕較多，律詩、五律、五古、七律相對較少。1974年旅美，是詩歌創作的另一個高峰。

從這一風格出發，我們會發現，他不是一般的沉醉於古詩文創作的傳統「文士」，試圖寫好寫精致古詩詞，他其實沒有這種強烈的意思。他晚年與兒子（貫兒）等人通信，對自己的「詩人」角色有認同，但是這種認同不是一般的認同。可見葉榮鐘寫的雖然是古詩，但是側重點不一樣，這是一種置身於時代和自我之中的古詩，具有現代自我的感受和觀念而已，或許可以稱之為新舊之間的一種詩。至少，他所致力的詩，有其時代的意識特點。

他的詩作，大多抒發身世、時事的感懷，具有濃郁的批評傾向，很少注目於營造詩意純美濃郁的傳統詩境，也就是說，他的詩以「議論」為主，以「批評」為主，刻畫個人的心緒和思想，而心緒也是融化在思想和議論之中的，確實是現代意味重，「宋詩」的風格重，更與現代詩歌接近。台灣國立中央大學尹子玉的博士論文《葉榮鐘詩稿研究》曾指出，葉榮鐘的詩歌，存在平仄、韻律、對偶、重復、句法、用典、主詞前後不一等等問題。甚至指出葉榮鐘在詩意上缺乏美感、不夠含蓄、不合邏輯、違背禮節、缺乏意義層次等。這是站在古典詩歌傳統的立場上來看葉榮鐘的詩作。我覺得，葉榮鐘的詩要從「現代」的角度去看。我很懷疑葉榮鐘並沒有真正想好好鑽研並寫作古典詩，反倒是還抽空寫現代詩，但卻從來沒有嘗試過詞。於此可見他對於詩的態度。

舉幾個小例子。比如，他的寄周定山七絕《索居漫興三續》第十首，詩句如下：

暮年頭角枉崢嶸，物換星移當廢兵。剩有丹心無處托，搞詩聊作不平鳴。

有台灣學者從正統的中國古典詩詞寫作技藝出發，認為「『搞』是做、幹、從事之意，音義都不太優雅」，他認為，周定山改「搞」為「藉」，「藉詩聊作不平鳴」，「音義近似，但音義比較雅致。」其實，這恐怕不曾真正體會葉榮鐘寫詩的志趣。我認為，只有「搞」才能體現那種葉榮鐘那種現代人的無奈和沉痛。用一個「藉」字固然文雅，但全然是古人的詩詞格調，「雅」而失真，無法真切表現葉榮鐘的現代心境。以葉榮鐘的修養，何曾想不到「藉」字，但之所以不用「藉」，恐怕也有他自己的必然吧。

又如，葉榮鐘有寄莊太岳《海水浴場即事》一詩：

群眾如蟻簇碧灘，從容莫見水雲寬。一灣垢膩隨波轉，萬頃汪洋插足難。應有魚龍愁失所，已無鷗鷺狎回瀾。忘機那得桃源住，心事茫然不自安。

此詩被他的朋友莊太岳修改了。莊太岳將首聯「群眾如蟻」改為「萬眾紛如」（有研究者認為原作能「真實描寫出作者對人群感發惡心不快」，修改後「只是單純敘述群眾聚集，沒有帶出任何負面情感」）；又將「從容莫見水雲寬」改為「從容想見水雲寬」（研究者認為「『莫見』是負面的否定，見不到之意，也同時排除了『水雲寬』的美感」，太岳修改後，「則是正面的肯定，希望見到之意」）；「一灣垢膩隨波轉」，太岳眉批頷聯：「垢膩二字不雅」，將上句改成「一灣清淺隨波轉」；「心事茫然不自安」，莊泰岳改為「滿目蒼茫付浩嘆」（研究者認為原句「前四字『心事茫然』是心情悵惘若失之意，後三字『不自安』意為無法自安其心，兩者都是不安定的心理情緒，意義略覺范復。莊太岳將此句改成『滿目蒼茫付浩嘆』，「以外在的視覺意像，用廣大的海、天、人群之茫然感，將『心事茫然』形像化」，「不僅改善字意重復之病，也使句意更加豐富、曲折」）。

事實上，我與一般的研究者的意見相反。我認為，莊泰岳的這種修改，其實是用一些古典詩詞的格套，來匡正和修改葉榮鐘的直覺性的現實表達。追求古典的雅致，而忽視了情感的自然抒發，沒有置身於現代、當下的真實。我願意再重復一遍，葉榮鐘的古典詩歌，更近於一種置身於時代和自我之中的古詩，具有現代自我的感受和觀念而已，或許可以稱之為新舊之間的一種詩。

讀他的古詩，有幾個主題特別值得注意，因為有殖民地的意識特點、歷史特色：

一是「漂泊」、「無家」的意識，青年時代沒有成家時如此，中年後憂患，更有憂患意識，變成了一種家園摧殘的意識。這個「家」引申為台灣島，「蓬萊」、「瀛洲」等等，家園早已被摧殘、改變，就引申為家園喪失意識。

二是敏感的「奴役」、「奴隸」意識，這種奴隸意識貫穿了前後兩個時期，多首詩有對奴隸、奴役的反思和批評。奴隸處境的一再指認，從政治層面到個人層面，從外在的社會歷史到內在的精神結構，都是奴隸。奴隸的特點就是剝奪了反抗的可能性，就是內心自覺進入「被殖民」的自我扭曲和民族認同。

三是「無用」「棄才」意識。不能做奴隸，就只能被邊緣化。這也是一種消極的反抗，但是這種無用意識，畢竟不能像櫟社的老一輩遺老那樣，自然而然隔絕於時代之外了。畢竟他出生於殖民地統治下，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從青春時代開始就要面臨著一生的抉擇。那是他的個人價值、家庭生存、事業尊嚴等等所繫之處。他不能像老一輩「遺老」詩人那樣逃避這個現實。他在詩中反復慨嘆一生光陰虛度、歲月無多。從青年時代起就說自己無用，連詩歌和寫作也無用。讀來有很強的悲劇性。

四是詩歌多寫憂患和批判、諷刺，而且多是暗諷。憂患深沉，身世鬱結，時代黑暗，形成一種悲慟、悵惘、沉鬱之感，是台灣歷史的反映。這種憂患的特點就是無法明說，無法真正慷慨地言說和表達，只能壓抑、吞聲。強自慷慨，往往又轉入低沉悲鬱，這是他的情緒特點。所以詩歌不僅僅是花前月下或悲歌慷慨，不僅僅是牢騷，而是意味著民族意識的延續和對殖民統治的反抗，「一線能延」。

五是寫作觀，寫作是無奈、無用、無聊的。寫作中除了講究「真情」和自然之外，還有就是「近事思量無一可，強驅才氣學吟哦」，「一籌莫展惟耽詠」，詩歌是自己無奈之下的悲吟，是面對時代無用武之地的無奈之舉，詩歌寫作本身只是一種消磨，是無法實踐之後的「無聊」，所謂「搞詩無聊做悲鳴」。所以寫詩應當不計工拙，「作詩何必拘工拙」。

以上這五種意識，在1937年所開啟的憂患寫作中，得到明顯的加強和深化，既是他個人心境和主體的成熟，也是他的古今之間、中西之間、殖民地和文化母國之間探索多年後，所形成的一種堅毅穩固的精神主體性的體現。在1937年的風雨如晦之中，時代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但恰恰是這種人到中年所面臨的時代絕望，才能讓他在掙扎反抗之中，讓自己的民族意識和主體精神，變得更為深沉和牢固，獲得了內在的開拓。

合而觀之，他的詩歌是二十世紀台灣文人的心史。他的詩文，其實也批判了當下的台獨和獨台，批判了當下台灣「新殖民」地處境下的奴隸意識。晚年他在書信中，他依然自覺將台灣納入這樣一種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之中。

四、史傳書寫和歷史主體

人的主體建構，必須進入深邃浩瀚的歷史之中，才能獲得更為深刻的一個位置，將自我之小我和歷史之大我，熔鑄一體。

從這個角度而言，葉榮鐘晚年的史傳寫作，不僅僅是回顧和記錄歷史，也是在深入地歷史書寫中，把握台灣的曲折悲壯的歷史精神，把握台灣的歷史主體，在一個悠長的歷史圖景中，重新建構台灣歷史之主體。這個歷史主體，恰恰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所要抹殺和遺忘的，也是台獨思潮所要扭曲和篡改的。他的書寫，就是對這些抹殺或扭曲的反抗。如果要為他晚年的反抗確定一個象徵性的時刻，我以為，這個時刻應該是在1974年的美國之行中得到了完成。

首先，從寫作者本身來說，葉榮鐘有一個綜合的視野和辯證的立場，來回溯和發掘台灣的歷史。這其中，他對左翼運動的觀感特別值得分析。不能像若林正仗那樣，出於獨特的政治立場，而把葉榮鐘定義為單純的右派。葉榮鐘的立場其實是一個綜合的立場，一是他能超越知識精英視角，具有一定的底層意識。從階層來說，他也並非資產階級，而只是他們的「文膽」而已。他的一生，都是小資產階級。二是他對魯迅的深度認可，貫穿一生。值得玩味。這絲毫沒受國民黨影響。三是他對馬列主義的認識，使用的視角，以及運動史中對右派的反思、對左派的微妙書寫，都是複雜的。四是晚年對中共和毛的認同，使他超出了一般的所謂右翼的視野。

這一寫作主體的位置，為他提供了書寫台灣歷史的一個較為辯證的立場，較能如實、客觀地去書寫歷史，這種客觀，展現了好幾個方面的對立綜合。

從寫作的內容來說，他的《社會運動史》，是很多方面矛盾的辯證綜合。一，《政治社會運動史》，也叫《民族運動史》，「政治」、「民族」二者是表與裡的關係；既有「政治運動」，也有台灣地區的中華「民族」意識，二者融為一體，缺一不可。二，這是客觀歷史與個人體驗的結合。某些地方用學術眼光來看，還不夠細膩結實，但他是過來人，可以徑直把握時代氛圍和體悟。書寫中透露出一種審慎的反思的意味。例如，這本史傳中，在新文學部分，他間接提到自己，而且對自己有不好的評價，這個值得玩味，由此可以定位他的新文學概述。三，文與史的結合。感性和理性、文采和思想交融，用理性來把握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史背後的精神。四，左與右的結合。對左翼的思考和理解、乃至批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這說明他有審慎的自我反思的能力，能突破自我的思想，去展現了歷史發展的過程。五，台灣與大陸的雙重視角的統合，畢竟是民族運動史，從台灣向全中國的移動，從日帝殖民向民族復歸，從資產階級文化向無產階級政治運動。這些雙重視角結合在一起。

從歷史精神上看，他的日據下台灣社會運動史，自成體系，其中已能看出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發展變遷的脈絡，更可以感受出其中蘊含的基本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葉榮鐘先寫《人物群像》傳記，再編《大事年表》，再寫《社會運動史》，這與中國的史傳傳統很有貼合之處，幾乎可以對應古代史書的編年體、國別體、紀傳體。在對代表人物的精神事跡的把握中，洞察更深刻的歷史真相及其精神。

如果說《社會運動史》是一個脈絡性的陳述，可以看出一場台灣人的反抗運動，怎麼由精英知識分子漸漸擴散到一般的知識分子、士紳之中，再漸漸擴散到普通的民眾工農之中的。它已經在史的敘述中，昭示了真正的台灣精神脈絡。那麼，《台灣人物群像》則是他對記憶中的台灣知識精英的刻畫，我們會發現，這些知識精英所連綿而成的精神群像，無不具有深沉悲慨的中華民族意識，恰恰是這種意識與時代的掙扎碰撞，誕生了台灣的歷史精神，也誕生了可以稱之為台灣主體性的東西。《人物群像》、《大事年表》、《社會運動史》，這三者要放到一起看，才能更深入地把握葉榮鐘對台灣歷史精神的挖掘、總結和書寫，才能理解台灣歷史中所產生的真正的主體性。

對於葉榮鐘而言，晚年的史傳書寫，不僅僅是呈現一段歷史發展的脈絡，更是對於歷史主體的重新挖掘和確認，是對自己所經歷過的歷史和人物的精神的深刻把握。從這個角度而言，在葉榮鐘的漢語書寫及其反抗中，確立了自我的精神主體和歷史位置，也確立了台灣的精神主體和歷史位置，這才是真正的關於台灣主體性的探尋，而迥異於台獨的自我扭曲、自我閹割、自我異化的「台灣主體性」。

從這個主體立場出發，葉榮鐘其實特別關心台灣和台灣人的主體重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1974年葉榮鐘與林莊生的通信中，還特別提到中國人（尤其是台灣人）的國民性問題，如何改造國民性也是他最重要的考量之一。他的國民性思想，應該受到過魯迅的影響，是一種對本民族的缺點、劣根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既反思自我民族，也反思自身，這種反思也就讓他的民族意識和自我意識都有了深度。他在詩歌裡那麼多「奴隸」和「批判」的思想，對不平等和奴役的敏感，內心的壓抑與沉痛，這種沉痛悒鬱，特別值得關注，應當都與這種意識有關。這種痛感和沉鬱，最值得珍視。

仔細分析他晚年和莊生的通信，會發現，其實他們兩個人並不在同一個層次上。莊生的立足點，是認為當下的世界裡，原有的國家、民族觀念都是過時的、落後的東西了，與葉榮鐘完全不同，在這一種立場之下，林莊生為自己漸漸淡薄的民族觀念找到了立足點，並且喪失了對歐美和台獨的批判性，他看到的「現實」有了側重。而葉榮鐘的民族意識深厚得多，並且還對國民性有更深刻的體會，葉榮鐘的兩封信中，其實還是透露出他的台獨的批判和不信任，以及對於祖國的憂心。他對中共歷史，以理解和贊賞為主，但他也有獨立的思想意識，而且對美日帝國主義的「奴役」有著更為微妙的自覺。這裡的關鍵在於，二人在信件中，所透露的情感重心和情感傾向是截然不同的。

假使葉榮鐘高壽，活到了台獨甚囂塵上的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紀，他反對台獨，除了具有濃郁的民族意識之外，還因為他對美日具有獨立的批判意識、理性意識，對依附和奴役有著鮮明的批判和反抗意識，對真相有著坦誠正直的堅守（台獨常常扭曲和遮蔽歷史真相），對民主也有著鮮明的獨立的思辨意識，這就讓他不會被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所卷走。尤其是台灣當下的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乃至留戀，更是葉榮鐘受不了的。

從葉榮鐘的視角來看，當下台灣的主流意識形態，因為閹割掉了正常的獨立主體和理性，閹割掉了真正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意識，也就無以脫離「奴隸」氣質，無以發展出健康的、屬於中華民族之一部分的「主體性」。

五、餘論

葉榮鐘去世於1978年。呂正惠老師曾在文章中感嘆——也許該慶幸葉榮鐘沒有面對1979「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獨急劇發展的歷史，否則，葉榮鐘會很痛苦。

我則以為，葉榮鐘也許會「痛苦」，畢竟，台灣近現代以來的歷史是如此悲壯而崎嶇，而1979年以來的台灣歷史，更是如此。但如果將之放到整個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歷史格局中，我們更會發現，台灣的歷史及其產生的問題，是中華民族歷史所濃縮的問題，內在於海峽兩岸。台灣的痛苦，也並不僅僅屬於台灣，而是屬於整個中國。

其實，葉榮鐘用自己一生的漢語書寫和主體探索，已經昭示了台灣主體性的真理及其答案。在這一過程中，他青少年時代出於民族氣節和反抗之心的中國古典詩歌寫作，是一個初始的界標。1929年的《中國新文學概觀》，在對中國新文學的閱讀、反思和總結，把握新的「中國」及其「精神」，獲得自己的語言和思考，獲得新的民族觀、民族意識。1937年的古典詩歌創作，在悲慨絕望的律詩中，孕育了深沉的主體性反抗，使自己在絕境中的精神堅持、文化堅持，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只有在這種情境下，主體的自我精神才能得到成熟。而在1960、70年代，晚年的他對國民黨統治有很深憤怒與憎恨，但他的史傳書寫，超越了台獨本土派扭曲、狹隘的視野，重新發掘和建構了台灣歷史的主體性。

他以漢語書寫為基礎、以壓抑和反抗為核心的一生，為中國台灣尋回和重建自身的主體性，提供了重要參照。

◎作者｜馬臻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馬振衣的書房」

【您可能有興趣】
‧ 台灣史的話語權 讀葉榮鐘《祖國河山的一角》
‧ 放膽文章拼命酒
‧ 薦讀戴國煇的《台灣與台灣人》，從中求索真正的台灣「主體性」
‧ 為何台灣是全中國推行國語最成功的方言地區？
‧ 誰會是幕後藏鏡人？「日裔台灣人」傳言解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