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阿公店水庫的漂浮式太陽能發電板。圖片來源：兩岸犇報資料照，攝影：陳東爾

今年3月3日，台灣再度發生了大規模停電。這次的停電事件，是自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來，第四次的大規模停電，光是台北、新北、基隆等北部地方就有145萬戶居民受到影響，高雄則有185萬戶受影響，台南、高雄和屏東等南部區域甚至在晚間的用電高峰時分，由於太陽能發電站停止運作而二度停電。本次停電共影響了553萬戶台灣居民，僅次於2017年八一五大停電的838萬戶。本期數讀台灣，將嘗試從台灣歷年的停電事件之間的比較進行切入，從能源結構、到電網系統、經濟模型等方面，抽絲剝繭分析台灣發電系統的問題所在。

3月3日停電當天，台灣停電的關鍵字在Google的搜索量高達了5萬以上，成為當日熱搜的第二名。特別是關鍵字「Power outage in Taiwan」，當天在美國成為了特別關注的搜索詞彙。

圖片來源：Google搜尋趨勢/3月3日當天搜尋趨勢

由於美國近年的科技戰略佈局，初步推論這一熱搜的出現或許與台灣的半導體工業有關，如果台灣的半導體工業因停電出現了哪怕只有一分鐘的運作中斷，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科技產業都將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影響。也因此，美方各界已經不是第一次公開表示，希望台灣當局能儘快著手處理台灣的能源問題了。

所幸，位於新竹的半導體重鎮「竹科園區」僅出現短暫一瞬的跳電，園區當中的晶圓加工業如台積電等重要企業並未受到太大影響，然而南部如高雄園區等產業集聚地出現了壓降及停電的情形，當地部分廠商已因停電臨時啟動了備用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的停電事件與前三次不同，以往的大規模停電都被歸咎於發電端的供電不足；而這次的大規模停電事件則是因為輸配端的電力網路系統出現了局部事故，進而導致了南部的供電系統輸出下降，連帶影響到了整個台灣的配電系統。這不禁讓人好奇，台灣的電網系統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一、高耗能、高污染的能源困境

近年來台灣的人均能源消耗位居世界前列，並且能耗水準逐年增加。同時在能源結構上，台灣更多依賴天然氣、煤炭等較高污染的發電原料，這就讓能源議題與環境議題在台灣社會當中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與衝突性。

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依照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在2019年的資料，台灣的人均年用電量為9,992千瓦時，這遠高於日本的7,150、瑞士的6,572、以及中國大陸的5,885千瓦時的人均用電量；而在全球大氣研究排放資料庫（EDGAR）發佈的2018年各國人均碳排放資料中，台灣的人均碳排放量更是高達12噸，也遠高於日本的9.32、歐盟的7.05、以及大陸的6.92噸水準。

近期，蔡英文當局才終於正式承諾要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並逐步推行減碳政策。然而，當前台灣用電需求與發電污染同步上升的能源結構，讓當局在能源政策上面臨相當嚴重的兩難處境，即如何在電力穩定供應與環境保護之間做出最好的取捨。

位於台中的火力發電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關鍵時刻發電量不足，但這不是全因

一直以來，島內輿論都在質疑、憂慮台灣的發電量是否充足，「台灣缺電」彷彿已經是民間共識，而這一疑慮也確實有一定根據。

自1988年以來，台灣共經歷過15次大規模的停電事件。光是1988年至2002年期間，台灣就經歷了10次大斷電。再加上蔡執政時期的斷電紀錄，並排除掉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與今年3月3日這兩次意外或與發電量不足無關的停電事件，台灣此前所經歷的13次的大規模停電，都是因為事故當日未生產出足夠的多餘電力作為備用補給（單日備轉容量率不足），才會導致在發電端出現設備故障時，出現了備用電力無法及時給予充足補給的情況。

按照台灣的法律規定，台灣的「單日備轉容量率」至少應達到10％、「年度備用容量率」則須達到15％。單就史上最嚴重的2017年八一五大停電事件來說，當天的單日備轉容量率僅3.17％，當年的全年備轉容量率更是僅有9.8％。

另一方面，台灣高污染的能源模式與近年減碳的政策壓力，也讓當地在擴增發電建設，特別是是否建設或重啟核電廠的相關政策上，有著許多顧慮。但整體而言，台灣的發電量是每年都在上升的。也就是說，「台灣的發電量不足」確實是有一定說服力的論斷，但卻也不能完全說明台灣的停電問題。

如果按照民進黨自2012年在野時期至今的論述，其實台灣根本不缺電，或者說，導致台灣大規模停電的原因並不全是發電端的供電不足。

在2006至2013年、以及2019年至2020年之間，台灣的年度備用容量率都高於法定標準，但這段期間的核能發電比例卻在逐年下降。這說明台灣現有的發電條件，確實不需要增建核能電廠就能帶來充足的備用電力。特別是秋冬期的用電峰值偏低、備轉容量率相當高，所以台灣電廠在大部分時間其實都能提供足夠的備用電力。只是到了春夏天氣升溫的用電高峰，當日的備轉容量率就較難維持法定標準了，這段時間引發停電事故的概率也因此顯著提高。

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供電系統

從這次的停電案例來看，今年3月3日的單日備轉容量率高達24％，遠高於法定規定的備轉容量，卻還是發生了大規模停電，實際影響甚至僅次於最嚴重的八一五大停電。要說這次的停電事件與前幾次因備用電力不足導致的停電事故之間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這兩次事故都是在輸配電環節上出現了問題。也就是說，每當台灣有個別電廠發生事故，供電系統的輸配端就會出現一系列的連鎖效應，進而出現大規模停電。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以這次的停電為例，今年的停電就是由於高雄的興達電廠發生火警事故，進而造成整個台灣南部的輸電系統停止供電，連帶影響了全台各地的配電系統。與前幾次大停電的差別僅在於，這次的停電事故背後其實有非常充足的備用電力，但卻仍無法及時進行能源補給。

這說明台灣的能源結構本身就有著許多先天不足的結構問題，而這種缺陷讓台灣的電網系統非常脆弱，所以不管有沒有充足的備用能源，台灣的供電都無法應付配電系統當中的突發狀況，而這並不是發電端供應充足就能夠簡單解決的問題。

圖片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整體來說，台灣的供電分佈結構非常集中，或者說可能已經過度集中了，這種電網系統在供電上往往缺乏靈活性，所以一旦發生突發狀況，台灣的供電系統就無法及時地進行能源補給。尤其這次的停電事故更是反映出台當局電網管理缺乏彈性的問題。

因此，台灣若要實現有效供電並兼顧減碳環保的社會願景，那麼供電網的去中心化、以及通過調漲電價來抑制能源浪費，就成為台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方向。但如此清晰的兩個改革方案，將會因為台灣獨特的經濟模式而踢到鐵板。

四、環境可持續性低的經濟模型

目前台灣經濟相當依賴石化產業和通信科技如半導體等電子製造產業，而這些產業消耗了巨量的廉價電力和水力。進一步地說，當前台灣經濟發展背後的動機，恐怕並非是以環境的可持續性為發展導向的，甚至還可能是將環境保育作為一種生產成本。

正如前文所述，科技產業在台灣整體產業結構上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半導體產業占了整體產值的20％，該產業對於台灣在政治經濟的戰略部署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自中美科技爭端伊始，台灣的科技產業就逐漸成為美國的重要關注對象，特別是在2019年全球爆發「晶片荒」之後，電子零元件在台灣向大陸出口的商品當中就占比超過五成，成為兩岸之間無法分割的一大重要產業。

圖片來源：台積電

但也正因如此，為了維護半導體產業的穩定，歷任台灣領導人對於水電價的調漲把控都有著許多的顧慮；而在供電系統的去中心化方面，相對於台電公司這類公營企業輸配的廉價電力，若讓科技業者自建發電機組，反而也很可能提高晶圓代工的生產負擔，但台灣社會在能源負擔上的最大來源，往往就是來自這些科技業的生產所帶來的能源消耗。

所以在不提高科技業者生產成本的前提之下，台灣當局非但無法通過調漲水電來遏制製造業的環境污染，也因為科技業過大的影響力而無法順利實現整個能源結構的轉型，再加上民間對於啟用核能又存在爭議，到了蔡英文的執政時期，台灣當局就只能通過「氣電化」（以天然氣作為發電能源）來逐步改變整個能源結構，盡可能控制台灣的碳排放水準。

實事求是來看，台灣的地理環境也確實承擔不起核電帶來的核事故潛在風險、也同時因為推行火力發電與減碳政策帶來的壓力，而沒有多餘的環境負載力足以處理核電帶來的核廢料。否則，台灣可能將成為繼日本之後，第二個向外海傾倒核廢水的經濟體。

五、總結

歸根結底，蔡英文政府在能源佈局上的做法，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的。若要在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台灣必須要在經濟生產與環境保護之間，重新設計出更健康、可持續的能源佈局。

總體而言，從能源結構、發電環節，再到供電系統，以至島內經濟產業架構，在這些因素之間盤根錯節的聯繫，構成了台灣當前的能源困境。這是其長期的社會發展脈絡下逐漸形成的結構性畸形，也說明了為什麼能源轉型對於台灣社會來說如此迫切。其嚴重性甚至遠甚於產業轉型、分配不均、或族群認同等島內長期議題。這種複雜的結構性問題也並不是多增建幾個發電廠，或任何政黨輪替、政策方向轉變就能簡單且快速根除的，而是需要通過長期進行補救調整，通過全社會充分落實節能舉措。才能逐步解決，而這也就考驗未來島內當權者的政治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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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蔡英文任内停电四次! 台湾为何日常缺电？
◎來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作者｜湯道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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