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吃過飯後，一個平時參與的兩岸微信群組訊息突然爆增，點進去一看，兩岸的朋友為了香港的事情吵了起來。按理說，我應該要回點訊息、說幾句想法，但我看著不斷洗上去的訊息，這段期間一直在壓抑的焦躁與無力一股腦的湧上來，幾乎快把我吞噬了。最後，我什麼文字都沒回在那個群組，我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尤其是台灣這一邊，打從香港反修例的第一天起，早已預設了所有的框架和立場。

這段時間以來，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正常吃飯，該幹嘛幹嘛，但我一直清楚地感受到香港的黑霧不斷襲來。我說的「香港的黑霧」，借引自我最喜愛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的作品《日本的黑霧》，很多人喜歡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及其改編成的電影、電視劇，卻很少人談論《日本的黑霧》。這本由中短篇推理集結而成的小說集，松本清張想呈現的是美國佔領期間，帝國主義對日本社會與人民做的種種惡行，他稱之為「日本的黑霧」。今天香港一樣有著厚厚的黑霧，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這種壓迫感，來自於香港、台灣和西方的「政治正確」，只要不是站在港府對立面的人和想法，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利刃）之下，一律都要被「專政」、被討伐。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普世價值」，宣稱包容多元，事實上仍然在認定「異端」、追殺「異教徒」，在「民主自由」的唯一真理面前，容不下相左的意見。我不太清楚身處的這個社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偏執，至少這種壓迫感和無力感，在五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出現過一次，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重新召喚回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甚至更為強烈。

台灣人一直很關心香港，或許出於一種想像的自我投射，還有歷史和地緣上的親近感。但那種感覺是很錯亂的，抽離掉香港的光鮮亮麗和吃喝玩樂，我接觸到朋友其實很多人不喜歡香港，但一旦講到政治議題，卻又突然和香港結為「南方聯盟」。

而我對香港的情感頗為複雜。我吃過香港人的虧，但還是熱愛香港，愛的不只是周星馳和港式點心，而是我有家人在回歸之前就定居在香港，我的家人在那裡，那裡就有家的歸屬。後來讀到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再讀到香港社會性質分析，更體會台灣與香港有著相當緊密的歷史命運連帶，出於中國近代史、出於帝國主義、出於殖民，當然還出於內戰和冷戰。

其實台灣人知道香港的排外性格，台灣人都知道香港人對於講國語（普通話）的遊客並不友善，但往往會追加一句：當他知道我們從台灣來的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對此沾沾自喜，卻從沒反省過這種心態其實是很畸形的，用口音辨人，充滿了種族主義式的歧視與偏見。香港人也不見得那麼喜歡台灣人，只是在反共反中意識形態面前的一種「惺惺相惜」。

香港隨處可見的藍儂牆上，無不流露出反共反中意識形態。

怪異的是，台灣社會這幾年標榜的進步價值，在這次香港的動亂中完全破功，或者說，原形畢露。就像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的事件，兩位大陸人士被黑衣示威者暴打，被用束帶綑綁，被翻包檢查，很多台灣朋友竟然說「誰叫付國豪（那位《環球時報》記者）先挑釁」，意思就是說他「活該」。然而，台灣不是反對「檢討被害人」的邏輯嗎？先不講事實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人家「挑釁」，就應該 被暴力以對？如果是這樣，每周每日每夜在香港街頭出現的暴力示威，同樣也是一種嚴重或刻意的挑釁，為什麼又受到港台的同情呢？

也有人說，我們知道一些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不對的，但應該「換位思考」，不需要指責年輕的示威者。但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換位」，要從什麼位換到什麼位？我們去指出用暴力回應暴力是不對的，這並不等於我們在替警察講話、辯護，而是要說既然眾人反對警力過度的「鎮壓」，那麼也應該要反對暴徒種種的惡行。

老實說，無論是香港、台灣或西方的主流傳媒，看到的都是香港警察這樣那樣的「暴力鎮壓」，所以大部分形成了香港已淪為「人間煉獄」的片面刻板印象。警方的作為，當然可以檢討、也應該檢討。但是另外一方面，激進示威者，或根本已經可以稱之為暴徒的群體，沒日沒夜的將暴力升級，圍毆警察、丟汽油彈、出過弓箭彈弓等等武器，甚至對於「不同路」的市民、路人施以暴力、砸車、審查，要求路人和記者刪除照片。一切看得到、想得到的暴力行為，同樣出現在黑衣人身上。

既然無法接受白衣人的暴力，怎麼又能對黑衣人的暴力視而不見呢？

最近在社群網站上，看到不少台灣朋友在轉貼黑衣示威者的照片，盛讚他們為「義士」，讚揚他們的勇敢。但看在我的眼裡，卻是感到冷血式的毛骨悚然。這些「讚揚」其實是在對這些香港充滿熱血和理想的年輕人釋放嚴重的錯誤訊號，告訴他們警察不會動手、不會有法律刑責，告訴他們不計代價地往前衝就對了。

我們當然不需要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以家父長式的心態去禁扼他們的想法與作法，但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一起找出認識上的誤區，應該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們會受到傷害、會變成砲灰，仍然在旁邊煽風點火、火上加油。

這裡就有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這些衝在第一線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議」，還是要「革命」？他們的訴求一直在變，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訴求」，一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說明了示威者群體互相綁架，不肯與激進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狀態。就看最為激進的群體好了，衝進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塗黑國徽區徽，甚至把國旗丟進海裡，毆打代表執法者的警察，高舉英國美國國旗，寫著「川普快來解放香港」的標語等等，難道不是已經具備「革命」的意義了嗎？

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噴漆。

說到革命者，我還真的親身認識接觸過幾位「革命者」。他們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1950年代前後參加中共地下黨，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與肅清。但他們離開囹圄的桎梏之後，態度與信念仍然堅強，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前輩帶著蒼老的病體，走在台灣社會運動的街頭上，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反對不公不義。以我接觸比較多的陳明忠前輩來說，他甚至還出了一本回憶錄取名為《無悔》，我從來沒看過他們「目屎流目屎滴」的去「控訴」國民黨如何對他們不公不義、如何「暴力鎮壓」他們。還有已經過世的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他也曾經受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講中以極其堅定的神情與語氣，如此鼓勵著聽眾說：「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而這些老前輩教給我的，不只是他們參與革命的精神與理想，還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這場分不清是革命還是示威的運動裡，很多人提出來說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場上，追求進步的價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應該仇警」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搬上檯面。但是，一個學習過科學社會主義，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翼」或「革命者」，都應該明白一個前提：在決定任何的行動綱領之前，第一步要先認清現實的形勢。中共革命期間在一定的周期內所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很好的證明。但香港的運動，則是在一個真空或平行的狀態裡，對於現實的前提和形勢完全避而不談，不管國家機器的本質、只談「兩制」不要「一國」，就必然把運動帶進死胡同裡。所以，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出在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貧富差距大、年輕人沒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但示威者不是去針對政府、去針對大財團資本家，而是去衝撞同樣在基層討生活（搵食）的市民，還能稱得上是苦民所苦的「進步」運動嗎？

這個惡性漩渦，其實殺死了所有可能推進香港社會變革的機會和空間，讓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願割席的市民們，完全被別有用心的激進暴徒綁架、被他們帶著走。目標和訴求越來越被掏空，所以他們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鎮壓之下，換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維持這場空洞運動的能量。所以，誰在召喚暴力、誰在召喚鎮壓、誰在召喚流血、誰在召喚衝突，這些問題都應該被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人冷靜思考。

香港的問題當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設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兇」，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緒勒索，讓台灣、香港和西方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相濡以沫。這個世界習以為常地視「民主陣營」之外的世界是「沒有陽光的地方」，但真正摀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這組緊箍咒，想像出了一個不曾存在的香港，整個世界或說整個「民主陣營」其實都在抱團取暖。香港到底怎麼了？如果只看回歸之後，只對「一國兩制」充滿仇恨和敵意，真的有助於香港打開心中的結嗎？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說，香港回歸之前經常可見英軍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回歸之後解放軍反而「躲」得不見蹤影。光是這個對比，我們就不能輕易地否認香港回歸的正面意義。如果你說這只是個人之見，我真心推薦大家讀一位已故英國女士杜葉錫恩（Elsie Tu）寫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看完之後勢必就會理解那些在香港舉著英國旗到底有多麼荒謬。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預測香港示威運動日後的幾種可能。這些解讀當然需要，但我更想說的，還是來自於我的親身經驗。我有個弟弟從小在香港成長就學，即將要踏入大學校園了，反修例運動剛起之時，他同樣氣憤，甚至希望到現場去關心他那些已然「行動」的同學朋友們；但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衝擊與衝撞，他的想法慢慢改變了。過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瑣碎點滴，但最近他主動和我在Whats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據，將錯事合理化，放大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所做的錯事，再蓋過自己做的錯事」。這些出自一個十幾歲年輕人的反思與心內話，他卻沒有辦法在宣稱「捍衛／追求自由」的香港社會公開講出，甚至沒有辦法出現在同學朋友的對話裡，因為「大家都不敢說出來，畢竟一表態就會被圍攻」。我能感受到他的無力和挫折，因為我在台灣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們兄弟倆每晚的對話，成為了彼此互相的慰藉和依靠，不至於讓我們各自過度沮喪壓抑。這難道不悲哀嗎？但我相信我們兄弟的狀態和經驗，無論在台灣或香港，都絕非孤例。此前我在《亞洲週刊》寫過一篇文章〈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觀點至今變化不大，港台兩地的「單向度社會」，使得內部矛盾被引導為敵我矛盾，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正視，就沒有對話溝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運動停歇了，還會有下一個示威衝撞運動出現，香港的黑霧永遠不可能散去。

最後，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搬出身分並不是一個好的作法。但我還是想說，做為一個台灣人，我絕不脫口說出「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這句話，不管其他台灣人怎麼想或怎麼做，但這是我對我所摯愛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盡到的棉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