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古代東亞的和平秩序以中國為中心，以朝貢體系為載體，是東亞和平的歷史形態。（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古代東亞長期存在以朝貢體系為特點的國際秩序，這一國際秩序以天下觀、朝貢體系二位一體為歷史邏輯。天下觀是自先秦逐步形成的涵括中國和「四夷」的空間和秩序觀念，朝貢體系是天下觀理想模式的現實映照，二者互為表裡，不能相互脫離。

在朝貢體系中，古代東亞地區各政權共認和奉行以中國為中心的關係形態和交往原則。在與中國交往時，朝鮮半島的高麗與朝鮮王朝、越南歷代王朝、琉球等理解並遵循朝貢制度，其文書格式、交往禮儀都主動遵照朝貢規定。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在建立各自國際秩序時也采用朝貢制度，即以本國（「小中華」）為中心的「小天下」秩序。古代東亞諸政權正是在朝貢秩序的邏輯下展開交往。

朝貢體系兼具理念的絕對性和實踐的靈活性。朝貢體系構建的「名分世界」中，朝貢體系建立者與其直轄區域外一切政權和民族的關係都被營造為華夷關係，在形式上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在現實交往中，常常根據關係實態進行彈性處理，朝貢體系多層次、多制度的圈層結構就是很好的體現。中國歷代王朝對前來朝貢的諸國和各族「因俗而治」，甚至放任其擁有皇帝稱號，承認並允許不同朝貢體系並存，體現了朝貢體系的靈活務實。這也是朝貢體系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圖為《明人畫麒麟圖沈度頌》，描繪了永樂十二年（1414）鄭和下西洋時，榜葛剌國進貢的長頸鹿，明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作序（圖片來源：台北故宮博物院）

在天下觀下，朝貢體系的根本目標是建構穩定的華夷整體秩序。中國古代王朝建構、維系朝貢體系並非為追求經濟利益，與朝貢國交往時奉行「厚往薄來」，經濟上得少失多；同時也非為追求疆域擴張，而是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九州殷盛，四夷自服」為上策，希望通過自身的富強昌盛感召「四夷」，反對「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反對「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因而，朝貢體系的根本目標是構建「守在四夷」的穩定的安全秩序，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和「四夷」在內的安全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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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系構建者，不論是古代中國中原王朝構建的大朝貢體系，還是周邊國家或政權構建的「小天下」，首要目標都是保障自身政治安全。對以正統自居的中原王朝而言，建構朝貢體系事關其統治合法性。天下觀下的正統是華夷一統，即所謂「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這不僅要求中原王朝統治者承繼德運和道統，也要求其建立包括四夷在內的朝貢體系，以此證明自己乃「奄有萬邦」「四夷懷服」的天子。

對於中國周邊國家和政權而言，加入中國中原王朝朝貢體系可使其穩固國內和區域地位。例如，明清時期，朝鮮王朝加入中國朝貢體系，既可以增強其在國內統治的合法性，還可以提高其在東亞文明共同體內的地位，從而確保國家安全，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古代越南采取「內帝外臣」的方式，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統治者對內稱帝，向中國稱臣，同時以此「正定名分」，「得以號令其國人，別國不敢欺侮」。

朝貢體系穩定與否，也關係著中原王朝的現實安全。朝貢體系穩定時，王朝安全能得到保障，反之則受到威脅。即便強盛一時的唐朝也是如此。唐朝擊敗突厥，完成了以自身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建構，是國家得以穩定繁榮的重要外部環境。而國力式微後，唐朝不惜以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絹馬貿易和朝貢回賜，與強悍的回鶻政權維持名義上的朝貢關係。唐朝衰落後，南詔背離朝貢體系，成為其邊患，加速其覆亡。

也正因此，歷代中原王朝多犧牲經濟利益，以「厚往薄來」的方式維持朝貢體系的穩定。唐對回鶻如此，宋將開停榷場互市作為與西夏保持朝貢關係的前提，明朝規定「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都是如此。

有學者提出，「朝貢體系雖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但其維持並非依靠中國單方面的強制或施惠，而是根據各自的利害關係來參與其中並依賴各周邊國家的共同努力」。而且，越南等多個國家還建立了以自身為中心的亞朝貢體系，與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共同構成了復合、整體的東亞秩序，形成了與體系內諸政權密切相關的安全共同體。這一安全共同體的維持也非中國單方面可以實現，而是朝貢體系內的各方在遵循同一觀念下，出於各自的利益，在現實軍事、政治、經濟的實力和需求博弈中，得以維系。如同任何一個國際體系一樣，朝貢體系並不能杜絕現實的衝突，尤其是結構相對松散、責任義務相對模糊的古代朝貢體系。由於受到體系內諸國利益訴求不同、雙向認識差異，以及統治者個人等因素影響，朝貢體系也確實寓含著不穩定性，只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安全共同體。

以天下觀和朝貢二位一體為基本理念和現實格局的朝貢體系，隨著舊秩序的終結，一同退出了歷史舞台。（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需要認識到朝貢體系是一個歷史現象，其制度及背後的觀念並非一成不變。朝貢體系中的冊封制度從封賜爵位到不斷添加內臣化官爵、再到僅封爵位，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到清朝劃分朝貢諸夷和通商諸夷等，都顯示了內外觀念的逐漸變化。而民國時期從華夷觀念走向「五族共和」和「中華民族是一個」，體現了中國已經從內部完成了對天下觀、朝貢體系的歷史邏輯的超越。

朝貢體系內各國家和政權自立意識也是消解朝貢體系的另一內部力量。尤其是16世紀以後，西方知識、觀念和殖民勢力進入東亞，逐步衝擊和改變東亞朝貢體系的觀念和格局，朝貢體系內各國家和政權因應新的變局，逐步主動或被動地摒棄朝貢體系，接受並加入條約體系。日本自唐後期就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若即若離，甚至表現出強烈的叛離；近代以來，日本是最早主動接受西方條約體系的原朝貢體系成員，並將條約體系和「萬國公法」作為瓦解以清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實現擴張的工具。

朝鮮王朝等在因應近代變革中，一方面保持與中國王朝的朝貢關係，藉此得到保護；另一方面開始與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在朝貢和條約兩種體制中努力尋求自存之道，最終逐步脫離朝貢體系。19世紀中葉以後，法國入侵越南，在越南、老撾、柬埔寨建立殖民統治，直接衝擊了當地原有的亞朝貢體系。越南的「小天下」隨之瓦解，清朝與越南的朝貢關係也隨著1885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中法新約》而宣告終結，中越之間的朝貢體系被條約體系取代。

在「內外拆解」之下，東亞朝貢體系最終在觀念上從「天下」走向「萬國」，關係形態也從朝貢走向條約。以天下觀和朝貢二位一體為基本理念和現實格局的朝貢體系，隨著舊秩序的終結，一同退出了歷史舞台。

◎作者｜黃純豔（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來源｜《歷史評論》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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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黃純艷：朝貢體系維護了古代東亞和平
◎文章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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