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在2005年代表台灣統左派與國民黨和解就表示：「台灣島內嚴重的族群對立，其實跟國共內戰的歷史有關，只有實現兩岸和解，才有可能化解島內省籍矛盾」。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四分之三個世紀，糾纏著戰後三、四代人的歷史情感，事件真相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鬥爭的尖銳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每年的「二二八」，整個台灣社會就像「打擺子」一樣，總要經歷一番寒顫與高燒的反覆煎熬，逼出一身冷汗才稍有緩解。然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待著下一次週期性的發作。

解嚴30多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著許多「政治誤區」。一般來說，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為了長期統治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卻對國共內戰的歷史背景，以及美日帝國主義戰後對台灣的干預，隻字不提；藍營的群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外部勢力，借由查緝私煙的偶發衝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台灣獨立」或「托管」的目的，甚至將台獨人士直接扣上「日本後裔」的帽子，藉以擺脫「二二八」所造成的「省籍原罪」。至於，國民政府接收官員在淪陷區普遍存在「五子登科」橫徵暴斂的腐敗現象，以及大批參加「二二八起義」的省籍知識份子，在事件後因為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轉向認同紅色祖國加入地下黨，最終在國共內戰和東亞冷戰的歷史背景下，於五〇年代被肅殺殆盡，就理所當然的被排除在上述兩造的歷史視野之外。

今年的「二二八」，適逢陳明忠先生逝世百日，台灣的統左派相關團體為他舉辦追思會。他的一生貫穿了日本殖民統治、光復初期的「二二八」人民起義、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反軍事戒嚴體制的黨外民主運動，以及解嚴後蓬勃發展的社會改革運動，可以說是戰後台灣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的縮影，也是主流歷史詮釋的鏡照，折射出長期被藍綠惡鬥所刻意掩蓋的歷史事實。兩度入獄，並沒有挫折他追求公平正義，推動社會改造的勇氣，21年的政治黑牢，也沒有妨礙他化解族群矛盾，實現民族統一的信念。相反的，他總能站在歷史與道德的制高點，拋下個人的苦難與恩怨，為兩岸關係的和解合作與和平發展尋找契機，為台灣人民的前途謀求出路。例如，2005年「二二八」前夕，陳明忠先生不顧昔日同儕的誤解，代表「統左派」政治受難人接受國民黨中常會邀請列席報告，並與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高舉「和解之鑰」，間接促成連戰先生訪問北京與胡錦濤發表「五點共同願景」的「破冰之旅」，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契機。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戰後台灣政治變遷的見證者，陳明忠先生多次在訪談和回憶錄《無悔》中現身說法，以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突擊隊隊長身份反駁時下盛行的「省籍矛盾說」和「皇民造反說」。他認為，造成二二八官民衝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衝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接收官員的專制、腐敗的鬥爭。細究其根源，這跟光復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的落差有關。他指出，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社會長期處於落後貧窮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型態，而台灣在殖民地構造下，為了方便殖民母國的掠奪，已經初步的實現了工業化和法治建設，進入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因此，「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正是來自於台灣居民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所致，主要是對當時貪污腐化的不滿，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如今「二二八」被民進黨人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陳明忠直陳，「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悲情，更不是所謂「台獨建國運動的起源」，而是台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回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而「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恰恰是日據時代抗日、迎接祖國光復台灣的知識精英，在經過「二二八」對國民黨的失望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而參加地下黨，因此在五〇年代時被全面肅清。近年來，台灣有皇民化思想復辟的現象，連國民黨都在紀念八田與一，最主要就是參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識分子在五〇年代被肅清，話語權被「皇民化」階級篡奪的結果。

陳明忠認為，「台灣獨立運動」的真正起源，其實是跟「土地改革」有關。光復初期，台灣擁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雖然只佔全省家庭戶數的2%，但卻佔有全省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鏟除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持基礎，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在美援機構「農復會」的指導下，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改政策。再加上，為了安置’49年隨著蔣介石撤退來台的各省籍人士，國民政府騰空了日本殖民政府所留下的所有空缺與社會職務，客觀上排擠了日據時期受到高等教育的地主階級子弟的人生出路。他們當中有部分人，後來就跑到日本和美國搞「台獨」。所以日本的「台灣獨立青年會」是在1960年成立，美國的「台獨聯盟」隨後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才遷盟回台和民進黨合流。其餘留在台灣的，剛好趕上1960年代美國調整東亞分工，日本將淘汰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台灣生產，創造了日後為數將近百萬，佔台灣出口產值90％以上的中小企業群體。他們都做外銷，技術和資金來自於日本，產品的銷路在美國，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意識形態主流，成為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

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著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透過歷史的解釋去形塑未來。陳明忠先生通過他一生的奮鬥和經歷告訴我們，所謂「二二八台獨起源論」的歷史敘述，是刻意裁切「二二八」起義導源於國家內戰的背景和帝國主義因素，誇大事件中的省籍矛盾和國家暴力，來為台灣國族主義提供合理依據，藉此對本省籍人士，特別是閩南族裔進行政治動員。因此，他在2005年代表台灣統左派與國民黨和解就表示：「台灣島內嚴重的族群對立，其實跟國共內戰的歷史有關，只有實現兩岸和解，才有可能化解島內省籍矛盾」。證諸近年來由於民進黨當局採取兩岸對抗路線，「反中、仇中」的社會情緒再度高漲，甚至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無辜波及台商與陸配及其子女的法西斯化傾向，這是陳明忠先生用一生的堅持和苦難留給台灣人民的精神遺產，是我們擺脫省籍矛盾和「台灣國族主義」歷史虛構糾纏的思想武裝，也是今天，我們在「二二八」前夕紀念陳明忠先生的真正意涵。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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