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方遠（媒體工作者、時評作家）

圖為《紅色青春》演出劇照。 攝影：史學敏

幾天前，在朋友的邀約下，到空總觀賞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製作的戲劇《紅色青春》。

與其說是「觀賞」，不如說是「參與」。因為《紅色青春》「教習劇場」的演出模式，是一種結合「教育」與「劇場藝術」的互動式劇場。這也是我第一次體驗「教習劇場」，多少有點情怯，但更多的是期待。

近幾年來，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作品，在政府投入龐大資源的推廣下大行其道，更別說某幾部被主流捧在手心上的電視劇。有別於這些作品聚焦於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被迫害」與「被冤案」的敘事，《紅色青春》讓人最驚豔之處，在於走進了受難者的心靈與思想裡，不是只為了再現「恐怖」，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什麼選擇走上這一條道路。

這也是一部讓歷史與當代對話的作品，而不僅僅是用當代的視角，回過頭去套用在歷史身上。劇本呈現了受難者一家三代的緊張張力，能夠真正得到救贖，除了正視和理解歷史之外，別無他法，就算「同情式的理解」，恐怕也觸及不到歷史內在肌理的複雜與豐厚。

劇中與觀眾互動的橋段，呈現當年角色們組織工人罷工爭取薪資待遇。 攝影：山那編

因為這部作品往後還會在不同的場合演出，我盡量不多爆雷。《紅色青春》的故事，講述了受難人阿嬤因為拒絕思想再次被政治當道檢查，從而不被孫子所理解，阿嬤明明是被「共匪」所害，何以阿嬤不為自己「平反」？其實這對祖孫之間的緊張，以及思想和情感之間的糾葛，不就是受難人前輩與這個社會之間存在的緊張？也是「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兩者的本質性矛盾。

開演前，和參與創作的朋友聊了一下，原來他們為了這部作品，事先已開了一年多的讀書會，參與成員不乏有來自全台不同縣市的歷史和公民老師們。為什麼老師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在新課綱求教學創新，以及人權自由民主的話語主導下，「白色恐怖」＋「戲劇」兩者的結合，確實吸引了「這個國家」教育體系的注視。

然而，就像在幾個互動環節中，現場許多觀眾表現出來的熱情，看得出來眾人在意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儘管理應都是「我們」，但還是因著這段涉及中共地下黨的沉重歷史，隱約劃出了「我者」與「他者」的界線。儘管在「自由」、「民主」、「反獨裁」與「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下，「我們」以為與「他們」已敞開心房擁抱在了一起，但令人感到殘酷的是，「我們」只是站在一個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上，以一種俯瞰者的視角，去「容忍」或「包容」著「他們」。

受難人阿嬤的故事，讓我想起了自己不久前過世的阿嬤。她生前跟我說過，在她出生成長的小鎮上，有一個很「正派」的人，但後來被國民黨抓走了，因此不斷囑咐我不能「碰政治」。而那一位她口中「正派」的人，我竟意外地在白色恐怖受難前輩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中看到了他的名字。原來，他也是一位地下黨。

白色恐怖政治犯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無悔》。 圖片來源：人間出版社

我們該如何理解「正派」與「地下黨」之間的關係？如果這個社會真的與認同「地下黨」的「他們」和解了，甚至是「接納」了這一段歷史，為什麼又會因為當道及其信眾們再次織起一面網羅「中共同路人」與「在地協力者」的大網，而感到理所當然、甚至是在旁喝采呢？

戲劇的最後，那一位孫子對於「匪」發出了來自內心深處的反省與疑惑。但是，這個疑惑應當是屬於現場觀眾的，更應當屬於這個已被「轉型正義」盤據的社會。或許看戲的眾人對受難阿嬤的遭遇，因為義憤填膺而感到同情，甚或是某一種共感，但在內心深層的反共結構裡，卻是那一位孫子的現實翻版；差別在於，「我們」在現實中，又持續著指認「共匪」的當代進行式。

《紅色青春》值得分享給更多人的地方，正在於把主動性和能動性，恰如其分地還給了歷史，也還給了不該只存在於轉型正義口號和刻在人權紀念碑上面的「他們」。他們，不該只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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