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進黨的執政下，「明日的台灣」離「今日的香港」還會太遠嗎？（圖／翻攝自民進黨Youtube平台「dppsng」）

從西方奉行擴張主義以來的數百年間，不管是在歐洲大陸，還是蔓延到全球範圍的大規模集團軍事對抗（如，拿破侖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通常被解釋為國際權力秩序重組過程中的地緣政治衝突。想要避免戰爭，有效遏止地緣政治形勢尖銳化，將武裝衝突轉化為非暴力的和平競爭，全球化所造就的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經濟格局，特別是表現在跨國資本的全球佈局，向來都被描述成為唯一的路徑。但是，全球化本身非但不能阻止地緣政治歷史的重演，更無法解決根植於資源的相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國與國之間在世界市場與資源的爭奪。原因在於，霸權國家總是要把它們自身的利益與制度盡可能地向外推進，直到霸權力量衰退而不得不收縮為止。從「顏色革命」到今日香港街頭的暴力衝突，在在都是霸權國家全球支配體系衰微，在邊陲地區炮製地緣政治衝突的體現。

回顧香港回歸後的大型群眾事件，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明顯的質變過程。群眾運動形式和訴求從和平佔領到反政府暴力抗爭；從定點集會到「Be Water」打帶跑的「都市游擊戰」戰術；從泛民主派帶頭的體制內奪權到去中心化的「無大台」拒絕對話；從訴求「雙普選」的特區體制改革到挑戰「一國兩制」、鼓吹香港獨立的「時代革命」；從訴諸內部施壓到尋求外部干涉。不斷升高的暴力形式，漠視香港居民普遍要求安居樂業的樸素願望，甚至不惜「攬炒」走向他們的對立面的，其目的非關所謂的「民主」與「人權」，而是要將香港問題糜爛化，逼使特區政府宣佈「緊急狀態法」，或挑釁駐港解放軍介入，為西方霸權干涉與制裁提供口實，通過炮製地緣政治衝突來遏制中國發展。

不可諱言，香港問題其來有自，所有的外部因素只能通過內部矛盾來起作用。香港回歸，不是以殖民地民族解放形式來完成，而是大陸當局與前殖民宗主國之間通過和平談判來實現，因此，在「一國兩制」的規定性下，回歸後的香港為了確保主權平穩交接，也為了保證香港的社會性質不變，殖民時期所奠定的社會結構和階層劃分並未受到衝擊。承襲自港英政府殖民地體制的親西方技術官僚和買辦資本集團，取代了殖民統治者撤出後留下來的權力空間，牢牢掌控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資源，形成一個高度依賴精英主導的社會，並且對殖民地秩序有著很深的精神依賴。基本法所承諾的「港人治港」異化為「官商共治」結構，香港居民普遍缺乏獲得感與歸屬感。

特別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香港作為中國大陸面向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窗口的特殊地位衰退，冷戰圍堵戰略下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基地轉移，高新科技產業為深圳取代，以中國大陸為腹地的轉口貿易與轉運港功能衰退，自由港、亞太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市場面臨上海自貿區政策挑戰，本地資本集團面對壓力，不僅從未尋思從產業轉型入手，反而熱衷於在金融領域和房地產業尋租，導致特區財政為地產資本綁架，住宅問題尖銳化、分配結構惡化，香港居民淪為終身替地產資本打工。再加上，香港本來就是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每逢政權更迭或重大事故時，流亡人士和資本的避難所，反中（反共）的思想和情緒根深蒂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也從未執行去殖民化意識形態工程，高等華人的畸形心態尚未根除，整個社會充斥著殖民教育所培養出來的政治領袖、教師、法官和新聞從業人員，將西方普世價值奉為圭臬，對香港居民，特別是年青世代的國家認同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可以說，香港的問題是出在「一國」，而不是「兩制」。所謂「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按照鄧小平的表述：「一國兩制」是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但是，香港回歸22年的實踐更多的是體現在「兩制」而不是「一國」，許多帶有主權國家意涵的治理體系並沒有真正的「回歸」。例如，建立在所有制基礎上的「法權」，以及，由法權所固定下來的「貨幣」（法幣）都無法脫離民族國家印記，是體現國家主權的政治經濟學範疇。但是，根據1982年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第3條規定：「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法律、法令、條例基本不變。」如此一來，香港地區以判例和習慣為主的「不成文法」體系，和大陸以「制定法」為主，「習慣法」為輔的「成文法」體系之間的扞格，就不斷為香港居民非議大陸的司法體系提供口實。

其次，根據基本方針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仍為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地區」；第7條：「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資金進出自由，港幣照常流通，自由兌換」；第8條：「特別行政區財政保持獨立」。然而，貨幣與財稅是政府部門調節分配的必要手段，回歸後港幣仍然沿襲商業銀行發鈔制度，特區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加上與美元掛勾的聯繫匯率，導致特區政府缺乏因應金融貨幣危機的政策工具和調節居民收入與分配能力與意願。尤其是，港英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官僚體系只有行政權，沒有決策權，具有殖民地統治工具的慣性和印記，回歸後也沒有培養因應本土社會變遷和管治危機而做出決策的能力。’97年、’08年兩次國際金融貨幣危機的衝擊，若不是北京當局伸出援手，在國際金融大鱷的貨幣攻擊下，香港早已不復昔日的榮景。

全球化造就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這意味著「敵人」既遠在天邊，又近在眼前。它是一把雙刃劍，而劍柄往往就握在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的手中，它們很少會放過向世界範圍進行戰略滲透的機會。因此，晚近在資本全球化的世界體系下，依託在地緣政治關係方興未艾的「區域一體化」（從市場一體化、貨幣一體化，逐步朝向財政與社會治理一體化前進）的趨勢，並以此為基礎建構出一個「多極共治」的新的世界體系，既是對美國霸權主義擴張的回應，也是歐洲國家作為衰退中的傳統殖民主義國家和中國作為上升中的發展中國家，為了避免在大國邊陲點燃地緣政治衝突的必要選擇。說穿了，就是抱團過關，在和平與競爭的環境下持續發展。

近日，民進黨推出「社會同行，世代共贏」決議文，不過是反覆重申「台灣主權獨立」的自說自話，沒有引起台灣社會的適當關注，卻隱含著民進黨當局對台灣未來想像的巨大危機。「決議文」提到「我們不將台灣的定位侷限於台灣海峽一側，而是以太平洋的台灣、世界的台灣自我期許」云云，說明了民進黨當局對台灣未來的定位，想要從「一個中國」脫鉤，從而融入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體系」國家的戰略意圖。此舉，非但是自絕於攸關台灣安全與發展的「東亞區域一體化（RCEP）」進程，更是自甘作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地緣戰略棋子，加速台灣社會的內部分裂，並將台灣推向社會動盪與戰亂的前沿。可以想見，在民進黨的執政下，「明日的台灣」離「今日的香港」還會太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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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