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15個RCEP成員國經貿部長在視頻簽署儀式上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圖／澎湃新聞）

幾經波折，延宕多年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終於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霸權國家單邊主義肆意出擊的國際環境中塵埃落定。這個由東盟國家牽頭，包含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內的自由貿易區，所涵蓋的人口總數達到22.7億人，GDP總量達26萬億美元，貿易總額9.5萬億美元，均佔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據報導，該協定將消除簽署國之間90%的關稅壁壘，還涉及數字經濟、知識產權、原產地準則、政府採購和行政法規標準化等多項高規格自由化議題，是目前全球涵蓋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自貿區。《RCEP協定》的簽署，不僅被視為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里程碑，也將為倡議中的「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提供可行路徑和前進動力。更重要的是，《RCEP協定》的出台，解除了主要國家對世界經濟是否會走向民族主義貿易壁壘的疑慮，同時為「後川普時代」重新建構全球多邊治理體系提供底氣。

相對於在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已初具規模的「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RCEP所代表的東亞一體化進程，不僅啟動時間較晚，一般來說也不被各方看好。大部分的西方觀察家認為，該地區各自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多元的民族與宗教信仰，不但經濟體量差異懸殊，政治體制南轅北轍，成員國中不但包括像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已擠身OECD的發達國家，也涵蓋像中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發展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更有像緬甸、柬埔寨等低度開發國家，發展落差較大；此外，二戰期間日本侵略歷史所遺留下來的芥蒂尚未排除，再加上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所刻意埋伏的地緣衝突熱點（諸如中日釣魚台列嶼、日韓獨島問題、南海島礁爭議、馬來西亞與菲律賓圍繞沙巴主權歸屬問題…等）迄今糾纏不休，東亞國家要找到一個能夠排除政治障礙，平衡各方利益，包容均衡發展的區域一體化路徑，確實有相當大的難度。

導致西方觀察家對東亞區域一體化做出悲觀論調，還有一個歷史根源。一個區域經濟組織是否能夠真正的起作用，其決定的因素往往是必須先有經濟一體化的實質，然後才有制度化的需要。關鍵在於，作為經濟一體化內在趨力的東亞國際分工，實際上是建立在冷戰時期由美國所一手主導的「東亞集體安全」戰略框架之下。這種在跨區域安全構造的從屬性，往往也決定了區域內國跟國之間，以及區域整體對霸權國家之間在生產結構上的從屬。霸權國家可以依據自身的利益在區域內各國之間決定「生產甚麼、由誰生產、為誰生產、用甚麼方法生產和按照甚麼條件進行生產」等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區域構造。這是一種「中心／半邊陲／邊陲」的線性關係，相較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強調區域內互惠關係的動態網絡結構，扞格不入。他們實在無法想像在沒有美國參與並主導的情況下，東亞國家有實現自主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能。

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非難，並非全無道理。就經驗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通常由經濟體量較大、發達程度較高，享有資本、技術與市場優勢的國家牽頭，通過其與區域內相對弱勢國家的利益折衝來實現，藉以擴大經濟規模，適應外部競爭壓力。但是，唯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卻反其道而行，是由體量較小、發達程度較低的「東盟國家」提出倡議，並藉由「東盟＋3」、「東盟＋6」等多方雙邊協定來逐步實現，反倒解決了區域內國家發展落差所帶來的難題。

導致這種「南北」倒置的現象，既有其內在的結構性趨力，也有來自外部的衝擊，兩者都與上個世紀末美國東亞戰略轉移息息相關。首先，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以後，由於美國在貿易與財政赤字的壓力下，放棄「經濟援助＋遏制政策」的冷戰戰略，轉而採行「貿易制裁＋遏制政策」的新方針，因此以「公平貿易」為口實，迫使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貨幣在美方平衡貿易逆差的壓力下大幅升值，導致勞動力、土地及各項生產成本飛漲，大量將產業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鄰近國家。在這段時期，由於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亞發展中經濟體的著眼點是在於資本效益，而不是商品市場，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通常將其製造流程細分為幾個子流程，然後將這些製造流程按照技術密集、資本密集與勞力密集等生產特性，分別配置在資源稟賦不同的區域內國家，再透過跨國企業的內部貿易來進行交換，形成了東亞區域內的「製造業網絡結構」。

恰恰是這種相對獨立的「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取代了冷戰架構下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依附性產業體系，從而提供了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結構動力。再加上97年和08年兩次金融貨幣危機的衝擊。鑲嵌在「區域製造網絡結構」的東盟國家心知肚明，為了因應來自其他區域經濟體的競爭和日益增長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特別是霸權國家的金融掠奪，任何一個體現垂直分工的雙邊貿易安排已經無法解決問題，只有互相抱團才能過關。歷史經常是以危機來為自己開闢道路。

其次，冷戰結束也使得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國關係，擺脫了過去建立在意識型態對立的基礎上的結盟對抗，轉向尋求一種複和式的區域安全結構，從而改變了內部的互動模式——從冷戰時期居於主導地位的結盟對抗和大國均勢戰略，轉向協商合作與平等對話，尋求建立一個由合作性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所組成的區域安全網絡。問題的解決不再取決於東西方對抗局面的變化趨勢（如韓戰和越戰），轉而在自主性區域安全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理解、友好和合作來尋求地區衝突的解決方案（如「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前者，不僅說明了為何居於弱勢的東盟國家，竟然成為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倡議者和主要推手，也說明了印度作為區域內大國，由於沒能結構在「區域製造業網絡」當中，因此，他在RCEP的協商過程中的進退，只會帶來體量上的變化，不會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而後者，充分表明了，RCEP標誌著東亞國家從大國博弈的地緣政治依附，走向地緣經濟自主化的發展道路，既作為冷戰國際分工體系的結果，也是冷戰地緣政治架構的終結。半個多世紀以來，飽受冷戰地緣政治架構制約的東亞集體安全體系，將由地緣經濟的互利互補所取代，而正式劃下句點。

美國向來將東亞地區視為禁臠，是其鞏固西太平洋霸權的戰略前延。可以想見，美國對於RCEP成功簽署是如鯁在喉。這不僅因為美國作為域外國家沒有參加到該協定的制定過程，更因為美國並不樂見東亞區域合作在世界經貿規則的制定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更何況，東亞貿易一體化的實現，必然帶來貨幣一體化的要求，任何形式「亞洲貨幣結算機制」的出現，都將意味著美元霸權體系的衰微，向來被視為是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幾個主要戰略因素之一。

當蓬佩奧風塵僕僕的奔走於世界各國，兜售與中國脫鉤的「新冷戰方案」之際，東亞國家以通過RCEP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來作為回應，意味著戰後由美國所一手主導的、以環繞著美日安保軍事同盟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秩序，正式轉移到以區域內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為核心的自主性的多邊安排。RCEP的簽署，不僅注定將成為亞洲區域合作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也將加速深化歐盟一體化進程，促進世界格局從後冷戰時期的一元單極體系，朝向一個多極共治的新的世界體系過渡。

一句話，不存在一個沒有中國參與的東亞一體化，也很難想像一個沒有日本參與的東亞一體化，但卻可能出現一個「沒有美國的亞洲」。台灣，準備好了嗎？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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